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

陈垣校长

辅仁大学是我的母校，凡是辅大毕业的校友对陈垣老校长无不衷心敬佩，无限怀念。他一生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勤谨治学，坚持不懈。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他带领辅大师生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坚持斗争，在八年抗战的艰险环境中，老校长沉着应战，与敌周旋，终于把辅仁大学坚持办下来，直到抗战胜利。

老校长在抗战期间的著作中，借中国史学者经常使用的“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十二个字，来勖勉国人，鞭策自己。他怒斥敌伪，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强敌、光复失土；认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残暴统治，必将在爱国人民的铁拳之下趋于灭亡。他对那些媚敌求禄、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予以无情的鞭挞，而对拒绝出仕日伪政权、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士则予以表彰和颂扬。现将我所知八年抗战期间老校长带领辅大师生与日寇进行斗争的事迹，写成此篇，作为对老校长的缅怀和纪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我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7月底北平沦陷，原来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等高等院校，纷纷迁往内陆，成立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校。各校师生也有不少同时转入内陆或辗转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这时北平只剩下了外国教会办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虽然不时也有日伪军警进行干扰，但尚未被他们接管和控制。

辅仁大学原由美国本笃会办理，至1933年因经费困难，罗马教廷改派美、德两国圣言会接管。北平沦陷时，罗马教廷驻华代表是德国人，1936年辅仁校务长亦由德国人雷冕接任。由于当时国际战争形势和教会关系，使得辅仁大学得以继续开办，一直到抗战胜利。但在八年沦陷时期，由于日伪特务、军警的干扰迫害，经费的拮据等等，使学校历尽了艰难险阻，师生受到了无数磨难，能度过这漫长的八年岁月，实非易事。

当时由日伪接管控制的学校所使用的课本多由伪满洲国运来，有的则由伪华北教育总署编辑出版。此外，还有的大学使用日文课本，强迫学生学习日语，不准读中国历史，实行奴化教育。

辅仁大学由于教会的关系，对外事务多由德国人出面与日伪周旋。陈垣校长坚持各院系仍用原来教材，不用伪满的和日文的课本，日文也不作为必修课程。学校大门不悬挂日本国旗。

当时北平各国立大学教师及关闭后的燕京大学教师，除一部分转入内陆，到祖国西南、西北各地以外，尚有另一部分因种种原因留居北平，但又不甘心在日伪控制的大学任教，因此不少知名教授、讲师就转入了辅仁大学。如张子高、褚圣麟、萨本铁、萨本栋、袁翰青、李霁野、曾昭抡、徐献瑜等，都来辅仁大学任教。因此，各院系教师阵容十分整齐。如国文系有沈兼士、高步瀛、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郭家声、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孙楷第、刘厚滋、许世英、刘盼遂、夏宇众、启功等；历史系除知名史学家老校长陈垣亲自教课外，还有张星烺、陆懋德、朱师辙、邓之诚、韩儒林、赵光贤、柴德赓等；西语系除外籍教师外，有英千里，李霁野、杨善荃、张恩裕等；教育系有张怀、徐侍峰、杨成章、王西徵、孙钰等；哲学心理系有沈乃璋、王徵葵、林传鼎等；社经系有张重一、董洗凡、赵锡禹、左宗纶、魏重庆、刘子明、杨承祚等；美术系有溥伒、溥佺、汪溶、陆和九、陆鸿年、陈煦等；理学院除张子高、褚圣麟、萨本铁、萨本栋、袁翰青、曾昭抡、徐献瑜外，还有陈光熙、张汉民、刘景芳、武壮发、鹿怀宝、王普、王晨、李良庆、李宗基、张春霖、余炘文等。这时原北平各国立大学和关闭后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有很多人陆续转入辅仁大学学习，不少青年也纷纷投考辅仁大学。有些人一面念书，一面劳动（如教家馆、做小生意或给人抄抄写写），凑集学费，来投考辅仁大学。由于报考的人数大量增加，录取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这一时期，辅仁大学不仅教师阵容强，学生程度也较好，教学质量比过去大有提高，可以说这是辅大的极盛时期。

在沦陷八年中，日伪当局视辅大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常派军警特务来校搜查，强迫学生填写各种表格，责成学校报告师生情况。自1939年开始，日本派细井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名义来校监督。1942年，学校校务长改为德国人丰浮露；同年，细井次郎兼任校务长首席秘书，大学增设日本语言文学系，细井兼任系主任。

在敌特四面包围、眈眈环伺的情况下，教师和学生被检举、传讯、逮捕者时有所闻，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障。1938年8月辅大训育主任伏开鹏因遣送南下学生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经多方营救，关押月余才被释放。教务主任胡鲁士，虽属荷兰人，亦因学生南下问题一度被羁押。1941年12月，辅大秘书长英千里，因特务告密被捕，三个月后才释放。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被迫于1942年12月离校转往西安。1944年3月，英千里及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三十余名师生，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当时辅仁大学几乎塌了半边天，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一次日宪大逮捕案。

辅仁大学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度过了八年。陈垣老校长这时处境异常困难，他自己也经常受到威胁迫害。日伪多次用高官厚禄，迫使他出任伪职，都被他严词拒绝。有一次日寇成立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请他做副会长，说这是大东亚最高的文化机构，每月薪资几千元。他义正词严地说：“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当他听到日寇拟改请某人出任时，他和这人是老朋友，便连夜去找这位朋友，希望不要答应此事。到了朋友家里，才知道他已经答应了，老校长闻后拂袖而去，从此再也不和这位朋友来往。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徐州，敌伪政府命令北平各机关、学校悬挂日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属中学拒绝挂旗和参加游行，日伪当局迫令停课三天，并多次找老校长“质问”。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自己国土丧失，只感到悲痛，要我们庆祝，办不到。”最后日伪派一位“学者”来劝他说：“你不依命令办事，难道不怕死吗？”他从容镇定地引用《孟子》的话回答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敌人多次威胁他，甚至想派宪兵来逮捕他。他的态度始终是：一不屈服；二不示弱。这样度过了艰苦的八年。

有一次学校放映一部体育新闻电影，在影片上偶然出现了当时的中国国旗。在场师生忽然在沦陷区看见了自己祖国的国旗，不禁热烈鼓起掌来。事后，日本宪兵一连数日找学校负责人和陈垣校长，强迫交出鼓掌同学。陈校长对他们说：“中国人看见自己国家的国旗鼓掌有什么罪过？是我鼓掌了，要逮捕就把我逮去！”日寇宪兵队为此纠缠了多日，后来不了了之。

老校长在抗战开始时已经57岁，在北平沦陷的八年里，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保持了民族气节。在课堂教学和著作中，大力宣传爱国思想，用历史上的题材教育同学要爱国家、讲气节，不给敌人做事，不贪财爱利，要锻炼身体；限于条件，不能离开沦陷区的青年，仍应认真读书，增长才智，积蓄力量，报效国家。他还教育青年不要只顾目前，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常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陈垣校长虽处在日伪严密监视之下，但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告诉同学如何在险恶环境中生存斗争。这从老校长历年为毕业同学所写的年刊题词中即可看出。

1938年，他为毕业同学年刊题词是：“毋事浮嚣失礼于人，毋徒顾目的，毋见利忘义，永保汝令名。”

1940年为毕业同学年刊题词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今诸君毕业将行，谨书此为赠。”题词中的子张一段是引自《论语·卫灵公》。他看到当时有的同学毕业后给日伪做事，甚至有助纣为虐的；因而告诉同学们，纵然在敌人统治的地方，也不要做那种奸凶险诈的人。

1941年为毕业同学的题词是：“品行第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身体第二（'父母唯其疾之忧’），学问第三（'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近来同学颇知学问，是好现象。但每轻重倒置，故以此告之。”老校长告诫青年不能只埋头读书，要锻炼身体、注意品德。三句注都是引自《论语》。敌人在沦陷区以“读经”为号召，老校长语重心长的题词，纵然日伪知道用意所在，但所引皆是经书，只得徒呼奈何。

1942年为毕业同学年刊题词有“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之句。

1942年4月返校节，那时我正在辅大二年级读书，全校师生和返校的校友及家属、来宾等，先集合在大操场，参加校运动会开幕礼，由陈校长首先致词。老校长看到当时与会者有日伪政府人员，有投敌并在日伪政权做事的人，有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学生中也有不好学成天鬼混的人。他当时有满腹话语，想抨击投贼事敌的人，讥讽贪财害民的人，更想趁此机会对同学们说几句激励的话。但在日伪监视之下，如何表达这些复杂感情，老校长是颇费踌躇的。于是他巧妙地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名之为“孔子开运动会”，引用了《礼记·射义》一段话。说孔子有一次在矍相菜园广场上举行射箭的运动会，观众很多。刚要开始射箭时，孔子命学生子路宣布说，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事敌的人；凡是亡国大夫，在敌伪做官的人；凡是贪财好利的人，都不能进运动会会场。宣布后，有些人就溜走了，这时观众只剩下一半人。射箭比赛后，孔子又让学生宣布；在场观众，有幼壮孝悌，年老好礼，不随波逐流，一直到死都能修身洁己的人，可坐众宾之位。说完后，场上又有一半不合格的人惭愧地走了。最后又让学生举杯宣布：凡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八九十岁仍能正直不乱的人，才真能坐在众宾之位的席上，这时场上的人就所剩无几了。最后老校长说，孔子开运动会，对参加的人是有选择的。

这个故事是对汉奸的严厉斥责；并告诫青年，尽管在敌人统治下，也要不辱大节，不随流俗。他讲完这个故事后，参加会议的日伪官员，也悄悄地溜走了。敌人明明知道老校长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所在，但讲的是孔子，而敌伪当时是提倡尊孔读经的，所以也奈何他不得。

陈校长是一位爱国的史学家，他的爱国思想在很多论著中都有反映，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著作，更为突出。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八部专著，都贯穿着他怀念祖国，热爱祖国，相信抗战必胜，以及揭露敌伪残暴，痛斥汉奸无耻等思想，对当时学术界起到很大影响。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1939年开始动笔，内容是写西南遗民避清逃禅的活动，事物都是在清初。但书名冠以“明季”，以示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滇黔是明桂王建立政权所在，也是当时抗战后方，即所谓“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这书从命题到内容，都反映了他怀念祖国的心情。

《清初僧诤记》是写清初东南法门的纷争。讲法门中“故国派”和“新朝派”的矛盾，写的是佛教派系争执，实际是反映政治上不同趋向的斗争。也就是写投降派与抗战派的斗争。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讲南宋初年金人统治北方后，有些人为了反抗金人统治，先后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借以团结训练，自谋生活，不仕金朝。因这三教不同于宋以前正一天师创立的道教旧派，所以名之为新道教。新道教当时在河北一带影响很大。

三教的教祖都生在北宋，创教则在金朝，但因他们都是不仕金朝的北方学者，书名不称金朝，而称南宋初者，“从其志也”。老校长在此书的《重印后记》里说：“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教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教而忽之也。”“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表扬那些不投降、不事敌的人，同时痛斥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之流。

以上三部著作，老校长自己称之为“宗教三书”。宗教三书，不论选材还是文风，都和他抗战前的著作大有不同，可说是寓意深远的精心之作。

陈校长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呕心沥血的著作。这部书主要是借写南宋《资治通鉴音注》作者胡三省的爱国思想，以表达他自己的爱国热忱。

胡三省，他出生前，中国北部已被金人占领；还在幼年，元又灭金侵宋；他是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致力《通鉴》注释二十多年，直至73岁逝世为止。胡三省曾亲眼看到宋朝的覆灭和元朝的残酷统治。在《通鉴注》中寄情寓意，时发感慨，斥责卖国投降败类，申诉元朝残酷压榨，以及身受的亡国惨痛，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但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却长期被埋没，从来没有人给他写过一篇传记。清朝虽有人提到过他，但也只认为他擅长地理和考据罢了。

老校长写《表微》时，正是敌人侵占北平的年代，一面是人民在黑暗中受苦，一面是汉奸的助纣为虐。他说这时“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为胡注写出《表微》，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思想、意志，作了全面研究。老校长当时的处境与胡三省极相似。每读到《通鉴注》“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鸣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按即宋理学家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等章句时，“不禁凄然泪下！”正是这样一种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才使他得以写出这部痛斥汉奸走狗、激励人民爱国之心的巨著。

他利用课堂教学宣传爱国思想。我听过老校长讲的《史学名著选读》课。他对学生有如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和蔼可亲。

他一生发表的历史论著约二百余篇，成为史学研究上的瑰宝。

在八年抗战期间，老校长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学校，除与日伪周旋外，还为学校经费操心。国外教会经济来源时断时续，国内国民党教育部的资助也完全断绝。1941到1942年间，曾发动过募捐运动，得以维持一时。后来教师和同学都靠吃“混合面”维持生活。以老校长为首的辅大师生，宁愿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也不向日伪低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苦度了八年的辅大师生，在胜利到来的时刻，人人欢欣鼓舞，热切期望祖国从此能走上独立、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从此，辅大师生又继续对国民党进行了争取和平、民主，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和反美军暴行的斗争。直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光明终于到来。1月31日，老校长由两位同学陪同，从辅仁大学步行走到西直门大街，迎接解放军进城。这时，万人空巷庆解放，老校长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