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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思维起源于希腊思想，而希腊思想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就是从自然哲学开始。对于这一点，顾准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希腊思想……对我们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但）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三段论等）。希腊思想……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这种以严密、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为特征的思想，后来被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理主义所继承。到了近世，与培根等人提倡的注重实践和经验归纳的“实验逻辑”一起，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最终促成了以形式逻辑和实验逻辑为基础，以概念、判断、推理、归纳等为内容，以探讨实质问题前先要明确一贯的思想方法（方法论）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学术的形成。（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30、368-369页。） 与西方学术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可以称作类比联想思维或比兴思维，其特点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只要两个事物之间在某一个别方面具有相似性，便可将它们进行比附联系。（参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09页）比如：在《诗经》中，人们看到“关关雎鸠”就会联想到君子与淑女的恋爱，看到“麟之趾”就会联想到“振振公子”，看到“鹤鸣于九皋”就会联想到隐者，看到蝃蝀（彩虹）就会联想到“奔女”。在《易经》中，象、数与现实之间更是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离开了类比、象征，也就不会有《易经》的存在了。除在经典著作中有所体现外，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外交活动中的“引诗为证”（有的演化为“断章取义”），无疑也是比兴思维方式的应用和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得淋漓尽致，并最终使它走向固定化、学术化。翻开诸子百家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其对问题的阐述，多数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论证，而是形象的类比和思维的跳跃，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陈述，随意地应用到另一个事物上去，有的甚至是缺乏根据的冥想。这种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发达阻碍了形而上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偏重求同，而忽视求异，忽视细节，乐于直觉经验，而不习惯逻辑实证，充满浓厚的实践理性，而缺乏抽象思辨。 除学术传统方面，这种类比联想思维方式也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象倒贴福字、结婚时吃枣、粟子、花生以及对吉祥数字的偏好等等，无疑也是建立在形象或语音类比之上的联想推理的产物。（参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第435页和鲁洪生：《读懂<周易>》，中华书局，第35页。） 为什么中西思维方式会存在这样大的差异？依笔者的见解，中西文化传统关注的侧重点和思考的内容不同，造就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如前所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术思想关注的就是自然哲学，进而发展到人与自然、宇宙的互动关系。中国学术传统关注的则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处理社会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人道”——道德、伦理原则。这种“人道”向内发展，成为一种个人修养，一种人生经验之总结；向外发展，则追求所谓“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的统一，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的一致。传统学术由此认为，通过研习古经籍和内在的思考能力就可以了解天道与人道，洞悉宇宙的秘密，并由此获得完美的人格，而完美的人格又导致有秩序社会的产生。（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42页。）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学术追求，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西方那种精确的形式逻辑思维，因为人性、伦理、道德、习惯、信念是没有办法用逻辑的方式去证明的。 客观地讲，中西思维方式各有其关注点，也各有其适宜范围，各有所长，也各有自己的问题。西方思维方式长于说理，但思辨的高度抽象化，不仅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历史上也确曾带来理性的异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于抒情，文学、艺术作品中“言外之意”、“画外之音”、“得意忘象”的追求，更容易激发人的想像，往往产生妙不可言、妙不可传的惊人效果。（鲁洪生：《读懂<周易>》，中华书局，第35页。）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个人修养的深刻思考与追求，不仅造就了大批道德高尚的真正君子，而且于人性的未来发展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此点下文还有论述）。但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往往产生“推不出”或结论大于前提的结果。刚才提到的“修、齐、治、平”，就明显忽略了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及每个事项实现的具体条件，一心只想靠经学打天下，而不懂得每种学问都有其适用范围，有其边界。历史和现实已经明示，这四项内容当中，即使是联系最紧密的“修身”与“齐家”，多数情况下也是跳不过去的，更不要说根本属于两个范畴的“齐家”与“治国”了。这种明显的缺陷，传统学术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但一直认为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实践——“行”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知易行难”。到理学发展的后期，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知而不能行，是不知。知而能行，才谓知。”据后人的解释，“知与行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两者相依而进。此觉悟可表达之于文字，然他人之了解此文字，还须自己由实践而有一觉悟。”（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69页。）这实际上是寓知于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与“行”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后人的思维。如：陶行知先生就提出“经验”是“真知识的根”，“行动”是“思想的母亲”。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60页。）毛泽东著名的《实践论》的副题也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种思路还是不能超出“个人修养之术”的范畴，我们不能否定它的作用，但它把问题归入单一维度思维空间的思路还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无论是“知”还是“行”，都会受到这两者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后，西方凭借强大的物质基础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仍然保持传统学术的国人面对一种以几乎完全不同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异类文明时，起初是手足无措，继而是深深的自卑（也有由自卑导致的自负），并由此掀起了西方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向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洋务运动、变法改制、“五四”运动及其后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传播之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日益普及，但其间经历的波折及原有思维方式的惯性，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维，许多人研究问题时仍然不习惯于概念的精确化，主体客体的辨析，逻辑推理的缜密，而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却时有闪现。这种思维方式的混乱也深深影响了现实生活中的思维活动。比如：有的人混淆批评的正确性与建设合理性的界限，以批评的正确性代替建设合理性的论证；有的人以强调对方的缺点和错误，来证明自己的优点和正确；有的人把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当作所有事业能够成功的经验。再比如：发展模式转型提倡了近二十年，时至今日进展仍然不大，各种反腐制度和措施层出不穷，腐败现象却越来越严重，还有其他各种“看上去很美”但总也“无法落地”的制度，实际上都是“知”与“行”问题的翻版，过于强调内容所体现的良好愿望，而忽略了内容与相关事物的逻辑联系和适用条件。 行文至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强调，中西思维方式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对立关系，研究它们的差异，也不是为了“厚此薄彼”，而是提醒人们充分注意中西思维方式各自的适宜范围及互补关系，以便能够运用更恰当的思维方式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点也是讨论问题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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