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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建法
记得九年前，在我的提议下，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评论研究中心曾牵头主办“文学理论期刊与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其中主要议题就是纪念《当代作家评论》创办三十周年，会议在常熟沙家浜镇召开。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之所以要为远在东北的一家文学理论刊物举办专题研讨会，就是因为刊物的主编是林建法。那是一个向林建法兄表示致敬的会议。我想，《扬子江文学评论》即将推出的林建法研究专辑，也是向老林那样的优秀文学编辑致敬吧。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编辑始终没有缺席。——抱歉我又用了“岗位”这个词。日本前辈学者木山英雄曾经对我说：“'岗位’是一种军事术语，是士兵站岗所在地。当你使用'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这个概念时，你还是没有摆脱战争文化心理的制约。”我默默地承认，木山英雄的眼光真是尖锐。当我在看似平常的学术研究中频繁使用“岗位”一词，已经透露出，我在我的潜意识里感受到了紧张的压迫感。“五四”新文学是先锋文学，它从诞生起，就是在批判社会陋习和复古逆流、呼喊社会民主与科学的激流中发展壮大的，它无法摆脱战争文化心理的阴影。对于作家来说，作品是他的武器，刊物就是他的阵地；对于编辑来说，刊物是他的岗位，也是身家性命所系。唯有两者同心，新文学才能抗衡过于强大的外部压力。现代文学史上，《晨报副镌》的主编孙伏园，《小说月报》的主编沈雁冰、郑振铎和叶圣陶，《文学季刊》的主编章靳以，《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七月》的主编胡风，等等，他们的编辑业绩都是载入史册的，但在他们的身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作家阵营。文学编辑与作家是共命运的关系。上世纪末，我与虞静女士合编过一本书，书名叫作《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我在书的序里这么说：“据我本人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经验，编辑对文学史的推动作用并非全是获奖作品的鲜花与美誉，也并非是畅销书的哗哗利润，他们往往还将随时准备承担各种压力和打击。在以前文化专制的时代里，编辑与作家的关系有点像和尚与庙的关系。1930年代，为了'闲话皇帝’的官司，匿名的作者逃之夭夭，而编《新生》杂志的杜重远却被判了徒刑。更有甚者，像《申报》老板史量才居然会惨死在特务的暗枪之下。在知识分子推动现代文化事业和文学事业的历程中，陪着打官司和送命的编辑，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纪念和推崇的。”这些虽然有些煞风景但充满敬意的话，现在我自己读来，还是感慨万千，因为这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惨淡之状。 所以，让我们自己抱团取暖吧。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绕回来说说林建法兄的编辑业绩及其风格了。近四十年来的文学也还是这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二十多年里，文学编辑的职业，更像是孕育希望之母胎，大批文学刊物直接参与和推动了文学事业的繁荣。许多优秀文学编辑秉承前辈的精神传统，以他们的主观能动力和客观影响力，催生大量优秀作品，培养大批年轻作者，甚至影响着文学潮流的走向。老林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典型，他以文学编辑为终身志业，实践着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介入文学现场、繁荣当代文学事业的人生道路。 林建法兄在青年时代曾参军入藏，复员后回到家乡福建，在福建文联旗下的文学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当编辑。我认识他是在1985年厦门会议上，他与王炳根一起来为刊物约稿，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认识了。那一年刘再复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岗位上大力倡导文学批评新方法，造势很大，福建文学理论界响应最积极，厦门会议的研讨主题就是宣传文学批评的新方法论。新方法论在当时俗称“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用科学方法来解读文学，寻找文学规律，这是否行得通？暂且不去管它，如果放在现在——据说是已经进入智能化信息化治理社会的时代，也许这个倡导才正逢其时，而在1985年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倡导科学方法论，似乎先锋了一些。果然，不久压力来了，《当代文艺探索》首当其冲，被停刊了。具体什么原因已经记不清楚，我当时还特意收藏了那期终刊号，现在也是碧落黄泉无从找起，只知道那个时候，老林随着嫂子去了东北沈阳，担任了辽宁文联旗下《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 《当代作家评论》偏重具体作家评论，关心的是作家作品而非文艺理论，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批评家，三十年来，它成了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文学批评家的一面风旗。而旗手，当之无愧是老林。为写此文，我特意检索了以前收藏的旧信，竟没有找到老林的信件，倒是另一个编辑许振强，与我有过几次通信，后来许振强出国了，才由老林与我联系稿件。但他好像不怎么习惯写信，通常是用电话联系。那时我睡得迟，经常午夜时刻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那头传来浓浓的福建口音：“思和兄啊——”那就是老林了。他也不太爱聊闲天，总是忙忙碌碌，电话里讨论的内容，大多是事务性的，校对稿件，修改意见，甚至是对某个字的用法的推敲，等等，谈完这些琐碎的事务后，老林有时候会松口气似的，顺便谈一下他的编辑设想。譬如他读完了某某作家的小说，与我交换一些看法，是否要组织稿件加以评论？有时候他会一口气读完某个作家的几部作品，然后就说：“我觉得某某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性的，因此，我常常是一边感动着那么晚了老林还在无比认真地斟酌别人的稿子，另一边也多少有些讶异，作为一个编辑他的阅读量超过了我这个职业的文学评论家。 我不知道《当代作家评论》的老主编陈言先生是哪一年从领导岗位上卸下担子的。老林渐渐地挑起了刊物存亡的重担。上世纪90年代是文学刊物举步维艰的时期，几乎是被赤裸裸地抛到了市场经济大潮里，风雨飘摇，自生自灭。许多文学刊物不得不转向，自沉于商场欲海无法自拔，也有一些钟情文学理想的主编为挽救刊物而心力交瘁，《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周介人老师[1]就是这样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知道老林是怎样带着他的刊物度过这段艰难时世的。他也组建了以企业家为主体的董事会，经常来到上海，说是为董事们办些事。其实说穿了，他为了争取到企业家的资助而东奔西跑，为企业家服务，但是这些活动丝毫也不影响他的刊物的纯粹性，《当代作家评论》自始至终是一份干干净净的刊物，为捍卫纯文学，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确实，老林的真诚也感动了许多怀有文学梦的企业家，他得到了他们的大力资助。记得那段时间老林举办的文学研讨会和文学活动特别多，每次活动都有一些企业家的参与，譬如麦城、徐连源等等，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处境似乎好了一些。2003年我受上海作家协会的委托，担任了《上海文学》的主编，那时候我感觉到，好像经济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麻烦了，倒是发行量上不去，最让人头疼——文学期刊遭遇了新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出现，起先还是星星之火，很快就成为燎原之势。但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老林最为顺风顺水的时期。他一边执编《当代作家评论》，一边挥师南下，受聘于几家大学，有的还担任学报的主编，同时还主编了一本上海作家协会策划的《西部·华语文学》。那是发表文学创作的大型刊物，老林出手不凡，每期都有名作家的长篇小说问世。文学创作、文学评论都在他的全盘统筹之中。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林的足迹从北到南，沈阳、大连、上海、苏州、杭州、常熟、云南等等，不断举办各种文学会议和文学讲座，策划大型文学丛书，等等。真是轰轰烈烈，似乎应了《红楼梦》里所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三十多年的历史，既是漫长的，也是瞬间的片刻。老林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文学工作者（无论是作家、诗人、评论家还是文学编辑）一样，经过了凌厉飞扬的上世纪80年代，与时俱进的1990年代，终于进入恣肆汪洋般的多家刊物并驾齐驱的新世纪头十年。就如俗话所形容的：风头、猪肚、豹尾，精彩三部曲全都占有了，这是林建法生命历程的辉煌与灿烂。老林的生命状态始终是饱满的，盛满理想，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似的。正因为他拥有这样充沛的生命素质，他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就注定不会平平庸庸地混日子，也不会把刊物看作是自己饭碗而小心翼翼地经营，他注定会把刊物做成一个广阔的平台，召唤各种文学力量，来导演一场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 为此，我想就林建法的编辑风格说三点概述： 首先，林建法是一位主体性强烈的文学编辑。他对自己刊物上着力推荐、评价哪个作家哪部作品，都是经过认真的选择，有明确的标准。如前面所说，林建法有着惊人的阅读量和艺术直觉。尽管他不是一个评论家，也不着一字评论作品，但是他在判断、甄别作者是否优秀，作品是否值得推荐的原则上，毫不含糊，更不是乡愿式的随风附和。曾经有人批评他的刊物是“表扬”而不是批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老林选择的所谓“表扬”的作品，在他看来，都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新松恨不高千尺，值得被沙里淘金、让其闪闪发光。他为此拒绝了许许多多的稿件，决不让自己的刊物被那些在他看来不值得推荐的作品所利用。当然别人可以质疑他的“优秀”标准是否可靠，但他对自己的标准是坚定不移，绝不敷衍的。如果我们把他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目录做个索引，不难看出，他推荐作家作品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贯穿到新世纪头十年，他正式退休为止。许多作家青年时期的创作就受到了他的关注和推荐，一直到三十年以后，不离不弃，作家、评论家与刊物一起发展。而这些作家，现在都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中坚作家。我不是说，老林的刊物没有推荐过的作品都是不好的作品。当然不会是这样。但这些作品至少是老林没有读过，或者读过了不喜欢的。我可以举个例子：譬如老林的刊物很少推荐港台文学和海外文学，而我一向是比较重视这一领域的创作，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我后来惊讶地发现，我写了那么多研究台湾文学和海外文学的论文，自以为写得也不错，自己挺喜欢的，但居然没有一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唯有一篇评论苏伟贞的论文，我交给老林，他悄悄地刊发在他主编的《东吴学术》，而不是《当代作家评论》。由此我感到，老林对他自己没有读过，或者不熟悉的作家作品，他的态度是极其谨慎也极其严肃的。 其次，林建法具有很宽阔的编辑视域，他能自觉地超越各种人为设置的界线，着眼于总体的文学现状。他的编辑活动具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思维艺术，充满了灵动性。譬如说，《当代作家评论》是一个专门评论作家作品的刊物，按理说主要依靠的是文学批评家，但在老林的编辑视野里，作家与批评家始终是一个平台上的两元，互相对话，互相交锋。他不仅组织批评家集中力量来评论、研究、推荐作家的作品，同时还反过来，有意识地组织作家评论批评家，讨论作家眼中的批评家。林建法的身边有两拨朋友，一拨是作家，一拨是批评家，再加上他作为文学编辑，三种身份的人经常性地在一起开会、研讨和沟通，一定会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这种现象。我认为：“作为一家理论杂志而非创作杂志，它的主体作者群是评论家而非作家，评论家一般总是学院式的高高在上，对当下的文学持冷漠与俯视的态度；而像《当代作家评论》那样满腔热情地直接参与到作家的文学活动中去，团结作家，凝聚作家，推动作家，在当代文坛上实在是难能可贵。它是携带了一大批评论家的能量在活动，给作家带去了新鲜的信息和不同的声音，使作家的创作与评论家的关注形成一种互动的纽带，而杂志，恰恰成为两者互为作用的一座桥梁。”[2]后来，老林的视域又扩大到翻译领域，扩大到海外汉学家，扩大到外国文学的研究学者，把作家、批评家和翻译家结合在一起，讨论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理论问题。所以，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走的路是越来越宽阔的。 其三，我还是要强调，林建法的编辑艺术，功夫是在刊物的外面。大约我们很少能在编辑部办公室里找到主编林建法，他总是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出差途中，或者是参与到各种文学活动中。一般的文学刊物，为了方便组稿，也会举办一些游山玩水的笔会活动，然而林建法却是把整个心血都投入到当代文学的建设之中。他与许多高校合作，举办研讨会、举办各类文学讲座，组织作家、诗人、批评家与广大学生、读者对话，既繁荣了校园文艺，也扩大了文学刊物的社会影响。策划系列文学丛书，也是他整个编辑活动的一部分。他从参与编辑到主编《当代文学评论》长达二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稿源，加上已经刊发在刊物上的稿子，都足够让他重新加工、分类、出版，再一次扩大刊物的社会影响。所以，在林建法的手中，无论是《当代作家评论》还是其他系列刊物，都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出版物，就像钢琴大师手指下跳动的音符，绘画大师笔下胡涂乱抹的色彩，文学大师键盘上敲出来的一个个文字，都是充满了灵动性，都会活起来。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林建法，他编出来的文学刊物的生命力见证，就是一个个作家、批评家鲜灵活泼地走上了时代的文坛。 自从有了现代出版业以后，文学编辑就担当了文学催生师的重要职责。我们说孙伏园这个名字在文学史上是不朽的，不就是因为在《晨报副镌》上走出了阿Q这个鲜活而沉默的魂灵吗？我们说胡风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不仅仅是他的精彩的诗歌和散文，更重要的就是他主编的《七月》《希望》杂志和系列丛书里走出了青春洋溢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历史在不断前进中，所以，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林建法研究专辑，当然是为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编辑林建法致敬，但也是向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有为文学事业披荆斩棘、鞠躬尽瘁的文学编辑致敬。 关于林建法兄，我以前曾经写过两篇文章，都公开发表过。这回已经是第三次了。2013年底，建法兄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岗位上退休，南下定居苏州，我当时写过一首旧体诗送他，但没有公开发表。听说老林很喜欢，后来请人写成条幅示人。我把它抄录在下面，表示我对老友的一点心意： 惟君情钟好文章，借得东风做道场。 南北应呼三十载，纵横奔走一分丹。 肝胆相照真兄长，心血催春壮众芳。 若问此番南下意，东吴立马辟新疆。 2021年10月1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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