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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年前的今天，1069年9月21日，王安石新政正式颁布。 王安石在屡次推托朝廷要调他到中央任职之后，此次慨然赴京，胸中自然是有了一番成竹。 王安石之所以不愿过早地到京师任职，是因为他不想把精力耗费在中央官僚体系中。仁宗一朝，裙带关系盛行、官员大多尸位素餐，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惯性之下吱呀运转，行政效率低下，一切都无规划，更少有力度的执行，国家内部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久拖不决，而对外不但被辽国威胁，小小的西夏也时不时地搞一下大宋朝。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更愿意在地方任职，少掣肘，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来做一些兴利除弊之事。他也确实搞出了不少名堂，兴水利，缓税赋，做得有声有色，而且还摸索出了青苗法，对，就是日后他新政中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的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在当县令时搞试点弄出来的经验，效果相当好。别的县遭受自然灾害时都有流民和灾民出现，唯独王安石治理的县井井有条。王安石声名雀起，俨然是大宋王朝的政治兼经济新星。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即位，神宗很想有番作为，他早就听说王安石的盛名，就召见了王安石，二人一拍即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意。王安石这次终于同意了调到中央任职，他觉得有这样一位皇帝，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而宋神宗也确实尊重王安石，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事事请教商量；王安石也尽心竭力，时时鼓励神宗要有决心、有意志，认准了就去做，不要被流俗之言影响，这样才能打破陈腐的规矩，开出一个新的气象局面。 当时的人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说“上与安石如一人”，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王安石很快提出了变法主张，包括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等等。 王安石绝非一个浪漫的改革家，后世之人多将变法失败归之于王安石不解民情，不切实际，强行硬推等等，其实并非如此。 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就试行过青苗法，后来陕西转运使李参以及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也先后在自己的辖区开展过“试点”，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才正式推向全国。而且，在颁行之前，他还特别加上了“禁抑配”这一条款，即禁止强行摊派贷款。 为了将自己的新政顺利推行，王安石分了三步走： 第一步选人。他跟宋神宗说，现有的这些官僚都是从旧的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哪些人能用哪些不行，不知道。所以皇帝首先得当当人事总监，来面试年轻人，每天辛苦一点，不停地接见年轻官员，在这里面看看谁脑子比较清楚、比较有朝气，就把这些人选拔出来。 第二步编修条例，就是中央各个机构的运行规则。先从三司这个国家财政机构开始编起。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是一笔糊涂账，所以要先把财政管理的条例机制先理顺了。编修条例的同时就可以考察选拔这些年轻人，看谁有大局观、能发现问题、办事果决效率高。 第三步才是推出新法改革措施。让选拔出来的人去基层推行各种新政，到基层去摸爬滚打，推动改革。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选拔的过程，那些真正有水平的、能干事的人很快就脱颖而出了。《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就是这么崭露头角的。 王安石的制度设计是完整而严密的，并非现在只是我们经常提起的青苗法，他放眼全国，强调中国内部有几大功能不同的经济区域：西北、河北是当时的前线，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来保障国家安全；荆湖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开发潜力很大，需要资源投入；江南、山东、巴蜀，物产富饶，可以提供粮食、布帛、茶叶等等大宗物资。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建立起一个流动机制，一个转移支付机制，这样可能盘活全国这盘棋。 王安石想要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补小打小闹，不是从这儿抠出一点、那儿省出一点儿，而是国家经济运行模式的全面升级，是要打造一个“超级治理体系”。 王安石想为大宋朝打造一个更好的时代，但众所周知，他失败了。 变法不可谓不严密，准备不可谓不扎实，为什么失败了呢？这就需要说到一个著名的人物，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年纪相仿，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比他晚两年，1021年出生。 司马光是个学者士大夫气质非常浓厚的人，是敢于仗义执言的道德君子，但是在基层治理经验方面比较匮乏。 王安石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他本来妥妥地是那一榜的状元，但是因为文章中用的一个典故有点尖锐，让仁宗皇帝觉得不爽，把他和第四名做了一个调换。王安石有一种哲学家式的孤独感，对功名利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这种事情毫不在意。他想要的是“学做圣人”，为民做事。 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来关系挺好，他们俩再加上吕公著、韩维，号称“嘉祐四友”，志同道合，经常诗文唱和。宋仁宗去世后，司马光大声疾呼：“天下之势，危如累卵。”为了变革，他一再举荐王安石。 但当王安石的新政推行后，司马光马上变脸了，兄弟，这不对啊？好像不是我们想要的改革啊？ 司马光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他和王安石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层面的根本区别。 王安石追求的是“更好”，而司马光主张的是“不坏”，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改了祖宗家法，算的全是经济账，不合儒家治天下的理念。 司马光占据了道德高位，一开始就将变法视若寇仇，而跟着他反对变法的人，其实大多是意气之争。反而那些接近底层，知晓实际情况的人，比如程颢等，并不认为新法有什么弊端。他们只是认为变法是小事，因为变法而导致重臣的离去才是大事，所以才转而反对变法。到后期，司马光等人甚至将蝗灾、干旱乃至彗星都归罪给了王安石 说到底，二人“三观”上是不合的。 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在神宗一朝是非常成功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完全可以实现。从宋代保存下来的很多未经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经济发展规模都达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神宗元丰时期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就连民变——就是民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量都是最少的。 可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追求一个“更好”的变革理想，而他生活的时代，却是一个大多数人只想“不太坏”的时代。 1085年，宋神宗逝，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以司马光为守的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 1086年，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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