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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纪元前后数百年间，月氏始终是中亚的重要部落之一。有关他们的语言归属，可谓众说纷纭。作者对月氏的语言属性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以求辩明他们的族性。研究的对象是汉籍中残留的少量月氏词汇。本文的结论是：月氏人所操的语言是印度—塞西安语，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塞西安—伊朗语；它与粟特语、奥塞梯语等语言同属一个语群。此外，作者还驳斥了若干错误的臆测和想法。 古代月氏的族属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众所周知，克拉普罗特（Klaproth）最初将月氏人划归在藏人一类，后来则换成印—欧起源的说法，把他们视同于哥德人（Goths）。[2]曾对中亚历史造成无数灾难的泛突厥主义者坚持声称月氏隶属于突厥族系。[3]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想，不仅源于月氏语残存的词汇，还源于中国史家的正式说法——月氏有别于匈奴，属于“胡人”即伊朗族群。[4]研究月氏的大部分学者对于月氏部落的族属都不发表意见。[5]由于族性的判别主要以语言为基础，所以我打算考察一下古代月氏语——即印度—塞西安帝国建立之前所操的语言——留存在汉籍中的几个词汇，从而对它们的语言属性做出若干结论。 公元87年，月氏王向东汉章帝求和亲，“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当域外物产首次传入中国，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是会采用它们的外语名称的。所以，本例中的“师”和“符拔”都应该是月氏语的发音。 1.“师”以及后来的“狮”（ši，* šʼi）都是狮子（lion）的名号。对于“师”字，我曾指出，它最初出自某种东伊朗语，经月氏的中介而传入中国。[6]如今，这个观点应该作些修正，即：* šʼi，ši或šē当是月氏语词汇，义为狮子；这个月氏词与其伊朗语的同类词关系密切。 2.“符拔”，读音* fu-bwaδ，fu-bwal，* fubal。我们已经知道，古奇米德（A.v.Gutschmid）将此词比定为希腊词βουβαλίς或βούβαλις，[7]然而，他只是将该希腊词作为“符拔”的插入语，而未探讨这个案例的语言学基础。 首先要说清的是，* fubal是某种动物的月氏语名称，它可能与βουβαλίς相关，并与印—欧诸语中其他词汇的关系也是如此。* fubal肯定不是月氏语中的希腊语借词。其次，月氏的这种动物并不表示它即是欧洲古人所说的bubalis（狷羚）的同一物种，因为只要仔细比较一下欧洲和中国之古代传说就很清楚了。欧洲古人所说的bubalis被人视同于北非具有长尾和短U形角的Bubalis mauretanica，以及其他种类的羚羊。[8]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是谈到“bubalis幼崽乃狮子之餐食”的第一人（Fragm.322 Nauck）。 希罗多德（Herodotus）把bubalis说成是利比亚荒漠中的动物之一（IV，192）。波利比乌斯（Polybius）赞美了它们的美丽（XII，3，§5）。[9]有意思的是，在古人的观念中，狮子与bubalis是死敌，它们经常一起出现在雕刻物上。[10]有关这两种动物搏斗的概念很可能也存在于月氏人的内心，因此他们对中国皇廷的贡物便体现了鲜明的政治隐喻的风味：弱肉强食。 然而，月氏的* fubal仍然是异于欧洲bubalis的一种动物。月氏人的* fubal肯定不会从北非进口而来，而是中亚草原本地所产的一种羚羊属动物。据《汉书》，符拔也产于乌弋山离。[11]据《后汉书》，安息在章和元年（87）与狮子一起进献的符拔“形似麟而无角”[12]。在成于12世纪的《尔雅翼》中，符拔被定义为“似鹿，长尾，一角”。因此，* fubal一词，不仅在月氏语中使用，也属于帕提亚语（安息语）的词汇。月氏语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它接近于伊朗语系。 3.还有一个月氏语的动物名被保留在由郭璞署名的《玄中记》里，此书并非官修的正史。这是指称公牛（ox）的一个月氏语词汇，中国人将它音译成汉字“及”，古音读作* gʼiep。据我所知，《玄中记》整书并未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使用后世作者的转引文字：“《玄中记》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即愈也。”（引自《太平御览》卷900）。该动物被称为“及”的事实，为10世纪下半叶乐史认真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所证实：“按《博物志》云，越巂郡有牛，稍割取肉，经日必复生如故。《玄中记》云，割而复生，名曰及牛。”（卷80）[13]我能找到的该故事的最详细版本见于《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卷167《蚕部》，以《元（玄）中记》的名义讲述：“大月支有牛，名为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疮愈。汉人入此国，见牛，不知以为珍异。” 毋需多少聪明才智就能认识到，转写成* gʼiep或* gʼiev的单词是属于印欧语系，尤其是伊朗语群的名词。阿维斯陀语gav-，中古波斯语gav、gō，新波斯语gāv，亚美尼亚语kov，梵语gáv，如此等等，都与月氏语名同属一系。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月氏词的外形和读音都与亚兹古拉姆语（Yazgulami）的γēw字（公牛）非常相近（最近，高赛特〈R.Gauthiot〉发现γēw字源出γāwa[14]）；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奥赛梯亚语gäwd和塞西亚语godi（源自* gowdi）。所以，月氏语的“牛”字是个塞西安—伊朗语系的词。 毫无疑问，月氏关于牛身重量减少和增加的观念符合伊朗类型的神话传说观，对于冷静持重和缺乏诗意的中国人来说，当然不会产生用牛的形像来象征月亮盈亏的想象。[15]比照阿维斯陀语aēvōdāta和gaučiθra。 4.“翖/翕侯”，读音作* hʼiep-gou，hiev-gou等，月氏五大总督的称衔；夏德（Hirth）曾误将它读成yap-hau，[16]并比定为突厥官号叶护，* yab（džab，šab）-gu。[17]然而，这两个官衔相互之间并无任何关系。中国人将“翕侯”一称只用于匈奴、乌孙、粟特等，我们没有理由像“突厥迷”一样，把一切都看成为源出突厥；中国人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该名同时见于三个塞西安语或突厥语族群中，如果与只见于单个突厥语族相比，该称衔更可能是源于突厥语，或者是匈奴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依我之见，“翕侯”源于塞西安语，其第一个音素与亚美尼亚语šahap相关，出自伊朗语* šarhap、šahrap（古波斯语xsaθrapāvan、δατρáπη ς）。[18]又，我们发现了月氏语的独特发音：其读音hiep或hiev（比照伊朗语hap）确切地相当于giev，即伊朗语gav。 关于第二个音素gou，我尚未得到确信的结论，在此只是提供一种推测。众所周知，新阿维斯陀语gava被用作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同义词，而巴拉维语的译文用dašt（平原）来解释此词。因此，达梅斯泰特（Darmesteter）把gava想像成具有“平原”含义的一个名词，[19]并将它与哥德语gawi（郡县、乡村、国土）、古高地德语gewi、gouwi、中古高地德语göu、gou相比照。所以，月氏语名词gou（汉字“侯”）可能与这个日耳曼语名词相关，则hap-gou可以意为“国土首长”。 5.从贵霜王朝诸王的名号Kaniṣka、Huṣka、Huviṣka、Vāsuṣka等可以推测，-ṣka乃是月氏语独有的词汇后缀。列维（A.Lévy）曾将这些形式与部落名Turuṣka联系起来；此名实际上是以Turk（突厥）一名为基础的，同时也是贵霜（Kuṣana）或印度—塞西安人的名称。[20] 1896年，我指出了《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中称呼乳香（Gummi olibanum或Thus orientale）的梵—藏术语turuṣka或turuka。《本草纲目》谓梵语名Turuṣka是苏合香的同义词，但是显然与乳香混淆了。[21]然而，Turuṣka并非如里斯·戴维兹（Rhys Davids）所认为的那样是“突厥之香”[22]，而当是“印度—塞西安人之香”。 《瑞应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天汉二年，月支国贡神香，武帝取看之。状若燕卵，凡三枚，大似枣。帝不烧，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疾。众使者请烧一枚，以辟疫气。帝然之，宫中病者差。长安百里内闻其香，积九月不歇。”嗣后，中国作者便将此物称为“月氏香”[23]。就这则故事来看，所谓的“月氏香”只可能是真正的乳香。该名称的后缀-ṣka肯定不属突厥语，而是塞西安—伊朗语。 6.学界对于部落名“月氏”已经有过许多讨论，但是至今尚未确认其正确的读音。汉字“月氏”一名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可能最初是由张骞写入他的报告和文书中的。于是，我们所面对的是汉朝初期外文名字的翻译问题。而众所周知，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汉语发音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中国人的语言学使得我们只能重建唐代的语词结构，但是再往上溯，我们就没有把握了。不过，印—汉比较语言学的进步仍然有望在未来的某天向我们揭示汉代语言的发音。 鉴于这一情况，我们更应更加谨慎小心地从事研究，注意一切可用的资料，以试图重构其民族称号“月氏”一名。尤其是，不能轻率地采用像斯蒂尔·霍尔斯坦（A.v.Stael-Holstein）那样的诠释。[24]不幸的是，古代的注疏者们在将此名中第二音素的正确读音提供给我们时，却未能启发我们注意第一音素。然而，在被前人忽视的，成于中世纪的一部著述中，却保留了对此名的详细解释；此即10世纪下半叶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在卷184中，他说“月氏”的读音为“肉支”，即读作* žuk-či或* nʼiuk-či(dʼi)。当然，这很令人惊奇，因为古代的“月”字都只有齿音作为尾音，却从未见过以喉音作为尾音的情况。对于此释，乐史并未征引其他资料或权威说法，而是显得掌握充分根据的样子，似乎采用了唐代的原始文献，所以，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唐代的资料。 这个解释所隐含的观念是：此字的部首分类当在“肉（卻）”部，而非“月”部（ 注疏者们的导向是：“月氏”中的第二个音素“氏”（ši）当读作“支”（či），[25]后世的著述确实用“支”取代了“氏”。这些古代语言学者并非随意断言的事实（斯蒂尔·霍尔斯坦声称他们随心所欲）可从其他几个名字上体现出来。例如，用以称呼匈奴最高统治者之妻子的“阏氏”便读作yen-či，颜师古清楚地说，古时的“氏”读作“支”：“昔氏音支”[26]。 在任何假设施之于“月氏”一名时，都不能否定这个结论。同样地，在地区名“乌氏”中，“氏”字也读作či。然而，汉字“支”在古代到底发成怎样的读音？克拉普罗特（Klaproth）采纳了“月氏读若yüe-ti”的观点，并认为t往往可被či取代。对于这个说法，不能像弗兰克（O.Franke）那样，[27]完全置之不顾。克拉普罗特并未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意思当是说，腭音č或tš可从齿音t发展而来；而这实际上是印、汉语的共同现象。 此外，伯希和正确地强调说，用一短横来区分“氐”字和“氏”字，只是相当近代的事情，所以，“氏”字既可读作ši，也可读作ti。[28]伯希和进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西汉时代，“氏”字的首音是或多或少腭化的齿音，但是并无腭音，更少摩擦音。王充给予了一个异名“焉提”，取代“阏氏”，因为“提”（tʼi）的发音与古音*di吻合。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在那个时代，“氏”“支”都发成dʼi、di或ti的音。[29]于是，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音素-di或-ti被前一部分“月”的尾齿音同化了，最后的音素不是清音，而成了浊音。像藏语所展示的那样，在汉语中，最后的爆破音都源自浊音，尤其是流音。 “月”字的古语音的形成有些复杂，远不像此前一些汉学家所坚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格特”（Get）问题，从而陷入“格泰人”（Getae）和“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问题的无尽讨论中。“月”字最初的首音并不是喉浊音，而是喉鼻音ṅ，这由“鱼厥”（ 在唐代，首音ṅ似乎曾有发展成g的倾向。在一份回鹘佛经中，月氏之名被转写成Kitsi或Ketsi。[31]当然，按照唐代的汉语发音而作的这个转写，对于复原此名的古代形式并无绝对的价值，因为此名的初次出现毕竟在八百年前了。事实是，在唐代所作的音译中，首音ṅ（今作y）通常相当于g；[32]假如“月氏”的音译名源于那一时期，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将它复原到以g为首音的形式。但是，我们却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这个音译名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做出的；并且，当时是否流行与唐代一样的音译规则，谁都无法断定。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的语音状况与唐代有所不同，或许比中世纪更为复杂。 在伊朗语和塞西安语的名字中，我们始终考虑到双辅音，但它在汉文中却难以再现。我在《中国伊朗编》中指出，汉语的首音s和š相当于伊朗语xs和xš。[33]“月”的首音有些模糊，难以确认，这就表明它所对译的是中国人的听觉不太熟悉的外语组合音。若按这个假设，则可列出两个假想的重构例子：ṅʼwied-di可导致* ṅʼwied-di或者* sgwied-di。而更可能的是后者，因为它带有塞西安—伊朗语名的所有特征。它与古波斯语铭文中的Suguda（阿维斯陀语Suγδa，粟特或粟特人的名称）非常近似。我并不是说这两个名称在外形上是一致的，而只是说二者之间有着语音上的关联。 关于音素di（dʼi，甚至最终的ti），我认为它应该被看成是复数词尾；这个复数后缀-di相当于奥塞梯语的-tä、塞西安语的-ται，以及粟特语和雅格诺比语中的-t或-y-t。[34]依我之见，将“月氏”之名比定于“格泰”（Getae）和“马萨格泰”（Massagetae），是绝无可能的。不仅是语音，还有地理、历史等因素都不支持这个假设。[35]此外，将它比定于Iάτιοι的说法[36]也必须摒弃，同时，将它说成与“嚈哒”（* Yep-dal、Ebdal、Abdal）相关的任何观点也不能接受。嚈哒虽然并非如施佩希特（Specht）错误声称的那样，是匈奴人，但是它与月氏一样，同为印欧人种，即塞西安伊兰人。与此类似的，是古代乌孙人，我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将论证这一点。“突厥斯坦”在操突厥诸语的人群定居在那里之前，是伊兰人的乡土。 弗兰克（O.Franke）曾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月氏人和粟特人（康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通婚关系；粟特诸王是月氏的后裔，并对此引以为傲。[37]我认为，这两个族群之间的相互善意似乎是源于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密切关系。[38] 西格（Sieg）和西格林（Siegling）发表了对见于中亚古抄本中的一种印欧语言的重要研究，称这种语言为“吐火罗语”，并将文章的标题设为“印度—塞西安人的语言”。[39]然而，好久以前人们就承认，这两个称呼是有害的。[40]“印度—塞西安语”绝不可能成为所谓“吐火罗语”的标签，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以“公牛”一名为例，便能确切地证实这一点。它在所谓的吐火罗语中称为okso，而如我们己见的那样，它在月氏语或印度—塞西安语中便名为gʼiev或gev。相应地，该吐火罗语名完全体现了欧罗巴语的特征，而月氏语名则体现了塞西安—伊朗语特征。我们还注意到，月氏语词具有首浊音和尾浊音，而它们则不见于吐火罗语中。所以，二者属于印欧语群中有着明显区别的两种语言。月氏语和塞西安语、粟特语、奥塞梯语及雅格诺比语同属一个语群。 译者附言： Aristotle，Historia Animalium，tr.into German，and comm by H.Aubert & F.Wimmer，2 vols，Leipzig，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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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查阅 [1] 译者注：1917年，劳费尔（B.Laufer）的这篇论文（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由芝加哥R.R.Donnelley and Sons公司私人印刷，单行本50册，未经出版社公开出版。 [2]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ʹAsie（亚洲历史概貌），pp.132，287-289.令人遗憾的是，贾斯提（F.Justi）在其《伊朗史》中依然称“藏族月氏或Tochar”（Grundriss〈概论〉，Vol.II，p.489）；明斯（E.H.Minns）甚至说，“他们显然更像是游牧的藏人。”（Scythians and Greeks〈塞西安人与希腊人〉，p.110）明斯断言，在任何文献中，都未见月氏人实行一妻多夫制。“藏人说”的假设遭到弗兰克（O.Franke）的有力驳斥。见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n（突厥诸族和塞西安人），pp.25-27。 [3] F.Hirth，Nachworte（后记），p.48；H.G.Rawlinson，Bactria（巴克特里亚），p.128；A.Stein，Khotan（和阗），p.50（“月氏人可能操一种突厥—蒙古系的语言”）. [4] 见《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第2899页。 [5] 有关不乏缺陷和不可接受的旧说，可参看E.Specht，Journal Asiatique（亚洲杂志），1883，11~12月号，320页。在现代科学发达的情况下，毋需再讨论这些观点。 [6] T'oung Pao，1916，p.81. [7] Geschichte Irans（伊朗史），p.140. [8] O.Keller，Antike Tierwelt（古代野生动物），Vol.I，p.294. [9] 还可参看Aristotle，Hist.an.（Aubert和Wimmer编，Vol.I，p.64）；Aelian，Hist.an.，XIV，14；Pliny，VIII，15. [10] Imhoof-Blumer & Keller，Tier und Pflanzenbilder auf Münzen und Gemmen（钱币和宝石上的动植物图像），Plate XVII，43. [11] 沙畹（Chavannes）认为“乌弋山离”即是Alexandria的音译名，亦即斯特拉波（Strabo）著述中Aria（相当于波斯帝国东部的一块地区）的首府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12]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8页，参看Chavannes，T'oung Pao，1907，p.177；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西戎·安息国》，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页。 [13] 《太平寰宇记》在此所引的《博物志》错将“及牛”置于四川的越巂郡。《本草纲目》卷51将“月支（氏）牛”列为一种专门的牛，但只引了《玄中记》“出西胡及大月氏国”云云，未提“及牛”之名。有些记载都谈及此牛产在“（大）月氏”、“西胡”（伊朗地区）。宋膺《异物志》以人道主义的态度采纳了这个故事，谓月氏牛尾重十斤，可切而复生。 [14] Notes sur le Yazgoulami，dialecte iranien des confins du Pamir（帕米尔边界以内的伊朗方言亚兹古拉姆语），载《亚洲杂志》，1916年，3～4月号，第264页。 [15] 例如，可参看Darmesteter，Etudes Iraniennes（伊朗研究），Vol.II，p.292；L.H.Gray，Spiegel Memorial Volume（斯皮格尔纪念卷），pp.160-168；G.Hüsing，Iranische Überlieferung（伊朗民间传说），pp.23-24.公牛似乎是月氏人的一种重要家畜。据杜佑所撰《通典》（成于766～801年），大月氏人善用四轮车，而中国人则不懂此物；这种轮车按其大小而相应地用四头、六头和八头公牛拖曳。 [16] Nachworte（后记），p.47.这一读音是建立在现代粤语的基础上的，但是他将现代粤语等同于汉语古音，则是错误的（参看我的Sino-Iranica《中国伊朗编》，第11条）。我们没有理由推测“翕”字在古代曾读作* yap；yap只是粤语的独特发展而已。《康熙字典》将此字的反切标为“许及”或“迄及”，读若“吸”，亦即hʼiep或hep。此外，夏德将称衔“翕侯”视同于“叶护”，是完全武断的，得不到任何汉文资料的支持。假如要把语音上并不一样的这两个汉译名溯源至同一个外文词，那么古代中国的注疏者们肯定不会对此毫无说法的。 [17] 有关“叶”字的音韵学问题，可参看伯希和的文章，刊《法国远东学院学刊》，卷4，第267～269页。 [18] Hübschmann，Armenische Grammatik（亚美尼亚语法），Vol.I，p.208；亦见Andreas在A.Christensen之《萨珊帝国》（LʼEmpire Sassanides）中的注释（第113页）。 [19] Le Zend-Avesta（阿维斯陀诠释），Vol.II，p.7. [20] Journal Asiatique（亚洲杂志），1897，1～2月号，第11页。 [21] 见伯希和之文，载《通报》，1912年，第478页。 [22] 参看伯希和刊于《亚洲杂志》之文，1914年，9～10月号，第418页。至于里斯·戴维兹所说的Turuṣka的巴利语名tarukkha，我们应注意，韦伯（A.Weber）已经解释过：turuṣka源自* turukhka（Abh.B.Ak.，1871，p.85）。 [23] 见〔宋〕洪刍《香谱》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版，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页，以及《骈字类编》卷7，《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版，台湾世界书局影印，1985年，第24页。译者注：劳费尔所引《香谱》的文字谓此事发生在南朝刘宋孝武帝的大明二年（458），则与本引文的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相差五个半世纪之遥。这于论题主旨虽无大碍，但毕竟有所出入，故特意提请读者注意。或许英文作者另有所本，或许其转引有误。 [24] 斯蒂尔·霍尔斯坦的推测（SPAW，1914，pp.643-650，重复于JRAS，1914，p.754）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的方法十分轻松，即摒除反对其预设观点的一切证据；而他的观点则是将“月氏”比定于他捏造出来的* Kuṣi，声称此即Kuṣa的主格词。为了配合他的这个想象，中国语言学家主张的“月氏=月支”，即ši与či相通的说法只能被毫无意义地牺牲掉了。它被贴上了“无权威性”的标签，而伟烈亚力（Wylie）则被赞为“权威”，因为他一直将该族称为“月氏”（Yuē-she）。按斯蒂尔·霍尔斯坦之说，在中国的一种古老方言中，“月氏”被读成Gur-ṣi或Kur-ṣi，以及Kuṣi。颜师古在中国语音学方面的权威，至今仍被认为至少与伟烈亚力和斯蒂尔·霍尔斯坦同样高。但是若要支持这个说法，汉籍的历史资料就只能不被相信，乃至完全推翻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熟知的“月氏”（Yüe-či）和“贵霜”（Kuṣana）这两个名字在语源上是完全不相干的，它们是互相独立的。Kuṣana之所以被译成汉文“贵霜”，因为中国人知道，“贵霜”是五翕侯之一，并且，丘就却（Kuzulakadphises）在征服了其他四个翕侯后，自尊为贵霜的国王。托马斯（F.W.Thomas）曾指出，Kuṣana（贵霜）并不是一个部落名，而是王朝家族的称衔；否则一份印度碑铭也不会将迦腻色迦（Kaniṣka）描绘成“贵霜血统的传播者”了（JRAS，1906，p.203）。亦可参见J.Marquart，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古突厥碑铭编年），p.59。 [25] 见《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第2687页；《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0页。 [26] “阏氏”读音的复原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注疏者们提供了不同的重构原型。《史记索隐》说，“阏氏”应读作“曷氏”（* had-di或* hat-ti），这确实接近于突厥语xatun（qatun，khatun）。在古代，此词有几种读音：突厥语作“可贺敦”（* kahatun）和“可敦”（* katun）；吐谷浑语作“恪尊”（* katsun）；拓跋语作“可孙”（* kasun）。我认为，匈奴词* haddi（ = * haddun）似乎代表了原始形式，而* katsun和* kasun则是嗣后的发展。但是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在此要使用“阏”（yen）这样的读音？不过，无论这种比定的根据是什么，匈奴词*had-di本身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显然，颜师古将“阏”的读音标为“于连反”（《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49页）时，他是在思考着匈奴语中另一个不同的词。有些奇怪的是，白鸟库吉在谈到此词时，并未注意到中国人的提示，尽管他转引了此语，并将此词比定于回纥语abči或evči（Sprache des Hiung-nu Stammes〈匈奴部落的语言〉，p.4）。我认为这个比定是不可能的。 [27] 见Zur Kenntnis der Türkvölker（关于突厥诸族的资讯），pp.22-23。弗兰克说，“氐”字的使用并不罕见。它见于《康熙字典》中，也见于郭允蹈编成于1236年的《蜀鉴》（卷九）中。不管怎样，“氐”字只是一个图形变体，而非语音变体。 [28] 《亚洲杂志》，1912，7～8月号，第169页。 [29] 参见伯希和的文章，载《法国远东学院学刊》，卷5，第428页。 [30] 这一正确的形式是由H.Maspero转写的（Etudes sur la phone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安南语的古音研究》，p.94）。亦见伯希和，《法国远东学院学刊》，卷5，443页。“合口”如今仍保留在福建语ṅwok和日语gwatsu中。唯有通过这一“合口”，我们才更易于理解，为何汉文用“月”来音译梵语中的vit、vut。例见Volpicelli，Prononciation ancienne du chinois（古汉语发音），p.179；Schlegel，Secret of the Chinese Method（中国人外文音译方法之奥秘），p.98。关于“月”字在伊朗语转写中的使用，可参看拙著《中国伊朗编》第18条。 [31] 据自F.W.K.Müller，Uigurica，p.15。但是据伯希和《摩尼教残经》（Traité manichéem，p.29），相当于Kitsi的中文是“义净”（* ṅi-tsiṅ）。 [32] 相关例子可参看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残经》，第29、41页。 [33] 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梵文音译中。例如，“罽宾”的译名是基于* Ki-spir，等同于托勒密的Kasparia。同样地，汉译伊朗语“镔”（从波斯进口的一种好钢）则是基于伊朗语*spin；尚有色勒库尔语spin、阿富汗语ōspinah或ōspanah、奥塞梯语afseināg，都义为铁。 [34] 参看W.Miller，Sprache der Osseten（奥塞梯语），p.42；J.Marquart，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伊朗历史研究），II，pp.77-79；R.Gauthiot，Du pluriel persan en -hä（波斯语复数词尾 -hä）in Mem.Soc.de Linguistique de Paris，vol.XX，1916，pp.74-75. [35] 对于这个问题，我赞成马夸特（Marquart）的观点（Eranšahr《伊朗帝国》，p.206）。 [36] Tomaschek，Sogdiana（索格底亚那），SWA，1877，p.159. [37] 同前引书，第67页。 [38] 有关他们的印度—塞西安语的本名，可参看F.W.Thomas，JRAS，1906，pp.204-216。我不相信永元二年（90）被班超击败的月氏副王的名字“谢”即是指官衔sāhi（见S.Lévi，《亚洲杂志》，1～2月号，第86页），因为“谢”的古音读若* zie。在此，我冒昧提请学界注意贵霜王朝历史和汉籍之月氏记载中的若干矛盾之处。按史密斯（V.A.Smith）之《早期印度史》（Early History of India，1914，p.272），最后一位贵霜王Vasudeva的在位期终止于公元178年，而226年则标志了印度贵霜政权的崩溃。然而，《魏略》告诉我们道，在三国时期（221～277年），罽宾（Kashmir）、大夏（Bactria）、高附（Kabul）和天竺（India）都曾臣服于大月氏（《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页：“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沙畹评论道：“于是，在三世纪中叶，贵霜诸王的权势臻于鼎盛。”（亦见J.Kennedy，JRAS，1913，p.1057）此外，《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97页载云，太和四年（230）冬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这位“波调”当即是指贵霜王Vasudeva，当然，他也可能并不是史密斯所说的那位Vasudeva，但是汉文史料显示，至少到公元230年，贵霜政权依然存在着。据史密斯说，公元3世纪的印度史料完全缺失，有关北印度的政权，除了旁遮普外，都无明确的记载。亦见沙畹刊于《通报》的文章，1904年，第489页。 [39] 见E.Sieg & W.Siegling，Tocharisch，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吐火罗语，印度塞西安人的语言），SPA，1908，pp.915-934.无论是“吐火罗语”之称，还是“印度—塞西安语”之称，都不是这些作者，而是缪勒（F.W.K.Müller）确认的（SPA，1907，p.960）。而S.Lévi则始终将此责任加诸西格和西格林身上。见《亚洲杂志》，1911，5-6月号，第432页，及JRAS，1914，第959页。 [40] 尽管迈列特（A.Meillet）以十分敏锐和慎重的学识确定了“吐火罗语”的历史地位，自己并未创造任何名称和理论，但是德国学者们仍然急于制造出至今尚未得到确认的“吐火罗人”一名，以满足于所谓“印欧人最初故乡”的虚妄空想。迈耶（E.Meyer）在其《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中宣扬缪勒的命名（他对此是全盘接受的），并声称，由于这一发现，此前“印欧人源于亚洲”的旧说得到了很大的肯定（第三版，Vol.I，pt.2，pp.892-893）。但是，体现为中世纪形式的“吐火罗语”与这个问题无关。又，将“吐火罗语”后缀-aśśäl视同于赫梯语后缀-aššil的观点（Meyer，同上引书；S.Feist，Kultur der Indogermanen《印欧文化》，p.431）也必须予以驳斥。 （译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校：王润泽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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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字形上略有区别）。相信最初“月氏”的“月”确是转成了* žuk或* nʼiuk的读音，因此古代的注疏者们注意到了这个异常现象。乐史的说法对我们并无用处，但是值得记在心中。
）反切的音标清楚地显示出来，其同音字为“軏”；这与“月”一样，至今在汉语—安南语中发ṅüet之音。此外，这一首音ṅ是腭化和唇音化的（有所谓的“合口”）。即，根据语音书写，便是* ṅʼwiet或ṅʼwied、ṅʼwie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