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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有大量知识流民,想参政就来不想干就走,对大明政局影响不小

 思明居士 2022-05-28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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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副纷纷扰扰的社会格局,一方面大明在军事上接连面对来自国内与关外的威胁,另一方面,张居正的去世彻底结束了最后的变革时代,万历皇帝的惰政以及朝廷中出现的党争苗头,让大明的未来更加不可预测。在变化莫测的历史拐点上,一些小人物可能都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历史走向。

一、晚明政局

1582年张居正去世,他的死不仅是大明最后变革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大明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强势的人主持朝局。后张居正时代的大明,不仅在内政与军事方面面临严峻的考验,更为致命的是,朝廷开始对社会失去掌控。伴随着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逐渐崩塌,社会呈现出一种无序的“奔放”状态。正因为时代的混乱,许多读书人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参与政治。“山人”群体,正是在这种无序的、非常规的时代中出现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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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名为山人,但他们并不是在桃花源里隐居的人,而是一群渴望入仕但却没成功,又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他们虽以“远离朝堂,潇洒自在”自居,但却从未真正放下俗务,反而以此为借口,给自己的参政留一条后路。历朝历代其实都会出现这样的人,但晚明时代,“山人”群体的规模与参与程度是最高的,也是对朝局影响最为明显的。

二、 山人群体参与政治

在历史课本中,“八大山人”朱耷由于其独特的外号而被人所熟知,这可能也是提及“山人”时,唯一被人们所熟知的代表。其实在明代中期,“山人”形象已经出现,但此时的山人大多是文化层面的。因为此时的大明尚处在平稳时期,那些想脱离秩序的“山人”,大多是一些在书画、占卜、天文等方面颇具造诣但又远离朝堂的读书人。但他们的出现表明,明代社会日趋多元化,“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或许也可以被归到这一类“边缘”读书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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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但大明江山不是万世永固的,打成化皇帝之后的数代皇帝,大多懒政或平庸,国家没有强有力的领袖掌控,朝堂之上的权斗可谓明枪暗箭,朝政十分不稳定。而国内各地,由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愈发严重,江西、福建、广东等省接连发生民变;在对外层面,为了应付一直困扰大明朝的沿海倭乱,以及北方蒙古和东北女真的侵扰,大明将大量精力与金钱用于对外作战方面。就是在这样的政局之下,“山人”群体开始发生变化,政治性“山人”群体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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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倭寇形象

正德年间,王阳明奉命清剿宁王叛乱,他在动用朝廷资源的同时,借用了大量的地方性资源,尤其是任用了当地许多有功名而无官职的士人,他自己的弟子也积极参与到平叛事业当中,成为王阳明幕府中的核心力量。这批读书人大多是向往仕途但却没有机会进入官场的人,但他们在王阳明的平乱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谓“政治性”山人的开端。

王阳明雕像

此后在嘉靖朝,由于倭寇势力的猖獗,许多将领在打击倭寇时都大量动用一些私人力量用于出谋划策。为人熟知的戚继光,在南方平倭的时候虽然没有大量动用“山人”群体的力量,但却在北上御边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边缘士人前来投靠。而这些“山人”,并不是只为一人效劳,有些人长期游走在各个幕府之间,为多方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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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人群体影响高层

政治性山人投靠某方将军或官员往往是凭自身的性格喜好,他们向往仕途但却不留恋仕途,做完应做之事后便离开,前往其他势力麾下。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奔放不羁,追求痛快与率性而为是他们的特点,但这种狂热与冲动同样也是他们的致命缺点。

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山人”群体既然如此任性,说来就来,就走就走,那他们是怎么对晚明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山人”群体本身,如若他们只是一群自娱自乐的边缘读书人也就罢了,但他们身上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游戏”色彩,并不利于朝政理性的建构。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一点,晚明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这一观点至今已不再被学界过多提及,但不可否认,晚明社会所出现的浓厚的商业化色彩与“奔放自由”的无秩序状态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以解放天性为特征的阳明心学在晚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山人”身上的野性更加明显。而商人群体所渗透出来的“率性”与“游戏”气质,逐渐蔓延至大明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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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居正去世之后,朝廷再无可以一语定乾坤的权威主政者,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的阉党,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且唯一正确的。当党争掺进了意气之争与“率性”色彩,整个朝堂便彻底失去了理性。但凡对晚明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们之间的党同伐异现象是多么触目惊心,许多人即使位居中央大员,但依旧如同小孩斗气一般,意气压倒了理性,冲动代替了理智,这难道不是“山人”群体的特征吗?可以说,“山人”群体的出现,看似对庞大的明帝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却如同水渗进泥土一般影响着朝政理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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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争斗不休

文史君说

按照教科书上的观点,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过来影响经济与政治,此言放在晚明时代十分贴合。晚明发达的商业经济催生出奔放自由的文化氛围和“山人”群体,而“山人”群体的率性态度等反过来又回馈给了政治,使得晚明政局彰显出十分明显的“非理性”色彩。经济固然重要,但若忽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影响,那必定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发展走向。

参考文献

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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