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北京三联出版社举办了一次关于夏朝的辩论大会，辩论主角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和北大文博学院的孙庆伟，这次辩论会大概也是为孙庆伟新出的书造势。辩论核心主题是怎么证明夏朝。许宏认为没有文字证据就不能证明夏朝。孙庆伟则认为没有文字证据，但可以通过考古文物证据，他就能证明夏朝。北京三联出版社的领导也邀请我旁观了这次辩论大会，会后在三联领导的介绍下给许宏和徐庆伟两位专家赠送了我新出的《发现夏朝》一书。2018年10月，笔者在成都参加中国第二届考古大会后，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杨骊老师赠送了笔者她和叶舒宪新出的书《四重证据法研究》。所谓四重证据是指：- 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二重证据法”诞生。即将出土的甲骨文作为传世文献以外的新知识和新证据。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明确说明什么是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杨向奎、汪宁生等分别提出发展“三重证据法”的思路。到了90年代，文学人类学者界定“三重证据法”是：第一重证据——文字训诂考据（即传世文献证据），第二重证据——出土文献（即甲骨文、金文等考考古出土文献）， 第三重证据——人类学、民族学等参照材料。文化人类学学者叶舒宪将“三重证据法”明确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因为第三重证据所涉及的材料在现代的学科分支中较为复杂，叶舒宪就将其归纳为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理由是：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等第三重证据材料，就其学科划分而言，均可视为文化人类学的系属和分支。
- 21世纪初，叶舒宪又将考古实物及图像（即考古出土的物质性文物证据）从“第三重证据”中划分出啦，命名为“第四重证据”。
有不少学者认为“四重证据法”的演变只是证据的层累性增加，除了多发现一种证据材料，其论证模式与方法并没有发生变革。以后类似的还会有第五重、第六重证据提法。（以上内容平摘自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笔者则认为这四重证据并不是“均等”的。传世文献证据与出土文献（文字）证据相互印证，始终是核心的证明方法。此外，笔者建议是否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据来命名“第三重证据”，可简称为文化证据；考古实物及图像证据可否简称为器物证据。文化证据（第三重）和器物证据（第四重）只具备辅助证据意义，在缺少出土文字证据验证情况下，在象证明一个朝代这样案例时，再多重证据都不具备论证的意义。但有了出土文字证据之后，文化证据和器物证据都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明证据。原人人网老总陈一舟先生曾经认为笔者《发现夏朝》所论证方法是一种新的方法。笔者以为《发现夏朝》的论证核心方法仍然是二重证据法：用中国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出土的圣书体文字）进行相互验证。但在这过程中，确实又引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大规模用甲骨文、金文和篆文来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引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识读，而不是模糊的简单图像比较。但这个文字比较研究，只是二重证据法中的出土文字识别的一环。用出土古汉字去识别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类似于用各种方法去识别甲骨文。迄今还有大半甲骨文还未识别出来。曾经有不少人还发问说：《发现夏朝》只有文字对比，没有考古证据。在他们的意识中，文字证据竟然不是考古证据？出土的文字证据，当然是考古证据，而且是最重要的考古证据。许宏之所以不敢认二里头遗址是夏，就是因为没有文字证据。《发现夏朝》通篇都是用同时代的古埃及考古文字证据来证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都是考古发现的，载体有神庙等建筑浮雕、莎草纸书、各类生活用具等器物、各类印章、墓葬浮雕或壁画等。实际上，《发现夏朝》以及笔者博客、微信公众号上许多文章，都直接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文物图片，所引用的文字就在这些考古文物图片上。笔者自2011年发表埃夏论博文以来，听到的最多一句话是：“凭此一点就否定了你”！凭啥一点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的“凭此一点”，基本上都是以为人类学、民族学等某一方面存在“文化差异”，然后他们凭此一点就否定了你。第一：从方法论上讲，“第三重文化证据”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文化相同，无法证实某个理论，因为文化可以通过传播、学习、殖民等多种方式而趋同；文化差异，也无法证伪某个理论，因为文化总是会发展的，有丢失，有继承，只要有时间和地理空间发生变化，文化就可能发生变化。一个族群还可能因为外来族群融入或被外来族群征服而使民俗等文化甚至语言都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同一个族群在同一个地方，其文化习俗也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古埃及墓葬习俗，其金字塔建造只是在从古王国第三王朝到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初之间这段历史建造过。古埃及早王朝时期还未发展起金字塔，新王国第十八王朝首位法老雅赫摩斯一世建造了古埃及最后一座金字塔，从那以后迄今，在埃及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建造过金字塔。我们不能说新王国没有建造金字塔，就“凭此一点”否定新王国不是古埃及。第二：大凡提出“疑问”凭此一点就否定了你的人，他们不是真的有“疑问”，而是真的都是因为太无知而自信。比如他们问中国有金字塔吗？他们不是在问你中国有没有金字塔，而是意识里认为中国根本没有金字塔，并由此一点“文化差异”，用第一点的错误逻辑理直气壮地凭此一点就否定了你。曾经在微博上，还有一个人竟然与笔者打赌：只要你能在中国找到任何一座金字塔，他就认输。中国当然有金字塔，而且很多，各个时期都有：新石器时期的红山和良渚文化都有金字塔墓葬。 笔者在参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时，也在展板上见到有类似阶梯金字塔的建筑图像。
战国时期田齐王陵金字塔陵墓群（有政协委员在2019年呼吁把淄博“东方金字塔”申遗）。 渭河两岸秦汉皇陵众多金字塔（其中汉宣帝陵金字塔陵墓群与吉萨三大金字塔排列方式相同）。 山西广武县汉墓群288座金字塔，是汉代戍边将领的陵园。 汉晋时期埋于地下的迷你型砖砌金字塔，如江苏邳州煎药庙西晋墓群多个砖砌金字塔；2017年在河南郑州发现的砖砌迷你型金字塔。 吉林高句丽金字塔群（公元4-5世纪）。
北宋时期修建的曲阜少昊陵金字塔。
（有兴趣者，可以网络搜索查看相应的图片资料） 然后，这些人很不服气，说中国的这些就是土堆，能是金字塔吗？在这里，他们又存在无知的误区。第一，金字塔是什么？是底座呈四边形，有四个倾斜棱边的建筑，这个建筑是做墓葬用的。光滑倾斜边的金字塔又被称为真金字塔，是从早期阶梯金字塔发展而来。真金字塔顶端有个尖顶。也有光滑边的金字塔顶端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台，如玛雅金字塔。金字塔因为外形象“金”字，被现代中国人称为“金字塔”。所以定义金字塔的标准是两条：用途和外形。至于用什么建造的，则不是必要条件！第二，他们只看到埃及代表性的几大宏伟金字塔是石头造的，却没有看到埃及其余近百座金字塔基本都是土沙石混合的，很多只是表面有一层覆盖石，当表面覆盖石毁坏或被盗走后，绝大部分都已坍塌，很多金字塔墓外形根本就看不出金字塔形状了。第三，中国的石头、砖砌和土木结构的金字塔实际都有，比如少陵陵和高句丽金字塔就是石头造的。又比如2018年新闻报道说，石峁遗址皇城台实际就是一座类阶梯金字塔建筑，这可是全石头建造的。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吉萨那样的宏伟金字塔？建造这样的金字塔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一直有人要么声称吉萨金字塔是外星人造的，要么声称是后来西方人伪造的（西方人真有钱、真有闲、真无聊）。后世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用石头造巨型金字塔，用土木结构难道不行了？实际上中国的坟头就是金字塔墓葬文化习俗的缩影！这里重要的是文化习俗传承，而不是比谁用大石头盖的最宏伟。 文化习俗方面实在太多，千千万万，每个无知的人找到某一方面“差异”后，都“凭此一点”来否定我，我真的是无能以对。有些文化差异确实是存在的，但大多也都能发现演变的轨迹和导致变化的原因，比如吃猪肉问题，古埃及祭司阶层确实不吃猪肉（但普通百姓有养猪也有吃），但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宋朝之前的中国人是不吃猪肉的。这个问题真假我未完全考证。但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牵扯方方面面实在太多，有些所谓“差异”不是真的有差异，而是因为个体或群体无知形成的错误观念，有些差异可能真的存在，但只要去研究，基本都能找到形成差异的变化原因。 在考古界，似乎有一个共识，只要有相似就表明存在相关。所以，学术界发论文最多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找相似。笔者还想加一句：差异性无法排除相关性。所以，任何“第三重文化证据”都不能作为否定的证据来使用，也不能作为肯定的证据来使用。“第三重文化证据”只有在“二重证据”成立情况下，用文化现象来做更多的验证，或做出解释。实际上，笔者自2011年起在新浪博客和微信公众号，对许多古埃及与中国文化方面如衣饰、建筑、音乐、绘画，以及技术传承（如木乃伊）方面，都有过专题比较研究发文。 越无知，越自信！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井口越小的青蛙，越有自信能数清天上有几颗信息，井口越大的青蛙，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能数清天上有几颗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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