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 身体性诗歌写作论议 | 诗歌评论专栏 | 诗生活网

置身于宁静 2022-05-24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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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敞开的欲望诗学

——身体性诗歌写作论议

霍俊明

摘要：身体性诗歌写作已经成为了唯技术唯感官时代的神话和难题，对身体的发现与重新命名显示了进步和困境并存的时代场景，当下境遇的身体写作普遍存在对身体真正意义和内涵的误识。在身体性诗歌写作中，身体和灵魂是诗歌和人类个体飞翔的合理性依据。

关键词：身体性；诗歌；女性诗歌；下半身写作；肉体；

灵魂必须学会，爱情

属于我们的胸脯

肢体的爱的志同的，

每只高贵的野兽都一样。

如果灵魂瞧而肉体触，

哪个是更爱祝福的？

——叶芝《夫人的第二支歌》

引言：并非轻松的开场

身体性诗歌写作已经在这个物欲霸权、感官膨胀的技术图腾的喧嚣时代成了一个问题。梅洛·庞蒂的“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似乎成为当下时代境遇最为恰切的象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降，在物欲和情欲开始奔涌和泛滥的暧昧背景下，诗人开始在古老而温润的古典农耕庆典的挽歌中放弃一切作为生存和写作的所谓“合理性”依据。当一切外在的理想、意义和价值都破灭之后，或许，肉体、身体成了惟一的真实。诗人和世人开始了一个时代的疯狂身体狂欢和肉体的加冕仪式，并把自身的放任自流转变为一种激烈而不无偏执和自恋的投身于物欲和感官欣快症的行动，高邈精神的乌托邦在黑色的春天粉碎、破灭，诗人则企图在快感中建立起一个身体的乌托邦神话，一种所谓解除禁忌的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性狂欢。可以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诗人伊沙鼓吹的“一种性感的写作，一种身体在场的写作”，此后继起的《下半身》诗人则干脆将身体作为诗学圭臬和唯一的放纵的关键词，诗人于坚也曾在此前将“身体性”视为诗的要义之一。“90年代中国诗歌”已经翻页，更年轻的“70年代出生诗人”，就像自然波浪运动那样被推向了潮头。当崭新的诗歌势力紧紧围绕“70年代”展开，人们发现运动的手段依然在商业时代写作仍是那么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时间：2000年6月。地点：北京。以76年出生的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诗歌团体借势成立。因为年轻，因为荷尔蒙，因为力比多，大有巅覆一切横扫诗坛并在“70年代”诗人中重新洗牌的火药味企图。

不可否认，二十世纪中国的诗歌进程是在一次次外在的社会运动和诗学运动的双重激荡中转换完成的。我们无疑要感谢运动因为每次运动都多多少少倚重和强调了诗歌的革新精神；但同时由于运动的过于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直奔主题的莽撞和仓促导致每次运动都多少对诗歌的审美尊严进行了冒犯和僭越，把诗坛当成了另一个名利场甚或战场。纵观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提供给中国诗歌艺术突变和美学提升的机会其实少得可怜。时代革命狂潮的席卷，非诗的他者化（other）膨胀远远僣越了汉语诗歌自身的诗学框定和想象。新时期以降，诗人们似乎真正懂得了“功夫在诗外”的古老要义，心理偏狭，好出风头，抢占地盘的江湖习气指引着他们的狂躁的权力化运动。在九十年代后期凌空蹈虚的天空性质的乌托邦抒情成为诗人最后的“偶像的黄昏”，唯技术唯感官的时代在欲望的天空下催生着诗歌的一个可能性的成长——诗歌与身体的关系成了最重要的时代命名。更年轻的诗人们早已按捺不住，他们跃跃欲试地宣布：“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1] “好日子就要来了。”[2]毫无疑问，“身体性”在诗歌写作中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事件，不管身体性诗歌写作的到来是否仓促是否具有合理性，“身体性”都不可避免成为我们此下时代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词语。

远非福音与末路：身体性的合法依据寻求

身体性诗歌写作到底是诗歌的圣经、福音，还是诗歌的末路和墓志铭？

对身体的崇拜，原本是古老人类文明的伟大而自由的传统，在古奥林匹克运动场上，人们赤身裸体走向竞技场，展示力与美。身体成为人类早期确证自己征服外在力量的实体性存在，身体也成为人类生存的最终秘密的合理性依据之一。然而在中世纪，神权压倒人欲，禁欲遏制身体。在伟大而磅礴的文艺复兴时期，身体形象和尊重再次作为人的自觉和自由权利被文学艺术所讴歌赞咏。尼采在他的时代用“上帝死了”的怀疑精神维度对权威和禁忌进行了不可替代而又必将到来的时代挑战。伴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后工业时代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日益强大，身体/灵魂，欲望/禁忌的二元对立状态的城堡瓦解，式微。弗洛伊德旨在强调性原始本能的快乐原则的精神分析，他在《自我与本能》中进一步指出：“自我首先是一个肉体的自我，它不仅在外表是一个实在物，而且它还是自身外表的设计者。”[3]福柯和马尔库塞对性话语和身体快乐精彩而独到的分析似乎都确认了身体的合法化，也正式开启了身体在艺术和诗歌中的合理依据途径。1916年—1924年，“达达主义”席卷欧洲，五六十年代嚎叫中的“垮掉派”诗歌振聋发聩地敲打（beat）着身体和诗歌。

“身体”范畴所涉及的并非简单的肉体的快感，而是人的情感、欲望、快感、力比多、荷尔蒙、无意识、潜意识的综合所指，它最终指涉于理性的反叛和作为社会主体性的人的最后解放。但是也不可否认，身体最终也无力、也无法挣脱解放过程中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的牵制与羁绊。比照西方，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蔑视身体，轻视生命的巨大传统，当今天我们企图打破这个传统，并让身体在诗歌和文学中合法化并且有所作为，决非一件易事。这也许正是身体性诗歌写作出现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不可忽视压抑身体和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伤害。在中国的身体发展历史上，一直都有一套令人窒息的压抑破坏贬抑身体的机制，在长期的阉割（男）、裹脚（女）、酷刑、政治批判，思想改造，下放下乡，洗脑运动（附带着身体折磨）道德谴责，游街示众，株连九族折磨和浸淫下，它们无一不在时刻提醒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才是第一要义，身体不仅无足轻重而且是罪恶和欲望的策源地，本该受到忽略，约束、压制和审判。这种极端偏执的集体无意识只能导致整个社会都过着黑暗的身体生活，它的直接后果是，助长了身体的畸形的、变态的、窥视的、赏玩的阴暗品性的恶劣而不可阻遏的长期发展，在此过程中身体的空间和自由品性消失殆尽，身体成了个体可笑的禁忌与革命对象。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身体要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黑洞，干脆回避，不去谈它；要么就是一个纵欲、赏玩、滋生阴暗心理的温床。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身体的意义只能被扭曲，被蔑视，被压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革”是对身体的最大禁闭和迫害，“文革”期间全国人民都用肥大的军装和粗笨的深蓝制服把身体封闭掩蔽起来，“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潜台词是“狠斗'性’字一闪念”。当年的裸体模特风波和波及全国的批判和争论就印证了身体要在那个时代获得合法性是何等艰难。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批示：“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人的身体被机器化，异化，他者（other）化，人成了政治的制度的运动的工具。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承认人是一个有“欲”的身体性的人；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更是直接把幸福和忧患都看作是身体性的。然而到了封建统治紧锣密鼓的时代，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彻底地否认了身体的实体性意义和价值，残酷地以虚假的意识形态神话寻找灭绝身体的幽雅而“高贵”的借口（“杀”、“舍”），以牺牲身体的“重于泰山”来成全“仁”“义”——规范、权力、道德、意义、价值，在巨大的规范下，身体的存在成了非法和卑劣的边缘实体。与之相应中国诗歌历来是倚重“诗言志”传统的（尽管有“诗缘情”传统，但在政治和权力的胁迫下日渐式微，尤其是在二十世纪） “志”（抽象的说教和思想）取代了“诗”和“情”（“情”与身体的感知体验自然是最亲密天然的），从此身体的切实存在和身体对自身和外物的感知被强大而虚无的规范遮盖藏匿消隐。诗人于坚说，“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得一志。（大诗人是自成一体，小诗人是自得一志，所谓“表现自我”）……诗并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诗自己是一个有身体和繁殖力的身体，一个有身体的动词，它不是表现业已存在的某种意义，为它摆渡，而是意义在它之中诞生。诗言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语体，它是母的，生命的。体，载体，承载。有身体才能承载。犹如大地对世界的承载，生而知之的承载，诗是这种承载的一个转喻。没有身体的诗歌，只好抒情言志，抒时代之情，抒集体之情，阐释现成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巧妙的复制。我理解的诗歌不是任何情志的抒发工具，诗歌是母性，是创造，它是'志’的母亲。……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汉语新诗，就是一次诗言体的革命，它革的是体，要创造的也是体”。[4]身体在二十世纪革命与诗歌的双重否定和忽略中成了人类个体最惨痛的事实，写作成了“传声筒”和“留声机”，诗人在由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的大众化的转换中丧失了个体主体性和最基本的身体体验和身体性存在，诗人丧失了自我，真实的身体细节和感受成为时代和诗歌的双重虚妄，一切都以图解政治教条或者统治者意志为使命。在奔向革命和运动的虚幻不可知的远景中，在死亡的黑色阿基米德点上，狂热的卡理斯玛（charisma）迷乱气息给人附加了事物和身体之外的种种意义和不可动摇的永恒价值，在巨大而空无一人的集体和众人面前，身体的存在和个体的声音被众口一声的颂歌、战歌所无情吞没。个体的短暂生命行迹的最大事实——身体存在——被忽视，身体的惨痛与真切体验被遗漏，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红色经典要义下，诗人和世人追求永恒价值和伟大意义，在身体生命不可能永存的前提下追求所谓精神的不朽。政治和意识形态词语取代了身体和生命的感悟，外在的无名的强大势能将诗人扔进巨大旋涡的离心中央，失去自我，忽略身体，遗弃感知成为了时代荒诞可笑的事实。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瞠目惊心的事实——我们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自由的自己的，写作时赖以感受、凭借、以及最终要抵达的身体，却在长期的非正常话的诗歌和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被宣布为非法化，人和诗歌的最后自由被暴力无情放逐扼杀。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活的、经验的身体不在，写作将如何真实地进行？在中国身体在生活和诗歌文学中的长期遭压抑的状态导致对身体妖魔化的偏见，当上个世纪在女性和男性诗人们（当然更有小说家等）一起举起身体性写作的旗帜展开迟到的解放身体和追寻自由权利的时候，真是一件使人振奋和高兴的事情。但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既然谈论身体（确切说是身体性）就必须廓清和界定何谓身体性？身体性是否与肉体的性和力比多原始冲动等同？在此有必要廓清身体与纯生理学意义上的肉体的关系。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把身体分为五种类型[5]——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他同时指认只有当身体被视为生理的、医学的、解剖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可见肉体只是身体的一个层面。即便像棉棉这样具有叛逆精神的作家，当有人问起她关于“身体写作”的问题时，她的回答也是：“我想这'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6]那么以此衡量当下的所谓身体性诗歌写作，我不会草率排除真正意义上对身体性的深刻考量和体验的优异而重要的诗歌写作，但令人不无遗憾和汗颜的倒是另一番情景——单纯夸大其辞一味满足生理学肉体快感的平面化写作倒成了一些诗人的口头禅并且粗暴而蛮横地割裂、拒绝和悬搁任何自然、社会、文化、历史、意义的合法性，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肉身化写作并非是真正的身体性写作。如果以约翰·奥尼尔对身体的划分作为参照，诗歌写作当然是不可能排除身体性，也即意味着身体性是诗歌写作和人类生存个体的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之一，“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7]同时又必须规避一个误识——弱智地将身体性诗歌写作作为诗歌写作新时代的圣经和天堂。归根结底，身体性是诗歌写作的一个材料和语言表达问题，关键在于诗人是在什么意义和深度广度上来言说身体性的，身体性在诗歌写作中既不是诗歌的福音也非诗歌的末路。

如果我们在广义上来考量和厘测诗歌写作，身体性几乎成为几千年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事实（尽管身体一再恶毒地遭贬抑和排斥，可以说魏晋时期是诗人身体真正发现，真正自由和放纵舒展的时期），身体性体验成为诗人在与语言、世界、生存的临界点上审视和认知世界的必要方式。众所周知，诗歌的语言是最为精粹、聚合不可为散文化和日常语言所稀释、转述和取代的诗性话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诗歌语言是难以言说的情感、经验与事物的事实基础，是对身体性感知的经验命名和对生存现场原声的应答和照看，是人类生存个体的身体性感受与经验性表述的最为真实性的依据。就诗歌语言与身体的关系，即使是一度偏激的尹丽川也说出了几分事实，（尽管在实际写作中可能与她说的并非十分相符合，）她说，“身体和文字之间，既有亲属关系，又有鸿沟。没有身体感知就没有'我’的存在。身体和文字，就是心和头脑的关系，似乎不远，但还是触摸不到。我们的身体当然是文化的身体，强调身体本能，所为的也是文化上的意义。但我考虑不了那么多，具体到文字上，我的态度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有感而发。这个'感’是一种具体的感，是'我’的感，而不是泛泛的空洞的、或是他人告诉我的感。” 诗歌扎根于灵魂之中，也附丽于身体，并通由个体性的身体感受、发现和命名。诗歌是灵魂和身体的双重飞翔。灵魂和身体是不能被简单割裂和置换的。如果灵魂无视肉体，那么精神的维度是可疑的。基于此，诗歌和宗教是玻璃界面的两极。在宗教中，灵魂必须以飞离和提升的形而上状态脱离身体，而身体也必将处于教义和规训的贬抑状态。灵魂在与个体分离之后，语言成为所谓圣洁而宏大的象征谱系——上帝，圣杯，羔羊，十字架，火焰，玫瑰。而这恰恰是对人类个体和诗歌世俗权利的忽视。在本质上诗歌既是神秘的又是生存的，灵魂以身体的在场而现身，因而在此意义上，与其说诗歌是世界性的，天空的，毋宁说它首先是个人的，生存的。只有这种诗歌才洞彻和照亮了同样处于另外的具体时空中人们的处境和灵魂，实现一种普遍的、沟通的意义。没有所谓的“纯粹的灵魂的语言”，灵魂总是具体的、带口音的，诗歌的语言从活人的唇边滔滔流出，其中必定夹杂着许多特定的方音、俚语、俗语，个人身体的语言或与身体（时空）有关的语言及象征。

当我们回溯当代中国汉语诗歌写作的事实，朦胧诗人芒克，多多，严力，顾城，第三代诗人中的他们，非非，莽汉，90年代的女性诗歌（当然包括极端的“下半身”诗歌写作）均不乏“身体性”的迹写。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身体性写作突破了诗歌素材“洁癖”神话，对长期的禁忌进行了可贵的消解和规避，打破了纯粹形而上精神乌托邦的一定意义上的虚幻和无依感，在对生存现场的经验表述中，生活细部的纹理和对身体性的张扬成为一个时代进步和诗歌进步的声音。身体的狂欢对日常真实和庄严性进行了嘲讽和戏仿，揭示了现实中庄严之物、法典和权力的可笑性，也不可避免显示了世界生存的游戏性色彩。

远非纯正的诗学偏颇：身体性诗歌写作的误识

当下的诗歌写作中的身体性成色并非那么充足、那么可信，很大程度上一些自我标榜身体性写作的诗人将身体偏狭化，政治化，事件化，将性和肉体快感作为身体经验的至上的唯一和全部事实，这种将肉体快乐等同于身体的多层次的感受的危险倾向，无疑，对正常的诗歌写作造设出巨大的黑洞旋涡，如果不得以及时纠正，这种危险性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肉体是身体最重要的基本层面，肉体是人类个体感知自我与外界的重要事实和依据。面对身体的写作不可能不面对肉体。“我们的经验（需要得到反映）……靠我们的肉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靠我们的整个自我存在于真理之中。”[8]而特里·伊格尔顿甚至更为激昂地说，“对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9]但是当下的身体性诗歌写作中存在将肉体经验作为诗歌唯一素材的恋物狂倾向。贬抑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戕害和僭越遗忘，但把身体武断的简化为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和侮辱。刘小枫在《“用身体信仰”》一文中说，“作为生活原则和精神指南，身体理念究竟意指什么？它决非仅指单纯的躯体而已，身体理念包含感性之维和大地之维。所谓'用身体去理解’，标明的是一种生活和思想取向：走向感性、贴近大地、肯定爱欲。”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无限膨胀泛滥，一种身体暴力（又一种可怕的权力）的狂欢美学和快乐诗学被疯狂而突进地建立，我们应该注意这种事实——这些诗歌写作最大限度说出了诗人想象力的丧失和对世界包括身体命名的贫血和乏力，诗人在肉欲的旋涡中被肉体中的欲望细节和快感所困厄，最终导致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极其狭隘神经质的文学欲望学和龌龊的肉欲乌托邦幻想（近于意淫）。肉欲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暴力、文化、革命一样是一种权力——能够再度阉割和取消身体，能够再度歪曲和简化、丑化、异化和妖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是可怕的令人惊悚的。身体在革命与政治中被阉割，蒙蔽，消解，而当下身体又有被肉体专制取代和奴役的新的危险性。“在私人领域他们受身体（和心理）的专制驱使，在公共领域也永远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所为。”因此，作为写作上的行动者，他需要勇气，需要克服身体专制的力量和勇气，否则，“极有可能，那个在他人眼中清楚无误的'人’，对他自己而言却隐而不现。”[10]

沈浩波等人（沈浩波、盛兴、李红旗、南人、朵渔、巫昂、尹丽川、朱剑、马非等9个生于70年代的所谓“下半身”的中坚）的“下半身”诗歌无疑是这种新一轮肉体专制（其实这种专制也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一些诗人，包括一些女性诗人的写作中）的极端代表。沈浩波于2000年7月，炮制出《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提出诗“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这其中具有双重的策略和考虑。当朦胧诗在激烈而持久的论争过后，更年轻而无畏的诗人们在“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呐喊和诗歌大展中，超越和反叛朦胧诗似乎成为历史的必然，当韩东提出诗歌“从语言开始，到语言结束”，于坚提出“拒绝隐喻”而沈浩波提出的“80年代结束了，诗歌真的只到语言为止吗？不，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诗“从身体开始，到身体结束”无疑其目的是对这些诗歌的统统消解，试图将身体作为诗歌表现的合法现实的命名和标榜，而沈浩波对身体的看中在另一个向度上无疑暗合了身体解放时代的要求，这对于诗歌写作中身体表现作为最大的禁忌，身体体验被革命运动咒语所掩盖的长期事实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沈浩波等人的危险和偏颇在于他们在使身体在很小意义的面积上找到身体的同时，急切而功利的对欲望的奔走却恰恰使灵魂受到忽略和沉沦，人的灵魂比身体更无知盲目也更卑贱而不值一提。他们用“下半身”的写作反对“上半身”的尊容。他们不是说：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只有找不着身体的人才去抒情。且让我们看看“下半身”诗歌社团的宣言：

第一：诗歌写作是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追求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

第二：诗歌写作遵守快感（广义）、性感（狭义）原则；

第三：诗歌写作直指形而下日常性在场状态；

第四：游戏“段子”为言说特征的后口语。[11]这些诗歌带着先天性不足的大脑麻痹的集体无意识综合病症，在泥沙俱下的网络诗歌的产床上这个早产的诗歌弱智儿童，在网络的炒作下无知无畏超低爬行至今。虽然沈浩波的“下半身”诗歌及其理论，在诗歌学理上，无法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人以及90年代先锋诗歌相提并论。但是，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把一直以来的中国社会对人性和身体的压抑的铁板弄出了缝隙。但显而易见，肉体，流俗，下贱，戏谑，快感，高潮取代了精神，诗性，意义，命名。并且以“下半身”为首的诗歌写作其最大弊端还在于在将身体作为合理性依据的同时宣告其他写作方式的非法化。这无疑是集团化、帮派化、江湖化的野蛮立场和诗坛老大架势，如伊沙所说，“我这里所谈的'组织’是'流派’、'集团’的调侃性表述，据我所知：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个'流派’——'今天’；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上千家'流派’（有质量的几十个），'非非’、'他们’、'莽汉’、'海上’是其杰出代表；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只有一个'流派’——'知识分子写作’（缘起于《倾向》）；2000年至今，中国大陆只有一个'流派’——'下半身’（缘起于《下半身》）”。[12]当有人将“下半身”诗歌宣言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的时候（阿斐《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上空间》，《诗江湖·网络诗歌年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我们剩下的只是苦笑？

这些极其偏狭而偏执的带有精神病房气息的诗人将性作为身体的全部，表达原始欲望冲动，使诗沦落为到肉体结束的可怪而可怕的事物，诗成了毫无节制纵欲过度的荷尔蒙冲涌与泛滥的叙事。人在动物的层面上离不开性，但性决非生活和身体的全部，性本身既不高贵也不低下。弗罗依德的“泛性论”和中国传统伪道学的“意淫”对这些极端的肉身化写作（离真正的身体性诗歌写作相去甚远）影响（是危害吗？）颇深。弗洛伊德将一切归结为性未免太过于神经质，这种带有敏识和偏激的见解导致一些精神分析家和诗人，尤其是女性诗人把一切凹形圆、洞（花朵，杯子，洞穴，水湖，嘴巴）视为女性特征，而把一切长形，柱状东西（树，钢笔，塔，剑，筷子）看作男性特征，这种性的泛化却大大缩减了性的合法性，导致性的教条主义，而以“下半身”为首的诗歌写作不仅在“意淫”的假想和冲动中将性尊为诗歌唯一的合法性依据，而且使性在诗歌题材上透支了优先的“道德”优势，取消个人与人性以群体口淫的无效狂欢而导致中国诗歌的身体神话与身体乌托邦，在身体这个问题上，作家和诗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陷阱。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下半身”的诗人们所创造的诗歌的肉体乌托邦，同样有自我复制的嫌疑和自我毁灭的危险，正如萨特所说的奇怪悖论，“他们所赢得的，正是他们所失去的。”并且，在许多的时候，他们（“下半身”诗人）都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暴的简化和暴力驯服——到最后，身体被简化成了性和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和欲望的宣泄器官。让我们领略一下这些诗人的作品题目：《我的下半身》、《吃冰棍的女子》、《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肉包》、《压死在床上》、《奸情败露》、《干和搞》、《谁把我弄醒》、《是谁把一个女孩变成女人》、《把爱做干》、《伟哥准入中国市场》、《性生活专家马晓年与特邀主持人孙岩》、《我们拉》、《打炮》、《给杂种》、《郊区公厕即景》、《新时期的祥林嫂》、《挑逗》、《朋友妻》等。在“下半身”的主力网站“诗江湖”里，我们读到了太多松弛拖沓激素突出的快感话语，肉体的分泌物，过剩的荷尔蒙，泛滥的后口水……说到底，这不过是对肉体（被简化的身体）的一次肤浅表层的欲望展览。我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那些女性诗人总是把身体理解为闺房（黑色房间）细节？为什么男性诗人们也总是把身体理解为做爱、上床、妓女和手淫？可能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13]难道这就是诗歌要回归的身体性？在沈浩波等人的所谓“性解放”，“男人露出他的把柄，女人显出她的漏洞”的大放厥词和厚颜无耻中对性的紧张感和自诩为“圣战士”，自虐为“流氓”中显得那么神秘兮兮和神经质性的封闭、陈腐、封建。这种土鳖状的性观念导致在当下的身体性诗歌写作中，存在将身体无限扩大、夸大，将身体作为所谓反抗意识形态的唯一现实和事实，在这样类型的身体性诗歌写作中，肉体和快感成为另一种语言的流涌，呼吸，排泄和分泌，语言和诗歌成为他们躯体挥霍殆尽的另一中过剩体液。强大而盛大的肉体狂欢圣宴和暧昧难名的赤裸吧台使诗歌和灵魂成为双重的缺席以及命名的乏力和短路。在“泛政治”，“泛权力”意义上却并未真正发现身体，回归身体，而是残酷而不自知地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性意义，内涵和价值。肉体作为反抗权威的象征性符号，被用于快感叙事，极容易沦为休闲商品。詹姆逊对这种沦落表示了担心与忧虑并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此时的虚假快感很可能变成社会消费的内驱力，因此他强调，快感必须“被作为总体乌托邦和整个社会体系革命转变的同一且同时的形象”，即身体快感的意义，必须契合意识形态逻辑和具体的社会原则，这才是身体的辩证法。“下半身”的出场，徒有身体的快感，而不具备写作的社会学意义，诗学本体和语言的创设和命名它都无力承担。它只不过是中国诗歌领域内的恶俗的色情小段子，是展览者和察看者躯体与躯体的一次相互奔诱，一场拙劣的文化施暴，一出意外的江湖闹剧。从存在本体论上讲身体蕴涵了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秘密，就如萨特所言，“我的好处在于我有眼睛，头发，肢体……并坚持不懈地慷慨而无度地把它们奉献于他人要使自己自由地存在的坚持不懈的欲望。”但是在简单化的将身体等同于色情和性以及性腺激素的力比多冲动的趋向使诗歌呈现为对欲望合法化纠偏之后的扭曲性的极端夸大缩减着身体写作的真正意义，快感的失控，力比多的失调，迷乱的，不堪的，官能欣宽症的，偏执癫狂的神经质的奔涌不仅作践了诗歌也作践了身体自身。

女性诗歌写作：镜像中的身体飞翔与困境

谈到身体性诗歌写作不提到女性写作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在革命和运动中女性在拯救/被拯救，伪名/正名的权威模式中，最终都是可怜虚无的动力社会学符号，女性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完成某种意识形态的完整性表述。女性的欲望和身体的正常权利无疑不断受到伤害，这使人想起塞尔维亚·普拉斯的“伤害”，“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毫无疑问，经历长期社会和文学中女性被“无性化”和“男性化”的噩梦之后，在女性的文学和身份革命被长期延宕之后，当无性叙述的性别场景逐渐隐退、消匿，放逐身体和欲望的克己和禁欲的动力结构一去不回，身体性写作走进女性视阈终归是女性和诗歌以及时代的多重纠缠中可喜的进步，尽管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性写作本身困境重重，存在不同程度的危险和偏激，并且有过于激烈的话语权力嫌疑。当每每提到女性文学和诗歌中的“女性觉醒”我悲哀地痛感我们的觉醒来的太迟了，西方的女性早已提前几十年自觉地完成了这种意识转换。只能说中国女性的意识和身份的湮没根本在于被几千年男权和社会文化所规训与惩罚的。

学界普遍认为在新时期以降的写作中，身体性写作的发起者是一批女性小说家，是她们率先将身体和文学展开双重的解禁和解冻的敞开，并以私人身体经验的书写掀开了文学的新的一页。其实这里面存在着误读。对于身体叙事的探索而言，诗歌界显然比小说界开始得更早，因而更具探索性和价值。但现在是一个诗歌被边缘化、误读化的时代，自然有受到忽略的重重危险。中国的女性“身体写作”主要出现在90年代以后，女性诗歌写作迅速提升并大面积展开，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女性狂欢节”和“女性性高潮体验”的局面。“身体性诗歌写作”的时代已然到来。女性主义者指出，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女性要重新发现自己，就必须重新认识身体的生存位置，即在女性的体态和性征的基础上重建生命观、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女性用什么器官生殖文本？这就是她们的身体和子宫。”[14]显然，对于女性诗歌写作而言，首先找回和发现被放逐和他者化的躯体才有可能言说存在。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是这样界说身体的：

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欲亦非博爱之欲，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15]

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不要依据男性权利制造的理性去认识生活，而要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感和梦想，，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生活秩序和理念秩序。“当女性'用身体去理解’时，女性就是在为思考与行动确立新的准则”。身体成了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南。所谓“用身体去理解”，标明了一种生活和精神取向以及最终改变认知世界的方式：走向感性、肯定爱欲和贴近大地。就文学创作而言，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主张“身体写作”。她认为，由于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地”。女性写作要重建自己的话语，就必须深入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从个人体验、从躯体上打开缺口，“我手写我身”，“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6]

然而，在诸女性身体诗歌写作中，却普遍设置性别二元对立的话语分水线，对女性身份过于敏感导致的偏激和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对男性的丑化和误读（难道女性的命运都是男权造成的，男性的命运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只能说人在社会中同时被异化了，也许程度不同）。新一轮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决不会对女性和诗歌有任何建构意义这显然是误读了西方的“性”意义和“女权”精神。

此外，在女性身体诗歌写作中，西方自白派诗歌对之影响颇深，女性的身体体验、性欲、生产、堕胎等独特的生命经验被诗人们反复迹写，她们的自我发现、命名、阐释及对身体的欣悦与痛苦无疑是对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女性“伪名”和“缺席”的抗争与反叛，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和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消解。但必须明确，女性身体性诗歌写作承载着过于沉重的颠覆男性话语霸权、进行自我拯救的历史使命，带有严肃文化色彩，如果女性诗人忘掉了这一点，过分依赖自己的身体资源，则女性“身体写作”必然会走向反面，被男性窥视者的视野所覆盖，很容易使所涉内容因其敏感性而由“看”转至“被看”（重新成为镜像和迷城），成为反抗男权初衷的反讽，使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女性诗歌，是屈服于身体欲望的呼唤，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体悟诗歌，还是从“人”的共通基点出发，去写辽阔背景后面的事物？在母系社会草率结束后男性就一直是社会的象征和图腾，作为与个体和存在最直接也最隐秘的语言承载的过多是男性话语对世界（包括女性）的发现，框定和命名。几乎可以说，任何语言状态都是由男性视阈塑造的，各种与文字有与之相关的传媒，也绝没有中性的，所谓中性也是被男人认同的中性（女性的“中性”和“无性”化其实正是“男性”化的最充分表述）。千百年来，文学史上到底有几个女诗人？毫无疑问，优异的重要的女诗人（说到女诗人我是很惨痛，诗人分男女吗？）,而是缺乏应有的发现机制和可能。虽然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喧闹不堪的诗歌运动为当代诗歌绘制了一处典型的话语狂欢,但在节日庆典般的广场喧嚣中,女性诗歌的声音却是极其微弱的。徐敬亚、孟浪等人汇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并没有展现一例(男性选本文化？)以女性诗人为集合体的诗歌写作群体。这一点是别有意味的。

在男性话语霸权下沉默和无名的女性诗人，要想以平等的语言、平等的姿态、平等的思想与男性对话，似乎是不识时务的。大多数情况下，女性的独立人格就这样弯曲断裂了。她丢失了“人”的全部特征，只剩下“女人”的部分特征了。一度，女性诗歌中身体自恋自虐，性觉醒和欲望宣泄成为女性写作的标志，于是就出现了郑敏所说的“中国特色的女性诗歌”。提醒女性诗人警惕的是——女性身体性很难摆脱商业和男权的窥视欲望的视阈镜像，这种本能性的诉求使男性渴望了解女性的感觉、女性的身体隐私、女性的欲望冲动以期在身体和阅读中达到双重快感。　

女性决不甘于作男性欲望的客体，而做欲望主体又困境重重，所以女性诗歌写作在一定意义上由阳光，世界，自我退返“自己的房间”，所以黑夜，房间，镜子意象成为女性再次被遮蔽的巨大镜像和迷城。但是女性渴望完整存在和独立依存绝对是人存在的合理依据，女性诗人必须走出内在自我的自闭情境，寻求与人际自我、社会自我的交合点，孤独才会消失。更何况女性的人际自我、社会自我更多地受男性世界的渗透乃至左右。所以，女性自我的实现是相当艰巨的，必须在更大的生存空间中展开才有可能自救，退缩于“房间”的自由根本上是虚幻的自由，成为男性视野覆盖包围中的空中楼阁。伊蕾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似有觉察：“这繁华的城市如此空旷/小小的房子目标暴露/白天黑夜都有监护人/我独往独来，充满恐惧”（《卧室之14》）。女性的身体只有具有了更多融合的多重视阈才有可能在另一种向度上抵达自身、灵魂和诗歌。期待着……

结语：来路与未来

也许从忽视身体到身体新一轮图腾崇拜，这个文学革命的过程太过于迅猛，年轻的写作者们还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反省，就急忙把身体神化、肉体化，从而忽视了身体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它内在的残缺、不足和局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几乎是一切革命者最终的宿命，许多的女性写作者便开始用“我”的口吻在写真实或虚假的自传和半自传。说“诗歌既是灵魂的也是身体的，强调的是灵魂的身体化（物质化），但我并不因此向诗歌要求过多的物质、具体和材料，否则，诗歌将面临诗性意义上的饥饿。在这个分辨的过程之中，我一直信守写作是心灵自尊和语言自尊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原则”。[17]

在身体的肉体性泛滥和欲望无限膨胀的今天，强调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这一点便显得非常重要，否则，写作在否定了外在意义的同时，也将使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肉。写作中的身体绝不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肉体——肉体只有经过了诗学转换，走向了身体的伦理性，它才最终成为真正的文学身体。这就是我所称的文学身体学，也是写作中必须遵循的身体辩证法。

诗歌是身体和灵魂在世界、词语和想象、生存中的飞翔，肉体必须拉住灵魂的衣角，才能完成文学性的诗学转换。但决不该抽象地谈论灵魂和身体，灵魂只有物质化为身体时，它才真实地存在；灵魂是活在物质化的身体当中。对身体性诗歌写作的梳理与辩士识肯定是还需要时日的。

提醒激素过于旺盛的诗人们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事业和古老而精当的手艺，决非是喧嚣的事业和机器化复制。尽管，诗歌它不可避免在某些时候属于号角，广场，咖啡厅，但它最终属于内心世界对黑暗与生存的发现命名，是属于“钟的秘密心脏。”

注释：

[1]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第544—547页，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

[2]轩辕轼轲：《好日子就要来了》，《下半身》（第二期），第186页，2001年3月，北京，民间诗刊

[3]转引自大卫·M·列文：《倾听着的自我》，第97页，程志民等人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于坚：《诗言体》，载《芙蓉》2001年3期

[5]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第17页，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棉棉访谈：写作的“身体性”不是欲望》，新浪网（www.sina.com.cn）“文化频道”

[7]《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25节

[8]梅洛·庞蒂：《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倾听着的自我》，第148页

[9]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7页，王杰等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