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校史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聋哑教育在国家的教育事业中没有地位。政府对聋哑教育经费、人员编制、教学计划、师资培训、教学领导、教材编审等均不过问。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年鉴中“特殊教育”这四个字都见不到。那时全国仅有盲校、聋哑学校、盲聋哑学校42所（大部分为教会或私人所办），教职工280人，盲、聋哑学生2000余人。

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是美国传教士于1887年在山东登州建立的启喑学馆，在一些省市还有少数依靠外国教会出资开办的学校。全国共有公立聋哑学校6所，教会和私立聋哑学校20所。有的公立学校虽然挂了牌子，实际没有学生。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办的上海市特殊儿童辅导院成立数年，直到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才开始招收了几名聋哑学生。

北平市立聋哑学校是我校前身，建立于1935年7月。自成立以来，几经沧桑，有时为富家子弟专用。有时反动政府根据需要又把学校当成“人道主义”的点缀品，有时又濒于垮台的边缘。

1935年建校时，学校仅有9名教职员工，学生也只有29名。到了解放前夕，学校教职工也只有15名，学生105人。

“旧中国的聋哑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的。据1937年39名在校学生统计，资产阶级出身的21人，地主阶级出身的1人，政界出身的10人，高级知识分子出身5人，劳动人民出身的只有2人。

旧中国民不聊生。衣食无着，而该校学费标准却很高。根据1938年学校资料统计，该校教师月平均工资为13元，聋哑学生一学期学费为7元，相当于一个教师月工资的50％以上。那时，教师和学生也和广大人民一样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和压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学校里有一个叫三木的日本教官，对教师经常进行审问式谈话，有时还对女教师进行侮辱。因此，过去老师们说：“一听三木叫，吓得心直跳”。上课时，三木教聋哑学生说日语，聋哑学生读不出来便常常遭受毒打。旧中国学校用手势教学，学生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又怎么能会读日语呢！无辜的聋哑学生受到残酷的体罚，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更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冬天教室里生火要学生自己交钱买煤柴；为了搜刮侵略战争的军费，竟然叫聋哑学生每天把早点钱“捐献”出来。“文化大革命”前我校保存有1942年学生捐款统计帐册，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旧中国，教师工资菲薄，没有社会地位，聋哑学校的教师更是倍受歧视。教师的工资仅够勉强糊口，但为了保住饭碗求得一张继续任教的聘书，还要勒紧裤带在寒暑假时给校长和督学送礼。

北平市立聋哑学校校舍狭小，设备简陋，据资料记载，1945年学校只有图书（包括小人书）394册，大小教具15件，到了1947年图书就只剩下132册了。

旧中国历来没有把聋哑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去。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混乱落后，学生上课也没有专门教科书。学生毕业后，有钱人的子弟可以过寄生生活，而少数穷人孩子毕业就是失业。在百业凋蔽的旧中国，有文化有能力的健全人还就业无门，一个受歧视的哑巴又怎能得到当时社会的关怀呢！

建校14年，到解放前夕，历届毕业生加在一起还不足100名。

在新中国，聋哑教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党和政府先后接管了外资津贴的聋哑学校，收回了特殊教育的主权，我校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

1951年政务院决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特殊教育正式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来，成为人民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解放了！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校长由中共党员李掬同志担任。

教育部设立了盲聋哑教育处。1954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部分聋哑学校代表座谈会，讨论了聋哑学校教学手段改革问题，决定进行口语教学试验。我校领导和教师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我校为口语教学实验校（全国有四所实验校）。1956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口语教学实验工作汇报会，我校一级教师朱令仪为全体代表做了口语教学观摩课。口语教学实验的效果得到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公认。会后教育部做出了推行口语教学的决定。在这项历史性的改革中我校师生做出了贡献。1956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校采访朱令仪老师，现场录音后向全国播出。当年朱令仪老师还被彭德怀元帅亲切接见。

1956年校长李掬参加中国聋人工作者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世界聋人会议，同时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参观访问。1956年教育部颁布文件，文件规定……“对于盲聋哑中小学的员工，除按中、小学工资标准分别评定外，对教员、校长、教导主任还应该按评定之等级工资，另外加发15％，以表示鼓励。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入学的聋哑儿童日渐增多，1957年我校李掬校长和一部分干部教师学生到海淀区建成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原教导主任史俊芳担任校长。1958年我校由西城区迁到东城区东四九条的新校舍，现在的校舍面积比旧校舍大4倍，但要求入学的聋儿比实际招生数要多4倍5倍……。很多家长反映考聋哑学校比考大学还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9年又从我校抽调了干部和教师建成了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

五十年代特殊教育的发展是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的。1950年我校教职工16人，8个教学班，88名学生，而1960年时，教职工36人，22个教学班，307名学生。十年的时间教职工增加225％，教学班增加275％，在校学生增加348％。现在我们把这个时期称做特殊教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时学校有了较稳定的办学经费，教育局适时地还补助一些设备购置费。1962年我校图书已达4366册，比1947年增加32倍；教具354件，比1947年增加近20倍。

随着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口语教学的认识有了提高，全校已完成了手势班向口语班的过度问题。高年级同学能看懂报纸，说的话，写的文章都比较通顺，一部分同学还能写出主题突出、层次清楚、结构完整、语句通顺、标点正确的文章。1962年高年级同学在教导处老师指导下，先后排练了哑剧《红岩》《红色联络站》《夺印》《芦荡火种》等剧目。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聋人协会也大力支持这些丰富聋哑人文化生活的演出活动。他们除了提供演出场地外，还拨出经费，添置了学生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和布景。

六十年代中期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生活中骤然掀起了无比剧烈的风暴。刹那间，过去所肯定所歌颂的一切全都变成了反面教材，彻底的被否定。但受党多年教育的干部、教师没有屈从于“四人帮”的淫威，在棍子、帽子的威胁下仍然积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仍然敢于抓学生的纪律教育，所以在北京“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发表后，掀起的中小学校舍、桌椅、门窗等破坏风中，我校损失极小，校园里果树依然秋实累累。

1968年前后，在针灸打破聋哑禁区的一片喧嚣声中，我校也开展了针灸治聋。用两块木板撞击的测听，割舌系带手术，用自行车条在耳穴内的按摩。银针刺入哑门穴后聋哑学生就能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违反科学的检测和治疗方面都冠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谁也不敢提出意见。聋哑学生能“高唱”《东方江》竟成了江青“高举”的一个标帜。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我校拍片，经“四人帮”爪牙审定认为唱的没有韵律，聋哑学生吐字不清。为了欺骗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竟想出了一个加入健全儿童一起唱《东方红》以保证针灸治聋质量的馊主意。由于他们做贼心虚，最后也没敢这样做。

“四人帮”粉碎后，批判了“两个估计”，干部教师的精神压力减轻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我校广大教师，为了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工作重点转移，大家努力钻研业务，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从中国的国情和聋哑学生的实际出发，我们坚持并发展了口语教学，初步形成了以口语教学为主导，其它语言形式（手指语、手势语、书面语，）为辅，加强有声语言训练和书面语培养的教学体系。

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1984年10月上级领导调整了我校领导班子，任命李宏泰为校长。1988年6月经群众选举上级批准李宏泰连任校长职务，并实行校长负责制。

随着党和政府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我校的面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5年李宏泰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举行的亚太地区特殊教育研讨会，会上介绍了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现状。1985年12月东城区外办批准我校为对外接待单位，从1985年12月至1989年12月四年中先后接待了31个国家130多批千余名外宾。在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帮助下，1986年先后接受了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赞助价值50万马克的视听教学设备和美国克里斯蒂娜基金会捐赠价值20万人民币的电脑设备。目前我校所拥有的电化教育设备在全国居首位。1988年清产核资校产已达110万元以上，比1984年仅有3万元校产增加了近40倍。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近几年我们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探索和试验：

1．发音教学中“因材施教，分类推进”试验。

2．每日定时的语言训练试验。

3．通过语言反馈，加强句式练习，发展学生语言的试验。

4．四种类型作文课教学试验。

5．可视语言教学系统的使用。

6．组合式助听设备和红外线助听设备在教学中的应用试验。

7．计算机软件的编制。

这些试验成果有的被拍成教学录相审定后向全国发行，有的项目与合作单位共同获奖，还有的试验得到全国各地聋校的肯定。

我校自1969年建立校办厂以来，配合开展职业教育和开展勤工俭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是这些在旧社会被视为“废物”的聋哑人，在社会主义的学校中，用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了200万元以上的产值，1985年至1989年五年中创纯利润40万元。校办厂先后获市、区教育局系统勤工俭学先进单位的称号。

在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校在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总额包干和内部结构工资。制定并试行了教学质量管理标准，建立了教学档案和教职工岗位责任制。在市、区政府和教育局的关怀下，校舍改建工程已经开工，予计1990年7月交付使用。

在新中国四十年中，我校经历了新生、巩固、发展这几个阶段。我校今天的面貌是社会主义中国特殊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缩影。不容讳言，由于我们的起点低，特殊教育事业还是落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但我们有信心为振兴中华的特教事业，为开创特教事业的新局面而贡献力量。我们坚信，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特教事业春花烂漫，秋实累累的景象将日新月异。

2002年7月，北京市第一聋人学校与东城培智中心学校合并，称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