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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2年05月20日 B07版
林枫 清末以降，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近代印刷技术的成熟，报纸等近代媒体大量出现。同时社会巨变，传统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文人无论是为了稻粱谋，还是为了扬名立万，与大众媒体打交道逐渐成了他们的必修课，正如现在有点名气的文化人，都必须在知名社交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接受移动媒体洗礼一般。时代大潮下，鲁迅大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特别是1927年后，他完全离开了政府和教育系统，基本靠自由撰稿为生，这就意味着他要与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处理好关系，所以鲁迅与多数编辑保持了良好和长久的联系，与知名媒体打交道也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与《良友》成为良友 1927年10月3日下午，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下榻于共和旅馆。本来大先生准备把上海作为旅途中的一站，但在旅馆中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留在上海，可以跟兄弟比邻而居，亲密的朋友都离自己不远，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拥有全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饮食上也能满足口味，医疗条件也很发达。这样的氛围对鲁迅来说，非常适合定居——就这样，上海成为了鲁迅生命中最后九年的定居地。 鲁迅定居上海后，上海媒体自然闻风而动，绞尽脑汁要拜访这位文化名人。1928年2月25日，时任《良友画报》主编的梁得所，邀了鲁迅的老友画家司徒乔同往拜访鲁迅。其时鲁迅和良友还没有业务上的关系。梁得所也未正式和他会面过。和鲁迅早有来往的司徒乔，却是常到良友来走动的熟朋友；因此梁请他同去引见。梁素来崇敬鲁迅。作为后学，他想拜见这一位文坛巨匠；作为画报编辑，他想得到鲁迅的照片刊在画报上，于是他带去了一本《良友》画报和自己的一本出版不久的散文集《若草》。和鲁迅见面后，交谈之余，送上了画报和散文集，顺便提出了照片的要求。 鲁迅翻看了几页《良友》画报后，便笑着说：“这里面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人哩！” 画报登载的，当然有不少是新闻人物，鲁迅的话也说得很有意思。梁得所避而不谈什么名人问题，只对他说，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一定都很想认识一下作者的容貌，因此希望能在画报上介绍。 鲁迅便说：“近来我实在有点害怕。”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封信，“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从杭州寄来的。信里说什么孤山一别……可是我实在从未到过孤山。前几天又接到北京朋友拍来的一封电报，说是听说我死了。我不明白这些话是哪儿来的。若是《良友》又发表我的照片，我的敌人不免要说，咳！又是鲁迅，而攻击造谣的更多了。” 话虽如此，梁得所终于说服了鲁迅。这是很难得的事。因为不到两个月后，著名诗人和雕塑家李金发曾请鲁迅为《美育》撰稿，并向他讨照片。鲁迅给他回信说：“……至于将照片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过僭。希鉴原为荷。”可见鲁迅不是随便答应的。鲁迅当时手头上没有现成合适的照片，便约好司徒乔给他画个速写。三天之后，司徒乔再到鲁迅寓所，把速写画好了。 这时梁得所又想到，画像只能表现本人，照片却可以反映本人的生活环境。假使既有速写，又有照片，读者一定会更为高兴。因此他又征得鲁迅同意，3月16日晚带了个照相机，再到鲁迅寓所，给他拍了四张照片，都是在他的书房拍的。一张站在书橱前，其他三张都是坐着的。刊登时只选用一张。梁当时还请鲁迅写一篇自述，鲁迅没有答应，却同意使用原来在《语丝》刊出过的一篇简传。这样，一张司徒乔的速写，一张梁得所拍的照片，附一篇转载的小传，和梁写的一篇访问记，便在同年4月30日出版的《良友画报》第二十五期刊出。司徒乔的速写像，笔力刚健，很能表达出鲁迅坚强不屈的性格。整个脸部的轮廓，比他本人稍胖，神似多于形似。梁得所拍的照片，则表现了人物生活和典型环境：鲁迅坐在书桌旁边的藤椅上，略靠左。姿势和神态都是我们平日最常见到的那样。背景是一列书橱。书桌上放了几张稿纸。从艺术上说，这照片是朴素的；从内容说，却是给我们留下的与鲁迅生前的风貌非常接近的肖像之一。正如《良友》主编之一马国亮总结道，这张照片“成为最能表现鲁迅的神采和生活环境的，富有代表性的留影之一”。 大先生对接受《良友》的采访也很重视，特地在日记中记录如下。 1928年2月25日：“……司徒乔、梁得所来并赠《若草》一本。” 3月16日：“……晚梁得所来摄影二并赠《良友》一本。” 3月21日：“……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片三枚。” 4月22日：“……访梁得所，未遇。” 《良友》画报登载鲁迅照片和接受采访一事，在社会上反响巨大，但也引来鲁迅二弟周作人的闲话，“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虽然有这些闲言闲语，但通过梁得所的采访，鲁迅和《良友》画报乃至整个良友出版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到了1930年代鲁迅开始和良友出版公司有了业务上的联系。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时，经郑伯奇的介绍，鲁迅把他的苏联译作《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交给《丛书》。不久又应邀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另外，还为德国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写序文。 到了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36年2月，苏联版画在上海展出。这一个集许多苏联著名版画家的作品展览，轰动了上海文化界。在鲁迅的鼓励下，良友后来便出版了《苏联版画集》。早在酝酿出版的时候，鲁迅就答应编辑协助画集编辑赵家璧选稿。根据良友出版社主编马国良回忆，1936年4月7日，鲁迅如约到良友公司来。“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大好，走上良友出版社三楼的编辑部，显然很吃力。他也不肯好好地休息，便忙着选画。近三百张的原作他一一认真看完，一面谈他的意见。我们站在他的坐椅后面，随着他翻动的画幅，听着他的评语。我（马国良）算是学过美术的，可是有些作品只在听了鲁迅的分析才体会到它的独到之处。” 六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马国良等人立即将原定出版的《良友画报》第一百二十一期，抽掉了原订的四个满版稿件，代之以《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之丧》，全面报道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社会各界关于鲁迅逝世的反应，尤其是刊登了多幅送葬的照片，算是尽了和大先生最后的友谊。 《北洋画报》中的“卷土重去” 鲁迅离开时，那座城叫北京，他重返时，那座城叫北平。1926年8月26日，鲁迅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 1932年11月9日夜，已在上海定居五年的鲁迅，突然接到北平来电，电文中云“母病速归”。11月11日晨，鲁迅乘火车赶赴北平，两天后即抵达，“见母亲已稍愈”，可谓虚惊一场。 家务事处理完后，11月22日，鲁迅与台静农“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次往辅仁大学演讲四十分钟”。从此次讲演开始，鲁迅此行接续共计在北平各大学讲演五次，被后世称为“北平五讲”。 继北京大学首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之后，当天鲁迅又至辅仁大学作《今春的两种感想》讲演；11月24日赴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作《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演，11月27日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再论第三种人》，次日在中国大学(学院)讲演《文艺与武力》之后，晚间即乘火车离开北平。 而五讲中被当时媒体最为关注的，现存历史信息最为精详的，当属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的第四场讲演。鲁迅先生的一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从1920年秋季开始，直到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为止，整整6年时间，鲁迅分别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任教，这几所大学都是今天北师大的前身。而从1920年3月到1926年8月的6年时间里，鲁迅在日记中提到北师大，就达304次之多。鲁迅自1920年起在北高师国文部任教，开设“中国小说史略”“文艺理论”等课程，参加“国文学会”，1923年起在女高师国文系任教，积极支持进步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两所大学，是鲁迅任教最早、时间最长的高等学校。所以鲁迅重返北师大，对演讲自然倾注最多的心血，也受到广大学生热烈的欢迎。 当时已经成为“北方巨擘”的《北洋画报》对此热点也是紧追不舍，画报记者“缺自平”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如此报道鲁迅在北师大演讲的盛况，“鲁迅来北平，为最近之一大事。因为一大事，而各方皆重视此人，其一举一动，遂皆有日报报告，致（本报）记者反无从得新闻以告我读者。然对此大事若无贡献，记者终觉不安。于是千方百计得未见报之有趣零讯数则，兹谨献于诸君。”《北洋画报》因为是两到三日才出版一期的刊物，对于热点追踪的时效性落后于《世界日报》《北辰报》等报刊，但《北洋画报》也有自己的独门暗技，记者“缺自平”通过深度挖掘，多方位的报道，也给读者带来了鲁迅演讲不同视野的观察角度。 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表明鲁迅的演讲是在北师大操场人群的簇拥中进行的，《北洋画报》挖掘到了鲁迅“操场演讲”背后的故事：“鲁迅在师大讲演时，听众最多，盖师大青年左倾风尚较盛也。鲁初拟在教室内讲演，继以台下喊到操场去讲，鲁见人确太多，于是首肯。但以人已将教室挤满，不能出，鲁遂内窗户跳出，其不摆架子，有如此者。但此事闻于某老后，某老摇首曾喟然长叹曰'惟此叛道之徒，乃能出不由户！’” 作为“叛道之徒”的鲁迅演讲完毕后，其现场问答也被《北洋画报》描绘得妙趣横生，“鲁迅讲演后曾有多人包围，向其问询种种问题。且有极端分子，逼其作可以马上被捕之言论，鲁曾对此连呼'幼稚’，但彼始终不变其滑稽风度。”某位狂热的学生说：“大家为瞻仰您的道范……”鲁迅连忙回答：“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看得！”《北洋画报》的“缺自平”记者就大先生“三十年前还看得”一句调侃道：“其意殆谓三十岁前，鲁迅固一小白脸也。现拟觅鲁迅三十年前之照片一阅者甚多，尤以密司（MISS，小姐）们为甚。” 妙趣横生中也有暗流涌动，鲁迅演讲和问答完毕后，有狂热粉丝拥入休息室，争相挽留大先生再续前缘在北平教书，鲁迅一听迅即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以鲁迅的品格性情而言，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恐怕并不是随口调侃而已。在北平鲁迅有不少故交和拥护者，但也有不少宿敌，而且有些宿敌身居高位，已经有流言传闻某些人对鲁迅的北平五讲很不感冒，鲁迅如果真重留在北平，有人恐怕要寝食难安了。所以大先生方才在应答热情观众之际，立马回应要“卷土重去”。《北洋画报》报道这一充满智慧的四字，“各日报皆以'卷土重去’为新闻标题”，“卷土重去”也成为鲁迅“北平五讲”的标志性语言。《北洋画报》进一步挖掘“而使会说鲁迅卷土重来，而使此老不安？此事则甚少人知”，透露者是北方后来居上的报刊《北辰报》，鲁迅刚到北平时，《北辰报》就写了《鲁迅卷土重来》的短评，而短评的作者就是曾铁忱，他熟读鲁迅作品，故曾铁忱文中“富于'射他耳’（Satire讽刺)之趣味，不下于鲁迅个人之作”“鲁迅竟借此一射而逃，可谓善于借故逃脱矣。”就这样1932年11月28日晚，大先生在各大媒体的追捧、议论和调侃中，坐着南下的火车回上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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