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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非近期诗歌 霍俊明 作为70后的代表诗人，江非已经由山东的平墩湖背着沉重的行囊和诗歌卷宗去了遥远海南的一个县城——澄迈。苏东坡曾经去过海南，正确的说是流放，那是在1097年5月的一个清晨，苏轼抵达海南的第一站就是澄迈，而在900多年之后的一个秋天，江非也踏上了澄迈这片红色的土地，“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就要把衣服穿得单薄一些/把行李收拾得轻便一些/那么远的路途/就要煮鸡蛋、叠煎饼/准备一些路上喝的开水/就要想到炎热和台风/桉树和大海……要去的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多么荒蛮/苏东坡也曾流放那儿/就要趁着天黑之前/渡过两条河流”（《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我不知道对于海南而言，苏轼和江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对称，我也难以确定这次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迁移对江非的生活以及他的诗歌写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强大的诗歌根系在不停地生长，诗歌的光芒最终会照亮南方岛国的天空…… 当我见到江非的时候，南方的阳光将他明显晒黑了，而南方雨淋使得脚下的道路有些泥泞……亚热带的南方也同时带来了“中年”的气息，“亚热带雨林气候的/岛屿与土地/远处的山峰此时在/光线中收紧着/光亮的皮毛/倾斜，显示着中年的意义”（《歧山》）。由故乡平墩湖到遥远海南的澄迈，南方的雨林和热带水果木瓜、椰子、芒果、香蕉、橘子、槟榔、荔枝在焕发出成熟的芬芳和诱惑时，江非也强烈的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是以渐渐失去的青春和激情为代价的，尽管成熟并不可怕，甚至是带有一种少有的秋天似的平静的美，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注定要开始了，“秋天开始了/这儿的日子变得/有些清凉/下午我有时/会读你写给我的诗/走一段路/去山顶上小坐/天刚下过雨/云是白色的/天是蓝色的/院子里什么也没有/院子里没有高原上的奔流/只有果实是成熟的/木瓜的成熟之美/芒果的成熟之美/光啊，顺流而去的光阴/岁月的中年之美”（《写信》）。而带有强烈的自叙性色彩的《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的诗呈现了一种停留与远足、故乡与异乡、现实与理想、挽留与消失、熟悉与陌生、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强大冲突。那个远行前在寒霜中抚摸蔬菜、小心翼翼的凝视着曾经熟悉的亲人、院落和田地甚至墓地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悲伤、忧戚又希冀的心态刺痛了这个时代为人们所忽略的却异常清冷的清晨，“站在/外婆的坟前/烧一些纸，放一挂鞭炮/磕头，然后站起来/一个人沉默不语/一大片山东乡村的公墓中/只有一个人沉默不语/就要在回来的路上/不想爱情，也没有想到友谊/什么也不想/就流下莫名的泪滴/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在去海南之前/就要在门口上写下这首诗/坐在秋日母亲的门口/写诗/曾在暴风雪中/那些即将冻死的诗/好像喝醉了/写下这首喝醉的诗”。这些带有过渡性质的中年心态和记忆势能的写作带有明显的秋天的质地，而江非这一类型的诗歌如《写信》、《坡度》、《这一年没有陨石》、《弹奏》、《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等都是在秋天的背景展开的。诗人无论是在具体的生存场景中，还是在冥想式的想象的天空里，都不能不面对着残酷时间的考验甚至拷打，记忆是残忍的，而面对现实的记忆更是残忍的，“在一棵桉树的身旁/我发现了一块相似的碎石/尊重丛林的方式/按照时间的法则/我允许它沉默/坚持回忆的斑纹/并在接近前，植入深入的坡度”（《坡度》）。 生存重压下疲倦的江非去海南之后却仍然在夜晚完成属于灵魂、更属于生存现场和时代的诗歌。阅读近期江非的诗歌，我强烈地感受到江非是目前中国诗人中少有的具有顽健的诗歌理想、持续的创作冲动、恒久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诗人。在愈益加速的后工业时代的苍茫而眩晕的背景中，在一个个疯狂的旋转木马旁，江非是一个清醒的命名者，这些闪耀着良知的诗歌光芒是吸收了世事强大黑暗之后的复杂呈现。 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包括江非在内的这些从年龄上绝不年轻但也不算衰老的70后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的沧桑与尴尬，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贴近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纯洁的一代人发着低烧的额头。江非近期的诗歌在葆有了一以贯之的对生存现场深入探问态度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了返观与回顾的姿态，这也不无印证了布罗茨基那句准确的话——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诗人也开始在现实与想象的时间河流中浩叹或失声，“时光/那么美好/好像只有未来/时光多么美好/好像/只有未来”（《河流》）。但是，江非诗歌中的回溯和记忆的姿态恰恰是以尖厉的生存现场和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为前提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这样，生存的尴尬、诗歌的尴尬、时代的悖论、异乡的冲动都在这些带有回叙性质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得到同时夹杂着质疑与肯定的印证与呈示，“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有另一首曾经常/读起的诗/我把它放在右边/靠近广场的口袋/在黄昏，夜色开始弥漫/坐在渐渐不能辨认的/堤岸，伸出的山岩上/轻微地读，倔强地翻起”（《傍晚》）。江非在《傍晚》、《河流》、《冬至过后》、《不可知之兽》、《怀旧的日子》、《歧山》、《坡度》等回叙性的诗中不断设置和强化“另一个我”的声音，这个声音与叙述的声音不断在挣裂的冲突中或决绝或迟疑地对话、磋商、盘诘与质疑。 黄昏退去、暗夜开始弥漫的时刻，正成了以江非为代表的一代诗人的内心图景和写作的境遇。在带有命定性的机遇、境遇和遭遇中，江非在同时进行与完成自我与一代人的尴尬的命运。为什么是江非这样像“鹮鸟”的诗人不断走在异乡的路上，不断在异乡的路上背负着仍然闪光、安静的灵魂和诗歌灯盏，在北方的山脉、南方的雨林的强大挑战面前，以诗歌来维持内心与生存的平衡，“每天傍晚，我都应该把它们带回来/给它们干净的晚饭/或者是/静止的河流/穿过人世茫茫的烟尘/一群白色的鹮鸟/于荒原上/高大，闪光/我要在院子里把它们抱紧/遣散周围的一切/在书架上放好/还给祖先沉默的灵仓”（《鹮鸟》）。优异的甚至伟大的诗人，其诗歌写作的谱系性和根系性是相当明显的，他会在自己的诗歌平原和高地上，不断倔强地种下自己精心培植的诗歌作物，这些作物只在他的领地生长、壮大、成熟，其他的诗人只能在新奇、惊惧甚至嫉妒的心情中来面对这片陌生的作物和土地。可以说，对于江非而言，无论是平墩湖时期，还是现在的海南时期，他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和谱系性仍然在继续，就像强大的根脉在顽健地蔓延，这就是同时代甚至前此诗人少有的个人化的命名方式和尖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这种能力让他在当下的诗歌海洋中成为一座崛起的岛屿。江非所面对的首先是，仍然是寥落的异乡的夜色和无尽的车站、公路、铁轨、城市、旅馆、菜市场，这成为江非这一代人带有精神挽歌的必然场所，甚至是起草“一代人的起诉书”的祭台与法庭——“我们用一条红领巾吊死墙上那饥饿的虫子/从相册中向外剔着身高、属相和暴雨/我们给萤火虫盖好棺材，喂上最后一片苜蓿/给河流投上最后一票，不是让它当选/而是扔进一台正在发烧的机器”（《致哀》）。江非的这首诗《致哀》可谓是对一代人的成长“尴尬”及由此而来的精神焦虑的悲壮总结。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代人都生长在自我的焦虑和阴影当中，但是，我们在纵观前后几代人之后再来考证江非以及其它70后这一代人，却发现，“尴尬”作为一个思想特征来得到必要的强调，已经没有比用在这一代人身上更合适的其他代际。江非的诗歌是纯净的，也是晦暗的，这种奇特的两种质地糅合的性质成就了他诗歌的个性，而这种诗歌个性的塑成与其特殊的观照时代和生存的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为什么江非的身上同时呈现出先直面时代的先锋精神与独自冥想的古典情怀的原因，这在《致哀》、《路基下的马》、《后饥饿之歌》、《我们在黑夜里织一块布》、《去海南就要有去海南的样子》等诗中都有着相当典型的呈现。江非更像是一匹白马，在飞速的奔跑中试图提前看清这个时代的迷雾，而在奔跑的同时，他的目光又不能不在黑色的工业霉味中投注到渐渐模糊的往日事物和乡村、院落、河流、土地、坟墓、植物等这些略显老旧的事物身上，“在一列减速的火车上/我看见那匹灰色的马/路基高高地耸出/它站在一块干净的田里/周围布满五月的菟丝/我想那时/我对它一无所知/在绿意间的空隙/有一片空地/刚好容下弹起的马蹄/火车经过的刹那/它是在转动脖颈/扬起幽深的眸子/与天穹对视/它停在那里，身上的鬃毛竖起/空地自一片乡间墓地/神秘地伸出”（《路基下的马》）。而《我们在黑夜里织一块布》中强烈的历史意识、现场精神、自我盘诘都构成了强大的力量撞击着这个疲软时代的夜晚，“但我们还是没有看见那块可以/做成旗子的布/我们的心里/只有一块失败的布/伪造的布/最后是织布机坏了/织布机/这个一到天亮就要死去的叛徒”（《我们在黑夜里织一块布》）。 我从不讳言我对江非诗歌的喜爱，因为在一个诗歌无比浮躁和虚饰的时代，他是能如此强烈而长久地撞击我的灵魂。南方，这个岛国一个诗歌的岛屿正在上升，顽健的诗歌根系正在倔强的生长、壮大…… 2009年2月15日夜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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