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上的一件奇事：一名国军排长，戏剧性地成为红军与中央的信使

在我军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一位多次要求参加红军未果的国军排长，却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戏剧性地成为一支红军部队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信使。

那是在1937年5月，中共中央忽然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重要报告：一个自称姜述堂的人带来了有关红二十八军的消息。

此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派人前往鄂豫皖地区寻找红二十八军，但由于国民党封锁严密，红军分散游击、行踪不定，一直没有联系上。

如今红二十八军的同志自己找上门来，当然让人喜出望外。

七贤庄办事处的负责人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姜述堂是一个革命热情极高、又颇富传奇色彩的人，他与红二十八军的来往也极具戏剧性。

原来，姜述堂是河南人，当时在国民党第十一路军某团任少尉排长，但他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贪污腐败的作风，一心想要投奔红军。

1936年秋天，姜述堂率领20余名士兵，找到中共潜山县万山便衣队，要求参加红军。

当时万山便衣队只有十几个人，力量较小，无法改编姜述堂二十几人的队伍，一时又无法与红二十八军或中共皖鄂特委联系上，无奈之下只好劝说姜述堂等人回去。

姜述堂无限遗憾，与他率领的二十几个人一起自愿将所带枪枝弹药送给便衣队，从便衣队领取了路费，表示要回各自的老家。

姜述堂等人离开后，一天夜里通过黄泥岗一带的封锁线时，不慎踩爆了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一部分受伤的士兵，被据点内的国民党士兵收容，另一部分未受伤的各自逃散了。

但姜述堂还是不肯放弃，他在外面漂泊了四五个月后，又独自一人又找到便衣队，要求参加红军，便衣队便把他送到了中共皖鄂特委。

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加紧对红二十八军进行“清剿”，形势异常严峻，斗争十分残酷。

皖鄂特委对姜述堂这样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来历不明的人，不能不有所警惕。

不过，特委考虑姜述堂两次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加红军，态度诚恳，表现积极，又怕打击了他的革命热情，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对待他。

最后，特委还是再次动员姜述堂回家乡去。

姜述堂离开特委时，请求特委给他一个身份证明，说他回到河南老家后，要设法寻找到当地的秘密党组织，参加革命。这件事倒容易办，特委便给他开了一个证明。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特委开具给姜述堂的这份证明，使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从而揭开了红二十八军历史上新的一页。

姜述堂离开皖鄂特委返回河南老家途经郑州时，听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便转道前往西安，找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他讲述了自己两次要求参加红军未果的经过，再次要求参加革命，并出示了皖鄂特委给他的身份证明。

七贤庄办事处的负责人被姜述堂一心投奔红军的热情打动了，交给他两份中央文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要他带给红二十八军。

姜述堂二话不说就上路了，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一个月后再次来到鄂豫皖根据地。

这回他找到了鹞落坪便衣队，但便衣队怀疑他是否是受国民党派遣，前来刺探红军情报，要他从实招来。

姜述堂竭力申辩，说：“我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里来的，给你们的上级带来了重要指示。”

便衣队有的同志将信将疑，有的人要将他当作敌特予以处决。

姜述堂满腹委屈地说：“我在这座山上爬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来了，就真的是特务，想跑也跑不掉。你们先带我去见特委，那时再处决也不迟。”

当时，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正在鹞落坪附近的沙衬河一带活动。便衣队便派人带着姜述堂，连夜越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找到了特委书记何耀榜。

何耀榜仔细地询问了姜述堂到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过后，又看了姜述堂带来的两份中央文件，最后说：“这两份文件不是假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找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看到了这个消息。”

这时他紧握住姜述堂的手说：“你辛苦了！这种锲而不舍投奔革命队伍的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

随后，何耀榜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将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密信，并请求党中央派人来联系。

他郑重地把这封密信交给姜述堂，请他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姜述堂这个国军排长，就这样成了中共中央与红二十八军之间一位奇特的信使。

可以说，正是在姜述堂不懈的努力下，红二十八军终于与中央取得了联系。

可惜的是，对于姜述堂后来的事迹，各种史料均查阅不到，只能推测他极有可能牺牲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