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写作：诗与哲学关系的三种范式

海马，本名王勇。诗人，散文家，评论家。1966年5月生，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出版诗歌、散文、评论等各类著作8本，发表各类作品数百万字。作品获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等。曾任三江学院校党委宣传部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现任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

知识分子写作：诗与哲学关系的三种范式

海马/文

孟秋、王炜、蒋立波三位诗人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品格，可以说是诗风各异。但是，可以大致归类。他们的诗歌，基本属于学者化或文人化的诗歌。按照20世纪末“盘峰诗会”论争之中的说法，他们大致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而非“民间写作”。他们也行走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但他们观察、思考及表达的方式，属于知识者特有的那种方式。

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相关课题，诗与哲学的关系。这个所谓“哲学”，属于广义上的一个概念，绝非狭义。它泛指了理念、理式、观念、思想、绝对精神等诸多抽象的精神存在。而诗与哲学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借用一下这个在诗歌写作圈里颇为流行的词汇，虽然我一直心存怀疑）来说。说真的，一个知识分子或知识者，总是有属于他的世界观，他的意识形态，他的精神选择或价值坚守。否则，他就不可能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或“知识者”。不管你对这个名词是接受或欣赏，亦或是报之以嘲笑和轻蔑（这三位诗人，可能也会产生上述态度，面对我的轻率和武断）。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某种“存在”，客观的、“硬核”的存在。

而且，我进一步地认为，他们三位的三组诗歌作品代表了诗与哲学关系的三种范式。这个“范式”，也可以叫做“类型”。这算不算一种“拔高”呢？其实，这只是某种总结和归类，这是评论者常用的手法。否则，许多问题将难以界定和言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代表”其实只是说，他们的诗歌可以分别归纳入这三种“范式”或“类型”，并非是他们“创造”了这三种范式。当然，也有可能是“创造”，但因为我对此缺少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还不能贸然下此定论。

当然，诗与哲学的关系范式远不止三种。

 

孟秋：《孟秋诗十首》

 

我喜欢孟秋的这些短诗。

在南京的媒体人里，写诗且写得很像一回事的，颇有那么几个。比如，橙子、高翔、格风、龚学明、杜立明、王文坚等人。孟秋，是其中具有明显风格标识度的一个。

孟秋的这组诗是真正的短诗，也是真正的诗。它们是抒情的，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抒情诗。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智性的诗。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智性是一种很高级别的情感。所谓“理性的激情”，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智性和情感（激情）之间的转化，并非是无条件的。

这么说吧，孟秋的诗是有机趣的。它们是世俗的，文人化的，禅意的。因为这些，这些诗有了内涵，有了情趣，有了诗意和诗性，有了审美创造。这里面不只是聪明、机智或者智慧。这里面还有一些朴素，甚至是一些傻或傻气。

这些机智、机趣或智慧，并非凌空蹈虚。它们基本植根于现实、阅读和日常生活。比如，《安静》《篝火》《佛罗伦萨》都是这样的诗，它们都是着笔于日常的所见所闻。 

因为这些智性和认知，一些诗也与科学有关，并具有了某种悲伤和绝望的气质，从而抵达了“宗教”。比如，《垃圾时间》《悲伤的说服力》等诗，它们指向了生与死等人生的宏大命题。

一般来说，媒体人的经历往往丰富多彩，所触所及很多。因此，触之皆可为诗。比如《群岛》，这是一首不动声色的政治抒情诗，但它仍然具有智性品格，冷静，不动声色。

孟秋的诗，大致属于“口语诗”的范畴。这似乎与“知识分子”写作相悖，更接近于“民间写作”的风格倡导。其实，语言只是载体和表象。其精神内核，才是对诗人进行判别和归类的终极标准。说真的，“口语诗”是非常危险的，譬如在悬崖或深渊边缘的行走。“口语诗”最为难写，对一个诗人的考验最大。如果没有那些透射而出的智性或机趣，赋予诗歌相应的内容、内涵以及形而上的某种指向，并在谋篇布局时具备内在语言结构上的某种张力——它们就可能不是“诗”，或者说，不是好诗。

是的，那些所谓的“口语”，极可能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口水”。

 

王炜：《最后一站》

 

王炜的诗，让我想起了一个思考很久、但不得其解的论题：诗与哲学的关系。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这个论题的专门论文，带着某种僭越、狂妄和野心。不过，这个论题实在太过深奥和庞大，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思考又太过薄弱、浅陋。我一直没有动笔，只在少量的诗歌评论里有所涉及。比如，我在评论诗人小海的长诗《影子之歌》时，就曾试图揭示小海的诗歌与哲学之间某种直接或隐秘的关联。

使用哲学化的方法来写诗，或者说用诗歌的形式，来进行哲学上的某种思考或思辨，这肯定是一种写法。但它是诗呢，还是分行的哲学论文呢？这其间的界限是什么？我很困惑。

王炜的《最后一站》这首诗，我读得很费力气。这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的那部知名哲学著作以及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的阅读经历。虽然我也曾滥竽充数，有过哲学方面的某种学习经历。但这似乎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至少吧，王炜的诗不像孟秋的诗，让我读来觉得轻松、愉悦。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思维不断发散，完全不能凝神定气于这首诗本身。我想起了尼采的诗，以及鲁羊早期的部分诗歌。这些都是偏哲学化的诗歌吧。我觉得这样写诗，也许挺了不起，但并不认为就好。前不久，看到鲁羊生病期间及其后的一组诗，我读了觉得大好。这与他早期的“哲学诗”大有差别（我的阅读量小，读到的可能不是他早期诗歌的全部）。我很惊异，在一个人在生病并接近晚年的时候，竟然可以把诗写得这么绝对，几乎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一骑绝尘，我等一众俗人和庸人，只能无奈而绝望地望其项背。

王炜的这首诗，还让我想起了宋诗。一般研究者认为，宋诗的特点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我觉得《最后一站》基本符合上述特征。

当然，王炜的诗还让我想起了那些西方的翻译诗，比如艾略特的《荒原》。但王炜的诗确实不是翻译的，它是原创，也是中国化、本土化的。它的长句很多，逻辑上的连续性极强，有很多学术性的专业名词。整体上看来，它们很像分行的学术论文。这只是我的观感，并非否定和批评。

不过，它也是从现实出发，也像《荒原》一样出现一些生活化的场景和对话，但它们探讨的是一些抽象的理念。从形制来看，它还是具有诗歌的某些特征吧。不过，很多西方的哲学著作，也写得很诗性和形象，并不都是干巴巴的逻辑和推理。文字只是表达的工具，信息和思想的载体，最终的指向才是最重要的。有的指向诗歌，有的指向哲学。形象和意象，也是如此。如果它们成为哲学的御用，这还算是诗吗？至少，诗被“奴役”了，退居到其次或奴仆的地位。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用诗性的语言，去写哲学论文或美学理论呢？那肯定会更为精彩。这都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自我质疑和拷辩吧，没有结论，更没有定论。

但我要说，不管这是诗化的哲学，还是哲学化的诗，王炜的《最后一站》确乎写得很棒。它充满才气和哲学的思辨，也有着很高的诗性元素。

至于，它是哲学化的诗，还是诗化的哲学论文，似乎并无什么重要了。

 

蒋立波：《谐剧研究》

 

蒋立波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

如果我用“伟大”来替换“了不起”这个词，似乎也并无大碍。但我唯一的顾虑，就是不能让他太过骄傲了。这对他没有好处。我是善良的人，还是与人为善的好，特别是对于一个从不相识的陌生人。

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蒋立波是用诗歌来思想的人。因此，他首先呈现的是诗，不是他的思想。这些思想隐身于诗句之中，如盐融水，几乎不露痕迹。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谐剧研究》里的诗，基本都是指向现实、时代和当下。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读到疫情、战争、运动会等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或世界大事件。因此，它们绝对是“现实主义”的，借用一下这个因时间而蒙上太多尘垢的词语。它们如同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大树，枝干粗壮、蓬勃，极其厚重和遒劲，不畏强暴，甚至带着一些不管不顾的勇敢或粗野。

他的诗，叙事性和抒情有机结合，且有着出人意外的想象力。他的诗，有如一只巨大的鸟类（它是庄子所说的那个“大鹏”吗？），张开它的翅膀，遮天蔽日，一击万里。他还有着纯熟的诗艺，隐喻，反讽，运用得轻松自如，举重若轻，如若无物。

他的诗立足于形而下，却指向了形而上。它们往往具有意识形态或宗教意义上的张力。如《乌有村指南》、《拆快递指南》，均有诗性的表达，且完成了其巨大的现实批判。他的诗还指向了抽象和神秘，比如死亡，《殡仪馆里的鸟鸣》就是这样的诗。

总之，他的诗是哲性和诗性的有机且较为完美的结合。与思想者的身份相比，蒋立波更是一个诗人。

 

本来，我单独给三个人各写了一个短评，彼此独立，并无太多关联。后来，我心有不甘，觉得不够完整和学术。于是，我犯了知识者或评论者一个通常的毛病，想要上升到某种理论高度，搞得更像一篇完整的评论，或者说论文。于是，我给这三个短评“穿靴戴帽”，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貌似完整的“整体”。

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孟秋的诗，更像魏晋时人的诗。它们是精致的，智慧的，灵巧的，洒脱的，甚至是玄学的，禅意的。不过，孟秋无需喝酒，也不要嗑药，即能达此境界。因为，孟秋的内在品格是理性和智性的。王炜的诗，极像现代西方翻译诗（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如果向中国古代诗歌溯源，则更像彰显文字、才学和议论的宋人诗歌。不过，宋诗是诗，王炜的诗则更像诗化的论文。蒋立波的诗，在气势和规制上，他有些像唐朝人李白，我是说李白的那些长篇抒情诗，比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但是，他没有李白的那种“积极”和“浪漫”。他有着说不尽的杜甫式的沉重和悲愤。不过，蒋立波没有把这些强烈的情感直接表达或表露出来，它们最后变成了极为诗性的表达，变成了戏谑和反讽。这也算是某种自我化解吧。而所谓的“哲学”或“理念”，也就内蕴在他的诗句及诗性之中。说到底，蒋立波其实更像他自己罢了。它自成一家，风姿绰约。因此，我对蒋立波的诗情有独钟。

关于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从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信奉艾略特的这样一句话：“（诗是）在感觉的指尖上触摸理性”。这也许并非原话，而是来源于我早年的记忆。这句话，是我的信条，也是我对于诗歌与哲学关系问题的基本认知。在此。我重申我的这个信条和基本认知。

遗憾的是，我还不能给这三种“范式”或“类型”进行某种命名，也无法把这篇评论上升到学理或科学的高度。至少，目前尚是如此。对于诗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仍然在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之中。而对于他们三位的诗歌评论，也仅是蜻蜓点水，远非深入，更没有能够抵达“文本细读”的那种精度。事实上，他们是值得我这样做的。限于篇幅和精力，也就只能如此了。这篇评论，绝对只是原始、粗糙的一些感觉，用我的话说，叫做“印象式评论”。这也算是某种自我辩解或戏谑吧。

我的这篇评论，说到底，其实也是在“感觉的指尖上触摸理性“。对于诗人来说，这是一种高明和境界；对于学者或论者来说，则是某种无能和无奈。但自觉无能，肯定比自以为无所不能要好；诸多无奈之处，也许正是学术的某种起点。

是为评论。

                          2022年4月15-18日于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