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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从听众席上站起 ——当代诗歌教育的困境与尴尬 霍俊明 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 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因为这个时代遮蔽存在因而隐藏存在。 马丁·海德格尔 中国，这个古老而荣光的历来重视诗教的诗歌国度，却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诗歌教育的现状显然决非令人满意。1999年以来的《星星》诗刊和其他媒体对中国目前的诗歌教育和教材问题进行了持续、热烈而冷静的讨论，诗歌教育问题提到了前台。考量诗歌教育令人焦虑的现实其成因是十分复杂纠结的。 中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尽管一贯倡导和标明是素质教育，但其实仍是名副其实的应试教育。 在中考、高考中诗歌所占分数是相当微乎其微的，受其影响诗歌在中学教育中只能是沦为几近忽略的可怜装饰品。在150分的高考试卷中涉及诗歌的部分仅限于一些字词填空，名段名句、分析修辞手法，要学生分析描写了什么景物，用了什么表现手法，体现了什么思想等，而且分数不高，一般是三至五分，1998至1999年仅为6分，2000年为9分。这只能导致在现行的教育中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而必然忽视诗歌不可替代的美育功用和陶冶性情的效用。中国的教育在长期的惯性势能当中，形成了“重意义，轻审美，重教化，轻艺术”的粗鄙化的教育观，这也势必造成学生对诗歌的审美感受和艺术感觉的敏锐和捕捉力严重弱化、老化、钝化、退化。众所周知在高考中，作文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可是，在翻阅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二十多年的高考作文试题之后，我不得不说出这样一个事实：面对最能体现一个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诗歌写作，高考作文只要不是命题作文，出题者就会注明，除诗歌外体裁不限，这种对诗歌的拒绝和忽略只能使学生和老师对之敬而远之。记得一位著名诗人曾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去写诗，他便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既然诗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生命如此重要，既然我们国家一向自诩为一个诗歌的国度，那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在考场上做诗？”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从1999年开始出现的、为许多人所欢呼雀跃的“作文改革的新里程”的话题作文对诗歌显现出了某种松动的状态，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实现文体的充分自由，三大样式的模式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在记叙和议论两类样式上无限制地膨胀起来。很多喜爱诗歌的中学生以为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但很多考生因为写诗而被判不及格做出了并非轻松的回答。事实上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和评分操作的巨大差异性，教师、学生、家长、评卷人对诗都心存芥蒂。尽管在2002的高考中，陕西18岁的吴斌以209字的诗《无题》获得满分，看似令人欣慰也似乎使人看到了教育改革的一线曙光，但是据统计，在2002年高考中20多万名陕西考生中把作文写成诗歌的仅有4人。 那么与考试相关作为传播媒介的教材自然也对诗歌，尤其是新诗采取了相应而长期的忽略的态度。小学课本曾经很长时间根本就不涉及新诗，在九年义务教育初中6册课本中共有诗词45篇，新诗仅为9首；尽管各省都推出了自己的语文教材，但基本上对二十世纪的新诗普遍采取漠视的态度；仅管高中语文课本试验修订本安排了新诗一单元，古诗两单元，但是新诗比重仍很低，老师普遍对新诗的认识存在偏颇，学生也很少阅读。而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诗歌部分也基本是古典诗词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竟然只收入一首艾青的新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有些院校的文科专业根本就不开设“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并且目前的理工科专业也在大幅度削减《大学语文》课程。而各种课本选入的寥寥几首新诗也几乎都是政治色彩浓烈，时代印记深刻，直抒胸臆浅白直露的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作品。对作为关键环节的知识传授者教师而言，他们普遍也读不懂新诗，即使所谓讲解赏析诗歌也是照搬句子结构，段落大意，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家生平，断章取义，望文生义。而诗歌恰恰是文类中最隐晦的话语方式，是散文的语言无法完全转述的部分，“诗歌并非不可理解，只是不可解释”。而学生在这种无聊乏味的诗歌教育中，对新诗基本上都产生了审美迟钝，对诗歌的理解也只限于分行排列，押韵，抒情之类，这也是在90年代初期汪国真、席慕容流行校园为广大学生接受的原因，而这些诗人煽情的、箴言警语、泛滥抒情的青春期诗歌作品只能是流行歌曲的翻版和临时替代品，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萨特所说的奇怪悖论式反讽，“赢得的是读者，失去的是诗歌。” 教育界普遍认为新诗 “朦胧”、“古怪”、“难懂”，不可否认这与某些诗人因平庸而导致的难懂有关，但这更多不是来自于诗歌文本自身，而是长期的通俗化、大众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倡导，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的简单思维模式造成的明白易懂和直截了当的宣告以及简单化比喻造成的。这极为有害地愚化和钝化了大众的审美思维。这种贫困、偏狭、陈腐、僵化的公众阅读期待和低下的审美标准造成了对现代新诗难懂的隔膜和误读。长期的古典诗词教育造成对现代新诗的隔膜，而普遍的现象是教师和学生都用古典诗歌传统和特色来框定、解读、评价新诗，而事实上新诗自身的传统和特点恰恰与古典诗学是很大不同的。中国新诗或曰汉语新诗的传统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探索、建构和创设自身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具有自由、活力面向未来，持有延续性和可供传承性的诗歌样式、诗学形态、诗学问题的具有丰富性、宽容性和延展性的动态功能的诗学范畴。 其实诗歌教育的困境和尴尬还与整个时代语境密切相关。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降，在科技图腾、物欲霸权、感官膨胀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用主义的商业浪潮中，社会、学校和家长都无疑是在为培养实用型、效用型的“人才”而努力，学生参加各种培训班，而却恰恰忽视了对学生心灵的培养和润化。在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为主导的今天，社会和教育普遍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人文科学。 杨振宁就认识到“科学和文艺是一个钱的两面”， “如果一个大科学家不懂点诗歌不算一个完整的人。” 现在的中学生学习压力很大，需要缓解，而多媒体迅捷的读图时代，读屏时代用漫画、摇滚、暴力凶杀色情片和各类弱智疯狂的游戏填补塞充进学生的大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存在一种学生和诗歌之间很微妙的悖论关系。一方面，从整体程度来看，中学生和大学生对新诗所知甚少，对诗较为生疏、冷漠；但从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诗歌尤其是新诗的，他们与诗歌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隐秘、对称的契合的精神维度。他们是一个充满想象、浪漫、唯美、有希冀有憧憬的群体，他们拥有对庸常现实的一种超越意识，诗歌与他们的精神需求存在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他们从本质上与诗歌精神底里更为接近。所以，从本质上讲学生是很需要诗歌的。在浮躁的全球化的数字时代面前，在越来越麦当劳快餐化的今天更需要我们接续延绵已久的古老诗教传统，因为“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布罗茨基语）只有在文化和诗歌的传承中，才能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永远有人在倾听诗歌，在与传统对话，与未来交流。正如诗人王家新所说“诗歌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诗歌，更是为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未来。”对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渊源流淌的民族的未来发展而言，也许没有什么比诗歌更容易进入学生在乏味的应试教育中的日益浮泛、浮躁、僵化的荒芜内心的了。我们长久地抛弃诗歌，那么我们也最终会被优异的诗歌精神禀赋所遗弃，并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在诗意充盈、浸润、滋长着缪斯园地里，一代代的青年学生会将我们的文明财富保存、承接、创设的更为完美，而决非像现在青年学子面对时代，面对诗歌，面对内心，失去应有的青春活力和敏识的判断能力，成为大浪淘沙中不会思考的芦苇。 最后，还是让我们在非诗的时代铭记孔子的警告——“不学诗，无以言。” 地址：北京西城德胜门外黄寺大街什坊街2号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霍俊明 （100011）hongshailibai@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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