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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
抗大基地正门。
抗大基地。
抗大出版组合影。
1941年的抗大教材《洪炉》。 大小新闻客户端11月4日讯(作者：刘永君) “胶东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在敌后坚持办学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在胶东半岛近10年蓬勃发展的办学历程中，“胶东抗大”一方面坚持发扬中国抗大“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在推广和吸收抗大总校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胶东革命环境与形势，因地施策，形成了以战场为课堂、边战斗边学习、学战结合、灵活授课等特色办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和管理干部，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作出巨大贡献，成为我党火线办学的楷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一所在战火硝烟中诞生于延安的革命红色学校。“七·七事变”之后，抗日烽火迅速蔓延开来。19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和任务，适应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高瞻远瞩，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抗大分校的战略决定。除总校外，抗大在敌后先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胶东抗大是1938年12月25日于陕西延长县成立的中国抗大一分校（亦称山东分校）的第三支校。 胶东抗大办学历史演进及基本特点 胶东抗大办学历史演进 为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抗大”到火线去办学指示，1939年初，“抗大”一分校在校长何长工的率领下，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山区。依据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实际需要，1939年11月初，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到山东敌后办学，就地培训山东部队军政干部的命令。根据当时情况，除由何长工校长率一个留守大队在太行山迎接“抗大”总校外，周纯全接任了一分校校长，并亲自率领一分校校部全体人员经冀南，穿过陕、晋、冀、鲁4省，历经艰难险阻，冲破敌人道道封锁线，一路蜿蜒迂回，行程数千公里，于1940年1月到了山东解放区鲁南沂蒙山区。 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胶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为迅速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决定成立抗大胶东支校。1940年2月派出抗大一分校第一大队百余名干部前往胶东地区办学。几经辗转，1940年4月初到达了胶东抗日根据地招远县境内，与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部会合，随后转赴招远、掖县（今莱州）、莱阳边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三元村，与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建立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亦称抗大一分校三支校，简称“胶东抗大”），对外称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对外是团长，不久接任校长），建制上受胶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军事上归山东纵队五支队指挥。“胶东抗大”扎根于胶东半岛敌占区，开启了在胶东长达10年、在栖霞近8年的艰苦办学生涯。胶东抗大曲折辉煌的办学和战斗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共和国成长发展史上均留下了深刻的红色记忆。这一战火年代的地方军政人才培养战略，既是中国抗大精神的生动续写，更是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的延伸。 1943年春，山东军区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决定将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注：抗大一分校本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管理，任务仍然如前不变。1947年2月，根据华东军区决定，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改为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1948年8月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学校以训练南下干部为主，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1月，学校大批干部和500多名老战士奔赴华东局，准备渡江。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离开栖霞，校址由胶东迁往济南，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步兵学校，后来南下并入华东军政大学，走完了在胶东十年办学历程。 回溯中国抗大办学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胶东抗大”是中国抗大成功实施分校办学、由延安深入敌后办学的缩影和典型，与中国抗大一脉相承。由此开创了党和军队以中国抗大总校为主体，推进各分校分散延伸办学的“总校与分校”相互支持、相互贯通、一体发展的办学格局。 走“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学战结合道路 经历一路战斗考验，扎根胶东敌后办学。胶东支校（胶东抗大）从沂蒙山区出发后，绕道千里，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黄渤海之滨的胶东半岛，途中经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频繁战斗考验。刚开学就参加了反日寇“六一”扫荡，进入大泽山区相继经历了铁夼寺对日寇反袭击战、豹子头反合围斗争等多次反投降和反扫荡战役，扎根牙山根据地后参与反日寇“拉网大扫荡”等战斗，均取得了胜利，当然部分教职学员因战伤残，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 首先，胶东抗大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坚持并不断创新抗大办学方针。结合胶东所处的敌、伪、顽并存的严峻斗争形势，在战火硝烟中走流动办学、学战结合的道路，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即便在战争气氛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胶东抗大利用战争间隙，争取一切时间和机会，或集中，或分散，就地开展教学活动。学员们求知若渴，迅速调整状态，静下心来，把大路当课堂，把膝盖当桌子，在背包上认字，在大地上写字， 临危不乱，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投身于根据地建设。胶东抗大文艺宣传队在办学过程中，注重占据舆论高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配合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深入各地宣传发动，发挥号角作用，激励军民团结抗敌。 再次，与时俱进、机动灵活调整培训内容。1942年下半年—1943年，“胶东抗大”为深入开展整风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结合教学工作，克服主观主义，使教学内容更切实际。军事课除“正规化”军事训练外，加强了小分队游击战术训练。政治课着重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发扬民主，一面教学，一面查“三风”不正（涤除和整肃严重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大歪风）的表现。整风以后，传来陕甘宁边区和各兄弟军区采用群众路线练兵的经验，对教学工作促进很大。1944年冬主要推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教学方针。抗战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强行宣布单方面接受抗战胜利果实，要求共产党领导下各级部队原地待命并不得接受日本投降，对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毫无诚意，面对这一情况，教导二团扩大办学规模，开展了百日大练兵、整纪、创模运动，目的是将“秀才”培养成文武双全的解放军干部。这一期教学为适应现代化战斗，注重高层次军事技术训练，增设了机枪与炮兵等特科队。在栖霞城区的白洋河套及场园等地，到处是大练兵的紧张场面，其中重机枪与炮兵训练，最引人注目。他们千方百计攻破技术难关，训练出一批批射击能手。1947年2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招收了3个月短学制的第一期学员。教学以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为重点，开学后即开展了立功爬山运动，以锻炼坚定的革命意志。1948年8月，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学校以训练南下干部为主，自上而下开展“三查三整”。 总之，“胶东抗大”探索出的以战争为主线、以根据地为依托、灵活选择能够指导革命实践和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教学内容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为我党我军留下了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宝贵的战地办学经验。 独具特色的教学运行与管理模式 胶东抗大校史上最艰苦的阶段，即是从1940年6月到1941年3月的“大泽山阶段”。 1940年夏季，“胶东抗大”奉命移驻平（度）、掖（县）交界的大泽山区，正式拉开了胶东抗大学习和战斗序幕。 进驻大泽山区，胶东抗大主要任务：一是在大泽山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配合主力部队直接参加保卫大泽山根据地战斗。进入大泽山区近一年的时间里，抗大支校参加了多次反投降、反扫荡战役，特别是铁夼寺战斗、豹子头反合围战斗等。二是坚持开展教学，三是配合地方进行根据地建设。学校在编制上整合为两个学员武装营、一个警卫连、一个侦察排、一个通讯班。在大泽山区10个月战斗紧张频繁的阶段，胶东抗大一面参加了保卫大泽山根据地的保卫战斗和建设，一面进行教学培训。相继完成了第一、第二两期教学，为胶东我主力军和游击队培训了近千名连、排级军政干部和10多名地方干部。 1941年6月1日，正式开始第三期教学。此时，聂凤智被第一分校派来，接替贾若瑜担任校长，廖永光继任政委，黄经琛任教育长。校部分政治处、参谋处、后勤处、直属连队几个办事机构，学员根据形势需要招生，先后实行过三、三和四、四编制。1941年秋，发展为三个建制营600多学员的学校。随聂凤智从一分校调来一批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员，也带来部分新教材，充实了教学力量和教学内容。这一阶段的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启发、研究、实验式，废止注入、强迫、空洞的教学方式。在聂、廖首长的指挥下，学校经历了春夏两次大扫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存并增强了学校的实力，1941年11月7日第三期学员顺利毕业。 “胶东抗大”作用与贡献 “胶东抗大”是革命精神的“播种机” “胶东抗大”十分重视教育广大师生继承我军及抗大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发扬为革命、为理想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并将走向战场、团结军民、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抗战精神播撒到地处华北抗日前沿的胶东半岛，在胶东大地上燃起同仇敌忾、决死抗战的熊熊火焰。在频繁的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胶东抗大”师生英勇投身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伴随“胶东抗大”的形成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地域特色的“胶东抗大”精神。这种精神汇聚了胶东精英和胶东人民的双重主体价值理念和主人翁精神，是由胶东革命精英群体和人民群众双重主体创造的，是胶东革命先驱向当代人们传递的精神火把，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自强的永恒精神财富。 “胶东抗大”是革命干部的摇篮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和战斗在胶东半岛的“胶东抗大”，从1940年4月创建，至1949年5月彻底迁走，近10年的风雨历程，为军队和地方培育输送了逾万名优秀人才。 特别是“胶东抗大”在牙山北麓办学的几年，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的时期，然而招生、培训不但从未间断，反而缩短培训时间，增强招生数量和训练内容。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胶东抗大”培育的这些优秀指战员，后来有些走上了各级军事领导岗位，有些成长为管理干部，还有的从事军队和普通高等教育及研究工作，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武装整编为胶东军区五师、六师，以其为源头和基础，先后有27、31、32、41集团军从胶东大地走出，建国后历经整编，仍有27、31、41集团军驻守在祖国大江南北，占全国陆军18个集团军的六分之一，其中就包含不少“胶东抗大”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过解放胶东战斗的将领，建国初期被授予将军衔(上、中、少将)的有27人，其中有10人是从“胶东抗大”里走出来的。学员不乏成为优秀指挥员的人，如原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与胞兄迟浩谦（北海舰队原军务处处长）都曾在“胶东抗大”上过学。 群众路线是“胶东抗大”的生命线 “胶东抗大”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正如毛泽东在抗大的一篇讲话中指出：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把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学员传播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同时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抗大广大干部学员的光辉使命。 1943年，“胶东抗大”发扬“抗大”老传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在牙山革命根据地开荒种菜，上山打柴，帮助群众筑路、疏河、修堤坝等。学校还建立了修械、榨油、纺织、被服、磨面等工厂，既保障了学校的供给，也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更获得了胶东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 胶东抗大对中国抗大的继承与创新 胶东抗大由创立、发展到壮大的成功办学，是党中央、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中央军委、八路军山东纵队根据胶东地区的革命形势和斗争实际需要，高度关注、高度重视和战略支持的结果。 始终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为统领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加强和改进抗大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抗大、办好胶东抗大的根本保证。在大后方和战火前线创建抗大及其分校，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以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为统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抗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旗在抗大高高飘扬。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胶东抗大秉承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组织领导上，坚持将参加过长征和山东武装斗争、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战员配备到胶东抗大担任校长、政委、及教学骨干。特别是5位专职校长和3位政委中，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占6位，另外两位校长刘汉、裴宗澄也有深厚的胶东地方武装斗争和作战履历及经验。由于他们的突出贡献，除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50军副军长、代军长的蔡正国校长牺牲外，建国后其余7位校长政委均先后被授衔少将或中将。思想政治历练中，胶东抗大师生不断锤炼斗争意志，坚定政治立场。一是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胶东抗大师生。坚持理论传播、狠抓理论教学。革命读物稀缺，就组织教员自己编印；教学教材缺乏，就结合实战编写；纸张油墨匮乏，就突破封锁寻找；没有印刷所，就自力更生创建。先后编印《斗争》《先锋》《洪炉》等多部理论书籍、刊发多篇理论文章，为战争中涵养斗争精神提供强大理论支撑。二是培植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胶东抗大学员始终坚定信仰，团结一心克服艰苦条件，发扬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由于服装严重短缺，冬天有的学员把穿破的夏装当衬衣，大多数学员只能空身穿一件棉衣，被戏称为“套筒棉衣”。女学员由于没有衣服换洗，只好几个人将津贴凑起来买几尺布缝一件衣服轮流穿着换洗。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激励着每一位学员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三是严明教学和行动纪律。胶东抗大校长贾若瑜，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坚持事无大小，严格按制度规定办事，不搞特殊，防范政治风险。1941年，一次胶东抗大转移途中，贾若瑜发现爱人将一个小包裹放在自己乘马的背套里，立即让警卫员送给爱人，要求她自己带，并严肃告知身边人：“今后不准让她向里面放东西。她个人的东西，让她自己带嘛，不要搞特殊!” 胶东抗大的教风极为严格，在教学管理上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自我革命。1945年2月，胶东军区组织莱阳万第战役中俘虏的200名连以上军官到胶东抗大学习集训。集训结束结算时，排长发现账上少了5张蜡纸，想用自己的津贴买5张蜡纸赔补，指导员听取汇报后严肃指出，“必须彻底查清，找出原因，不能马虎了事”。最终查到了“两个班各领5张蜡纸”的记录，发现“只看到'5’字，却忽略了'各’字”的错误。指导员严厉批评教育：这不只是5张纸的问题，应从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上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做任何事情，必须认真负责、不留尾巴。正是这种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魄力，才保持了良好的学风、教风。四是强化责任担当。担当本领是否过硬，是检验党员干部政治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胶东抗大教员、指导员洪国治尽职尽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时常咳血，别人害怕，他便讲：“没关系，干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吐点血怕什么！”他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听取学员意见，精心备课，改进教学。1945年2月，年仅29岁的他与世长辞。洪国治用生命书写了责任与担当，以自身为范本教育学员们在实践中强化政治责任。 明确的办学目标和使命 抗大学员以部队调干为主，同时招收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学员们在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自觉的革命战士和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栋梁之才，他们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后，用学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和发动群众，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学员斗争本领 胶东抗大坚持战场练兵，注重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学员斗争本领。面对敌伪顽疯狂扫荡围剿的严酷现实，胶东抗大师生坚持把战场作课堂，在枪林弹雨中求生存、长本领，总结出了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实战经验，增强了斗争本领。 “胶东抗大”注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如军事课主要采取三种教学方式：一是联系实际战前学。一般是在敌取守势，我取进攻的形势下进行，即联系战前准备进行。发动学员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根据任务要求，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搞好射击投弹以及埋伏、攻击和退路等都一一搞清楚、弄明白。二是针对困难战中学。一般是在敌占攻势，我于被动之时开展。办学期间，学校时常遇到日伪军“扫荡”，几乎每次都安排学员以适当规模分散隐蔽，化整为零，学员身临其境，学得快、记得牢。三是抓住时机战后学。一般是在战斗之后，不失时机地组织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谈看法，讲体会，吸取经验，接受教训。 传承和创新伟大的抗大精神 “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抗大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抵御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过程中所形成的，是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精神是抗大教育方针的直接体现，成为夺取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生力量源泉，为锻造和光大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的反对军阀统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胶东抗大”作为中国抗大的敌后办学分支，坚持发扬中国抗大精神传统，以忠贞不渝的坚定信仰和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虽置身胶东敌伪顽恶略斗争环境，历经十载战火洗礼，饱经岁月沧桑，仍坚持不懈扩大办学。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运行与管理模式，而且孕育出了“熔炉中锤炼、斗争中学习”的胶东抗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抗大”的精神谱系。这种精神，最终在胶东汇聚成抵御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的强大战斗力，是中国抗大精神和红军伟大长征精神在胶东大地的生动续写，铸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伟大丰碑。 责任编辑 纪春艳 本文来自“烟台日报-大小新闻”，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查看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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