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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的一天，我经历第二次高考成为“天之骄子”，重回旌德县祥云公社麻家生产队，整理行装，乡亲们再次拉着板车把我送出大山。五年的乡村磨砺，一幕幕又重现我的眼前。 1974年3月5日，是我从一名应届高中生开始走向社会的起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带着行李，在屯溪老汽车站，也就是现在的昱城广场，乘上了知青专车，在锣鼓歌声中，驶离了屯溪。一番周折之后，到达了旌德县庙首公社板桥生产队。这也是祥云公社离公路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祥云还不通公路。我们一批去祥云插队的知青大约有二十多人，分布在六个生产队。我们所去的生产队一共四人，两名初中生，两名高中生。公社组织了六个生产队的村民由村干部带队拉着板车已在公路边等候多时。当我们到达时，便搬上我们的行李，走了约二十多里路，到了一个林场，吃了中饭，稍微集中了一下，便由各生产队带着知青前往各自目的地。
林场离我们落户的生产队不远，大约五里路左右，下午便顺利到达麻家生产队，入住知青小屋。知青小屋是由土墙和茅草搭建而成的，当地叫茅草屋，屋内用木板简单分隔了两间房，我和高中同班同学白斌同住一屋。当时，该村还未通电，用的是煤油灯，但好像很快有了柴油机发电，因为柴油成本高，每天仅发电几小时，只有到了茶季和春节，才通宵开机发电。 那时我才16岁，身高不足一米六，村民们看了很好奇，还特地给我做了一副小簸箕（一种挑土工具），开始数月是吃派饭，和农民们一起上工。麻家生产队四面群山环抱，是一个偏僻的深山村落，出门便要爬山，全村仅百把人，几十户人家。木竹资源丰富，一般农作物都有，经济条件与山外的生产队比还算富裕，工分值较高，一个工一般在一块钱左右。 刚去时，正值春耕前的准备阶段，主要农活就是施肥，完全靠一副肩膀，将一担担肥挑入田中，一天下来，肩膀肿痛，日复一日，十分辛苦。经过短时间锻炼，我对农活技能有了一定的掌握，尤其是插秧和采茶还算是能手。比如在当地插秧季，下田时首先是技术高的，我也有幸被称做“秧师”。秧师必须有两大技能：一是动作快，因为接着下田的人不能因为前面进度慢而停顿，一般在大田里一排下去有五到六个人，因此你的速度要快。二是你插的秧必须要直，后面插秧的参照系是你，你不直，后面的人就无法插下去，即使勉强插下去，那也十分难看，还不利于田间管理。当秧师一旦下田，就没有休息的时间，遇到蚂蟥叮咬也无暇顾及。 到了备柴季节，就要上山砍柴，由于都是些细木柴，从很远的山上扛回村里。一般都是一次捆绑两捆，先扛一捆前行，感到吃力时，便将木柴放到路边，然后折返回去，扛第二捆，如此轮流交替，直至两捆都扛回村里。一开始体力还行，到后来肩膀又痛又肿，只得咬牙坚持。 村里的农活，轻松点的还是采茶。茶季多雨水，集体采茶，山上到处都是人，尤其是少男少女，边采茶边打情骂俏，歌声和家长里短随风传送。一般一天两趟，能采好几十斤。 “文革”后期，村里经常利用夜里组织一些学习活动，并根据村民的劳动表现评定工分值。我当时每天劳动不到一个工。在农村除了参加各种农活外，对生产队的学习宣传活动同样积极参与。一次村领导要我在农户墙上刷写标语，虽然我没写过，但美术字还可以，就在墙上大胆比划起来，几天便完成了。
插队前几年，最头疼的是吃饭问题。派饭吃完后，我们便开始自己做饭。第一次做饭，村里的民兵营长还专门带我们到三十里外的庙首去购置油盐酱醋及猪肉等，回到村里还教我们烧，烧好后还与我们一起吃，猪肉都被他吃了。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做饭。虽然我们有菜地在屋后，但吃菜一直成问题。经常每到吃饭时，端着饭碗到农户家去讨菜吃。有时吃饭迟了，村民都吃过了，只好用油炒饭吃或用糖精泡饭吃。有时断油了，就吃“炒红锅”。 农闲的时候，我向村民们学会了打草鞋、编扇子和自制卷烟。 插队的第三个春节，我跟家里说，这个年我不回去过了，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三十那天，我专门走了五里山路赶到公社所在地，买了一串爆竹和一些吃的，回到知青住地。初一天刚亮，我便起床放了爆竹，然后继续睡觉。那个春节还下了雪，雪后阳光灿烂。我无所适从，突发奇想，写下了一篇回忆录。 第二年春节，又遇下大雪，回家过年心切，我和另外生产队一知青也是中学同学相约，一同回屯溪过年。我们顶着大雪，从山里走出来，谁知到了庙首，才知道班车已经停开。一商量决定徒步到县城。踏雪走了六十余里地，直到下午才到县城一同学处，换下鞋子，抱着被雪水泡白的双脚，眼泪不禁奇眶而出。 1977年，当上代课教师以后，情况有了较大转变。那是到另一个生产队的村办小学，那里也有屯溪知青，那个村里对老师特别敬重，每天都有学生带时令蔬菜给我们，吃菜可以不用愁了。当地的知青李明，在屯溪我们是邻居，他很会生活，养了很多鸡。我们一起教书，共同生活。我和李明两个教室复式班的学生，也就几十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上课挺有意思，先让高年级自习，然后给低年级上课，接着再给高年级上课。课程不少，语文、算术、音乐、体育都有，一学期下来考试，我们带的学生成绩在全公社还是不错的，村民们十分满意，自己也挺有成就感。 时间到了1977年下半年，中国的改革大幕即将拉开，邓小平同志一声令下，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可对我们多年从事农活的知青来说，似乎成了两难选择，数理化知识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对高考毫无信心，却又对当一辈子农民心有不甘。因为此时，同时下放的大多数知青已通过招工、入伍返城，对留守的知青来说，面临着农村生活孤独的恐惧。因此只能硬着头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首次高考，仅得一百八十分，好像达到了初选线，并且还让填报志愿，最终不知什么原因未能考上。
转眼1978年又一次高考摆在面前，首次高考落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我情绪低落，未做再考的打算。全家便委托我大哥专程来我插队之处，劝说我回去复习迎考。哥哥来到我落户之地麻家生产队，恰好当时我不在住所，大哥听村民说我到公社办事去了，便折往公社找我。得知大哥来了，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追，追上之后，大声叫了一声哥哥，哥回头看到我，便停下了脚步。一股亲情、兄弟之情顿时涌现心头，眼眶顿时充满了泪水，深感在这深山沟里见一次亲人是多么不易。此后，我便走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回屯溪复习迎考。 经过两次不懈的努力，终于在高考这个比较公平的战场上，依靠自身的能力，走出大山，成为当时的“天之骄子”。 回首往事，麻家村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沟，对我来说却是走向社会的起点，也是我开始思考人生未来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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