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战国时期，已出现镜背上带有颜料绘制纹饰的铜镜，本文将其称作彩绘铜镜。目前发现的战国彩绘铜镜多出土于齐、楚和东周王城洛阳的贵族墓葬内，集中于战国中期，战国晚期渐逐衰落，西汉已极少发现，形制、纹饰、工艺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彩绘铜镜的纹饰有明显的选择性，意在强化辟邪禳灾的功效，反映了灵魂不灭的普遍宇宙观，与战国中后期阴阳家、道家、宗教巫术和神仙方术在齐、楚等地盛行相关。 关键词：战国；彩绘铜镜；强化效用；辟邪；宇宙观 在我国铜镜史上有一些镜背带有颜料绘制纹饰的铜镜以往被归为漆器[1]、彩绘青铜器[2]、特种工艺镜[3]等。实际上，这些名称均未能恰当地概括这些铜镜。本文认为将镜背带有颜料绘制纹饰的铜镜称为“彩绘铜镜”更贴切，也更有利于深化其研究。经统计，彩绘铜镜主要出土于战国时期。为何战国时期以铜镜作胎施彩，这些彩绘铜镜及其使用人群有无特殊之处？下文将结合新出土材料回答这一问题。 以往科学考古发掘的战国彩绘铜镜集中在楚地，洛阳地区也有非科学发掘品。近年临淄齐故城周围也出土了多枚彩绘铜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对比材料。目前涉及彩绘铜镜的研究多集中于形制的描述，对工艺的研究较少[4]，也缺乏对彩绘铜镜的系统统计、类型划分、墓葬情境及其功用和历史成因的综合研究。因此，本文结合近年山东临淄地区的新出土资料，通过分析战国彩绘铜镜的年代、形制特点、区域异同和出土情境，对战国彩绘铜镜及其特点、社会功用等问题进行探索，以加深对战国铜镜的研究。 一、出土概况及年代 （一）出土概况 战国彩绘铜镜的发现总量不多，集中分布于楚地、齐地及周王城所在地洛阳。据统计有出土背景的共36件，其中楚地20件，占比55.6%；齐地12件，占比33.3%；洛阳地区4件，占比11.1%，详情如下。 第一，楚地彩绘铜镜出土于纪南城及周边，并向南北辐射至河南信阳及湖南长沙，共20件。湖北共出土12件：荆门包山1986M1和1986M2出土3件，其中1986M2有2件[5]；其余墓葬各出1件，分别为荆门郭店1993M1[6]，荆州天星观2000M2[7]，江陵九店M234、M514、M77[8]，江陵望山1965WM4[9]，江陵刘家湾1987M99[10]和雨台山1986M10[11]，老河口安岗1992M2[12]。此外，湖南共出土4件，其中慈利石板1987M36、1987M33[13]，长沙楚墓1952M407（52长沙斗笠坡M744）、1992M397（92马益顺巷M1）[14]各出土1件。河南信阳长台关1957M1和1958M2分别出土2件[15]。 第二，齐地彩绘铜镜集中在临淄齐故城附近，共12件。商王村1994M1[16]和张家庄2010M136各出土4件[17]。1988年齐鲁石油化工研究院内M1[18]，国家村2006M110[19]，南马坊2011M440，徐家庄2012M98各出土1件。 第三，东周王城所在地洛阳共出4件。梅原末治著录资料中有4件彩绘铜镜出自洛阳金村[20]，其中有三龙彩绘透雕镜2件，为日本卢屋黑川福三郎氏藏；另外还出土2件彩绘铜镜，一件赋彩细纹地四禽镜现藏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另一件九弧纹彩画镜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需指出的是，1928年至1931年金村大墓曾被猖狂盗掘。从近年档案整理可知，流失海外的所谓金村文物，应是包含金村墓葬在内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洛阳地区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文物组合[21]。 （二）年代 学界常据墓葬年代和器物类型分期断代。彩绘易脱落，彩绘铜镜的年代距所出墓葬的下葬年代应不远，战国彩绘铜镜所出墓葬的年代较集中。 战国中期墓有天星观2000M2[22]，石板村1987M33、1987M36，长沙1992M397（92马益顺巷M1），九店M234，郭店1993M1，望山1965WM4，长台关1957M1、1958M2[23]，包山1986M2[24]，安岗1992M2，共出土彩绘铜镜15件。战国中期晚段墓居多，有的可早至战国中期早段，例如天星观2000M2。因而，这些彩绘铜镜的年代应属于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墓有九店M514、M77，长沙M407，商王村1994M1，共出土7件。九店M514、M77属于战国晚期前段。商王村1994M1的年代还有争议，有认为其年代在战国晚期的，也有认为在齐灭国之后，下限可能延至汉初[25]。 仅能笼统归为战国时期的有刘家湾1987M99，雨台山1986M10，张家庄2010M136，齐鲁石油化工研究院M1，国家村2006M110，南马坊2011M440，徐家庄2012M98，共10件。此外，透雕镜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中晚期，战国后绝迹，同时由于禽鸟镜和素地连弧纹镜也都是战国中后期的典型铜镜[26]，因此笔者认为所谓金村的4件彩绘镜应属于战国时期。总之，彩绘铜镜集中在战国中期墓内，多属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仍流行，但有衰落趋势。西汉已寥寥无几[27]，应是彩绘铜镜的消亡期，最迟至西汉中期消亡[28]。 二、彩绘铜镜的类型及特点 上述36件彩绘铜镜中，经考古发掘时代明确、纹饰清晰的有27件。铜镜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大类，根据主纹饰可分为不同的型。下文对这27件彩绘铜镜进行类型分析。 （一）方形彩绘铜镜 共9件。 A型 龙纹镜，共2件。均出土于临淄张家庄2010M136，宽鼻环纽，镜体略厚，镜背平整，平缘，两镜形制和大小相同，纹饰相近，由朱红、粉蓝和白色绘制，镜缘涂一周红彩（图一，1、2）。 B型 凤纹镜，共2件。该类镜均为透雕的四凤，桥形钮，边缘饰卷云纹，四角有乳钉。大小相若，均髹黑漆地。包山1986M2∶432-3用红、黄二彩（图一，4）；郭店1993M1∶T24用红彩（图一，3）。 C型 方格纹镜，共5件。马益顺巷1992M1∶67，石板村1987M36∶11，九店M234∶4，刘家湾1987M99，雨台山1986M10各出1件。除石板村镜为梭形钮外，其他方格纹彩绘铜镜均为十字形钮，主体为方格纹，有的间饰以卷云纹、涡纹等；均髹黑漆为地，以红色或黄色绘方格（图一，5~8）。
（二）圆形彩绘铜镜 共18件。 A型 凤鸟纹镜，共6件。根据主纹凤鸟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双凤镜，共3件。该类镜均为桥形钮，主纹为凤鸟，有的绘彩色几何纹和云纹作为点缀，分别是国家村2006M110（临淄铜镜681）、张家庄2010M136（临淄铜镜682）、安岗1992M2∶37（图二，5、6、9）。其中，临淄铜镜上彩绘的颜色有朱红、粉蓝、白色，边缘有一周红彩，尺寸相近，直径约12.5厘米。安岗铜镜除髹黑漆地外，以红、绿、黄色绘彩，尺寸略大，直径17.3厘米。 Ab型 三或四个凤鸟以及龙凤组合，共3件。该类镜均为桥形钮，个别钮套一圆环，髹黑漆地，主要施红、黄色，有的施金色。包山1986M1∶9为两组凤凰纹组合，直径19.7厘米。九店M77∶14主纹为三只凤鸟，直径16.7厘米。天星观2000M2∶11-8有三组龙凤缠绕，镜体较大，直径为23厘米（图二，12、10、14）。 B型 兽纹镜，共5件。该类镜以蟠螭纹或龙纹、虺纹等兽纹为主纹，有的使用了透雕、镶嵌等工艺。长台关58M2∶219-1以虺纹为主，以朱色为地，用黑、银、黄绘纹饰（图二，7）。长沙M407∶652（52长沙斗笠坡M744）为羽状地纹四兽纹，镜缘以朱绘菱形，直径18.8、厚0.7厘米（图二，13）。包山1986M2∶432-9和传为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2件均透雕镜，其中包山镜主纹为四分蟠螭纹，外饰云纹且镶嵌绿松石，镜托髹黑漆，内衬绢（图二，11）；洛阳三龙彩绘透雕铜镜2件，大小形制相同，龙体残存彩绘，宽缘以朱、绿、白等颜色绘三角云纹，直径10.3厘米。 C型 方格纹镜，共3件。该类镜的主纹为方格，间绘卷云纹，桥形钮，镜较小且薄。望山1965WM4∶35的镜背髹褐色漆，绘黑色方格、云纹，直径9.8、厚0.1厘米（图二，2）。石板村1987M33∶24的镜背髹黑漆，朱绘方格、云纹，直径10.4、厚0.1厘米（图二，1）。南马坊2011M440（临淄铜镜679）用红色和白色绘方格和卷云纹，镜缘施红彩，直径8.3、厚0.1厘米（图二，3）。 D型 云纹镜，共3件。该类镜主纹为对称的云纹。长台关1957M1∶129及1957M1∶69均用红、黑、银色，M2∶219-2还有两周弦纹，饰红彩。云纹镜尺寸相若，直径约14、厚0.2厘米（图二，4、8）。
E型 花叶纹镜，1件。徐家庄2012M98（临淄铜镜680）以红、白色绘花草纹与卷云纹，镜缘涂一周红彩，直径11.3厘米。 经分类和统计可得出以下认识。 1.方镜与圆镜并行，方镜数量少于圆镜，仅占出土总数的25%。 2.方格纹、凤鸟纹、龙纹（蟠螭纹）数量持平，占纹样总数的82%，另外还有云纹，少量花叶纹、兽纹等。 3.楚地多以黑色为底色，个别以朱或褐色为底色，其上绘以红、黑、黄、金、银色；齐地彩绘镜多绘红、粉蓝、白色。汉代彩绘镜的颜料属朱砂、蓝铜矿等矿物质，同时代漆器也大都为矿物颜料[29]，战国彩绘铜镜的颜料应与之类似。 4.洛阳的彩绘镜均在铸好的精美纹饰的镜背上绘彩，齐地均在素面镜上绘彩，楚地兼有在透雕镜和素镜等上绘彩的方式。 5.战国彩绘铜镜的大小及厚度与战国非彩绘镜相近，均较轻薄。彩绘方镜边长多在8~11厘米，彩绘圆镜大小不一，直径多在8~20厘米，最大的彩绘方镜、圆镜均在齐地，边长和直径分别达20厘米和36厘米。 总之，战国彩绘铜镜在形制、纹饰和工艺上有较多的共性，但地域差异明显。 三、墓葬等级及空间位置 将彩绘铜镜置于墓葬中有助于认识其使用情境。在参考楚墓的分类标准[30]和已有成果基础上，本节根据墓葬等级，分别考察彩绘铜镜的出土位置及空间关系密切的伴出物。 第一级为封君或上大夫及夫人墓，其彩绘铜镜多置于奁内。这类墓有天星观2000M2，长台关1957M1、1958M2，包山1986M1、1986M2等，多有大封土，一条墓道，分二至七室不等，随葬成套青铜礼器，有的有陶礼器及编钟编磬、车马器和竹简、玉器、漆木器等。根据发掘报告可知天星观M2应为天星观M1主人“邸阳君番 第二级为下大夫级墓，其彩绘铜镜多出于头箱内，个别放于竹笥中，多与带钩、梳、篦等物成堆放置，在空间位置上与镇墓兽、木佣关系密切。这类墓有石板村1987M36、1987M33，安岗1992M2，长沙楚墓M397，有的有封土，一般有墓道，多为三室，青铜礼器与陶礼器混用，一般有漆木乐器，车马器零件，个别有遣策等，其他种类随葬品少。发掘者认为石板村1987M33应为1987M36之妻，属下大夫，其彩绘镜出于头箱，距墓主人正头端的镇墓兽较近，头箱还有陶礼器，梳、篦等。安岗1992M2与安岗M1为夫妻异穴合葬墓，属下大夫一级，两件镇墓兽和铜镜均在头箱的中间，与墓主人头部呈一条直线。 第三和第四级分别为士级和庶民墓，彩绘铜镜多与铜剑、镞等兵器、陶礼器或少量装饰品共出。士级墓一般无封土，有的有墓道，墓分两室或不分室，随葬品主要为仿铜陶礼器或少量铜礼器，个别有鼓、瑟、竹简。这类墓存在等级差异，有郭店1993M1、九店M234、九店M514、九店M77、望山WM4。如发掘者认为郭店1993M1应属有禄田的上士，而九店M234仅有陶礼器、铜镜和零星的装饰品。庶民墓仅长沙楚墓M407一座，为较窄的竖穴土坑墓，随葬陶鼎、敦、壶，彩绘铜镜和玻璃壁。 彩绘铜镜上至周王城的贵族、诸侯国封君、大夫，下到士乃至庶民阶层都可享用，但庶民墓占比极少，说明这属比较贵重的奢侈品。依墓葬等级的不同，彩绘铜镜在墓内的空间位置及伴出物有明显的特点。上大夫及以上阶层墓的彩绘铜镜多置于奁内，与镇墓佣或木佣等丧葬器相邻放置；下大夫及上士阶层墓彩绘铜镜多放置在墓主人头端，大体与梳篦、带钩之类成堆放置，几乎与镇墓兽、墓主人头部呈一条直线；低等级士和庶民墓的彩绘铜镜大都在头箱，多与剑、镞等锐兵器同出。由此可见，彩绘铜镜既有明显的实用功能又与镇墓兽、木佣等丧葬具关系密切。 四、社会功用及背景试析 在对战国彩绘铜镜的流行地区、年代、类型特点和出土情境认识的基础上，本节尝试探讨其社会功用及背景。 第一，战国彩绘铜镜被置于奁、竹笥内，或与梳篦、带钩之类成堆放置，表现出实用性功能即照容，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战国墓葬有分室，表明墓室空间有明显的功能划分，如包山M2遣策类简牍（简259-264）载“相（箱）尾之器所以行”与墓室出行车马类的随葬品种类相对应。《吕氏春秋·节丧》有载“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一般而言，同其他日常生活用器一样，死者在生前使用的铜镜可随葬于墓内。 第二，长江流域楚墓和黄河流域下游战国墓的非彩绘铜镜就常出于头箱正中，有些与镇墓兽共出[31]。战国彩绘镜与非彩绘镜都有辟邪的功用，其上绘彩应是为了增强辟邪禳灾之类的功效。 早期铜镜和战国铜镜有明显的宗教意义[32]，汉镜有我们熟知的“去不羊（祥）”功用，之后更是道教的法器。殷墟时期侯家庄M1005的铜镜是墓内唯一涂有朱砂的器物[33]，而朱砂在史前及夏商就在信仰和仪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34]。红色是彩绘铜镜的主要用色之一，应属朱砂，可作为颜料，有药用价值也是炼丹的原料，具有使人升天成仙的奇效[35]。彩绘的颜色还有黑、黄、白、蓝等，战国已出现“五色”的概念。《周礼·天官》有载“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左传·桓公二年》有“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之说。可见“五色”与人的生死相关，用“五色”在铜镜上绘图案，目的在“昭”所绘之物。此外，汉墓的解除瓶上画符、文字，就有增强解除灾殃的功力[36]，与彩绘施于铜镜有异曲同工之处。 “事死如事生”观念之下，李学勤先生提出“专贮在漆盒中，似与明器不合”的疑问也可解答。彩绘是“防锈蚀、弥补铸造或修补缺陷”之说并不恰当。彩绘粘合材料可能是胶，既不耐水、酸、碱，又不耐摩擦[37]，极易脱落，考古发掘的彩绘铜镜并无明显的铸造缺陷，可见绘彩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防锈蚀或修补。 除去彩绘，“彩绘铜镜”与同时代的透雕镜、禽兽纹镜、素镜等并无二致。显然，在已有辟邪禳灾功用的铜镜上再绘“五色”特殊纹样，意在强化突显其功效。 第三，绘彩纹样有明显的选择性，90%为方格纹、龙纹、凤纹、云纹，尤其应注意的是数量可观、布局一致的“方格纹”不见于战国非彩绘镜上。 彩绘方格纹镜与占卜的“式”有密切关联。方格的绘制难度并不高，美学价值也有限，个别绘制略显粗糙，如雨台山1986M10的方格纹镜。李零指出慈利石板村M36的方格纹方镜已具有象征十二辰之类的方格，近于“式图” [38]。实际上，除临淄南马坊2011M440的彩绘镜为九宫格外，其他方格纹镜也都是类似结构，或许是“九宫类式”和“六壬式”的反映。通过比对式盘[39]发现，战国彩绘铜镜尺寸与式盘相当，天盘直径多在6~13厘米，地盘边长多在9~25厘米。 龙、凤、云等抽象神秘图像被绘于镜上，是镇墓驱邪、引魂升天的工具，反映了早期的升仙思想。“镇墓兽”以云纹和龙纹为主与此相关[40]。以天星观M2为例，羽人、镇墓兽、人俑、虎座飞鸟、漆神树、木剑等分散于各室，有浓厚的引魂升天的意图。 战国时彩绘铜镜在楚、齐和东周王城洛阳地区集中出土有其历史原因。楚地盛行老庄之学，齐地则是稷下黄老之学[41]，楚、齐流行神仙思想。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其他流派思想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彩绘铜镜在汉代中期后不再出现或许与此相关。 五、结论 战国彩绘铜镜是在圆形或方形的素地镜、禽兽镜甚至精美的透雕镜等铜镜上再绘彩的镜类，所绘纹饰主要为方格、龙纹、凤纹、云纹，意在强化驱鬼除邪、祈福禳灾的功效，反映了时人灵魂不灭的宇宙观。该类镜在形制、纹饰和工艺上有较多的共性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彩绘方镜和圆镜并行，以圆镜为主，大小及厚度与非彩绘镜相近。楚地多以黑色为地，绘红、黄、金、银等色，齐地多绘红、粉蓝、白色。洛阳地区在已铸有精美纹饰的镜背上绘彩，齐地多在素面镜上绘彩，楚地则有在透雕、素面镜上绘彩的工艺。目前发现的彩绘铜镜在战国中后期集中出现于楚地、齐地乃至周王朝核心区，战国晚期末有衰落趋势，西汉已极少发现，应与战国时期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和宗教巫术、道家等社会思潮在以上地区盛行相关。 （作者：王亚、方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版权声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