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壁合围”的破产 
从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过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在同敌人几年血成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有了对付和打击它的办法。这里，我简略地谈一谈。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地“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屯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快，为它承担给养运输。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那时，我们规定五月一日发单衣，九月一日发棉衣。其实，九月初还不需要穿棉衣，为什么提前发？就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部队换装的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初还是为应付敌人的“扫荡”安排的。 敌人要进行大地“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有什么了不起。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它“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游击军的司令员王溥就是钻进了敌人的口袋，损失很大。 当时，日本侵略军机械化部队也不多，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我们所处的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它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它一般是白天来，我们把情报搞准了，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反而拖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避免硬拚，要及时撤退，及时转移。敌人挖空心思捕捉领导机关的目标，每次都扑空了。有一次，他们朝寨北的目标“扫荡”，我们早转移了。敌人一气之下，把部队修的厕所也烧了个净光，可见恨我们之深。 粉碎敌人的“扫荡”，不仅要着眼于“扫荡”来临之际，更要着眼于平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就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和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一般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等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的，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 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个“扫荡”的规模。粮食囤积得愈多，规模就愈大，我们就据此作出反“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像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置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没有出现过极为紧张的局面呢？危险和紧张还是有的，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那一次。 一九四○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我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又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能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华北敌后作战。这样，向我举行空前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总司令。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 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在“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做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军区在七月下旬发出了反“扫荡”的训令，要求全区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分三个步骤“扫荡”北岳区。第一步，是分进合击，妄图将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于长城两侧加以歼灭。 结果，因我主力转移，机关疏散，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一步扑空之后，敌人便展开了第二步，对北岳区进行全面的“分区扫荡”，结果遭到我外线部队与内线部队的夹击，伤亡惨重。敌人的两步如意算盘破产之后，便开始了第三步，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企图聚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我们遇险，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我们只是命令一分区派出一团（缺一个营），由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同志率领（团长邱蔚同志当时因病没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保护机关的安全。在这次反“扫荡”中，这个团一直跟着军区机关行动。 到八月下旬，当敌人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心区的时候，我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我们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炸伤了几个同志，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同志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呀，空投假命令呀，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我们，聚而歼之。我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 我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当时名雷部）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二十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我们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一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想到这里，我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立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它们拖住。”我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罗文坊率领五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入夜之后，我们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我们一夜插出八十里路，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就是我们从原平开往平型关时经过的那个村庄。两次经过这个村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这里，我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到达常家渠。那天正是九月二日。 常家渠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我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等待时机。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我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我们隐蔽的常家渠仅十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我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热情地对我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结果，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玉米，都成了我们的食粮。各单位给老百姓留下了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之后，由政府归还。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们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呼叫。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呆，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啊！延安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我们，中央还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由于我们及时摆脱了敌人，他们的行动也就停止了。 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常家渠，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九月五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只走了五六里地，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我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九月六日黄昏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们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九月七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这时，我了解到，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从龙泉关南出到漫山，又从漫山到达二分区与四分区交界的地方。在那里，碰到了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他们。在那座山头上，有二分区办的一个小手榴弹工厂，有几间房子。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呀！这个地方很保险。”从这里突出去，就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这次遇险，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压力很大。 突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在平山，我们还打了一仗。平山的敌人出来抢粮食，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事先，我同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正湘，还有一团的副团长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即现在岗南水库那个地方）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抢稻子的敌人，遭到了一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粉碎了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扫荡”，我们进一步积累和总结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 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全边区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敌人以三千五百余人的兵力围攻易县狼牙山，想消灭狼牙山地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当敌人到达时，一团以一个班扼守险要地形，抗击众多敌人的汹汹攻势，掩护机关和主力转移。敌人先以大炮连续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这个班尚存的五名战士，打光了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将枪摔断，高喊着“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誓死不当俘虏的！”接着跳下悬崖绝壁。 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名壮士落入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名勇士挂在山腰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他们的壮烈举动，很快在全边区军民中传开了。据说，当日军付出惨重伤亡登上这块阵地时，对我五壮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深为震惊，感叹不已！事后，我们在狼牙山顶建造了五壮士纪念碑，我还为纪念碑题了词。一九八三年夏天，葛振林同志去张家口开会，归途中路过北京，我特意找他来，见了面。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战士，如今也变老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斗争，北岳区和平西地区部队，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八百多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多名。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