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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面对礼崩乐坏,孔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多大作用?

 老玉米棒 2022-06-02 发布于山西

珂梦历史人文

原创1年前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春秋战国时代,堪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乱世,其延续了三百多年之久,在此期间,各种思想学说不断的被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断的变得复杂,原本周王朝的治国方式受到了质疑,人们也都开始探索新的治理道路,企图让社会变得更加的稳定,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居乐业。

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诸子百家,才会拥有三教九流,而这些学派也都是有思想、有抱负、有道德的人,他们给了天下不同的建议,给了领导阶层不同的治国方式,也为他们规划了不一样的蓝图。

同时,他们也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现状。当然,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不同,进而导致所提倡的思想主张不一样,所以,相互之间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争论。但他们各自的想法观念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也都是希望社会变得更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争端的开始——儒家讲起。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后代儒家学说的发展,也都是以孔子的思想主张为根基进行发扬和传承的,作为开启古代思想启蒙黄金阶段的圣人,孔子自然也对当时的天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也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给出了自身的解决方案。

而我们本篇文章就来重点地关注一下,孔子给出的解决方案到底是怎样的?他的方法对当时的天下有哪些影响?它本身的作用又是怎样的?

那么,孔子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仁,什么是仁呢?对于这个问题,孔子给出的答案有很多种,后来,人们研究孔子对于“仁”的叙述大部分都是通过《论语》这本书进行的,毕竟,这本书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举止,可信度相对比较高。

但在《论语》当中,孔子对于“仁”的回答不尽相同,因为,在《论语》中提到“仁”,基本上都是孔子在回答学生“怎样才能做到仁”的问题的时候提到的,而既然是回答问题,那么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就会有不同的回答。

根据学生的资质不同,对待社会和思想主张的态度不同,孔子给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因此,在此其中能够当作定义去看待的并不多,但是却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最为接近定义的大概就是孔子给予学生樊迟关于“爱人”的回答。对此,我们首先来深入探讨。

《论语》中有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意思是说,凡是询问孔子什么是“仁”,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说很简单,就是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就是把平直的事物放在弯曲的事物上面,然后,能够使弯曲的事物变成平直的事物。

这句话中的含义在后世大概有两种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儒家弟子对其的理解。樊迟询问完之后,对于孔子的这番话并不是十分明白,但又不敢再继续询问孔子,所以,便找到了自己的同学子夏进行询问。

子夏是一个悟性很好的人,他能够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句子中,体会到礼的含义,足以见识到他对于儒家学说的感悟有多么深,所以,樊迟问子夏说:

“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

意思是,当年,舜帝和成汤,他们都曾经在成百上千人当中进行选举,最终,选出最有才能的皋陶和伊尹,让他们掌握着部分国家权力,那些邪恶的人就都逃走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那些邪恶的人上面,从而压制那些邪恶的人,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

这是以子夏为代表的儒家弟子的理解。但是,很多后世的学者们对于这种理解,并不以为然,因为在孔子的话当中还有一句:能使枉者直

这句话如果按照子夏他们的理解,就应该被翻译成邪恶的人都变得正直了,就是说,把那些正直的人放在高位上去感化那些邪恶的人,让他们也变得正直,但子夏所举的例子却并不具备这一点。

无论是舜帝还是汤,他们所选的人只是做到了让邪恶的人远离,却没有做到让邪恶的人改邪归正,因此,针对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理解:用正确的代替错误的,然后去改正那些错误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仁”或者“爱人”的行为解释。

其实类似的话,孔子并不只说过这一次,在《论语·为政》当中记载,鲁哀公曾经向孔子询问一些政治问题,说何为则民服,意思是说,怎么样做才能够使人民服从呢?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对此,我们无论应用上面的哪一种解释,都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应用一种为民谋利的手段去治理天下,用正直的去代替邪恶的,或者用正确的去代替错误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正直、正确呢?什么又是邪恶、错误呢?很简单,在孔子的认知当中,礼法就是正确的。因此,孔子才会认为非礼、失礼、乱礼、坏礼,都要为人们所责备,都要为社会所抛弃。

所以,背离了礼法就是错误的,所以,才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等。而且这是礼法,也是道理,也就是说,人们不但要有礼貌,尊礼仪,同时也要讲道理,寻真理,即礼都是正直的。

那么,与这一点相违背的地方就是错误的,那什么是相违背呢?自然就是礼崩乐坏。所以,要遵守正确就必须要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就是对仁的另一个解释。

克己复礼是孔子在《论语》当中对于颜回的回答,与樊迟一样,颜回也曾经向孔子问仁,而孔子的回答不再是爱人,而是克己复礼四个字。

那么,什么是克己复礼呢?一般的解释就是说要克制自己,恢复曾经的礼仪。此外,又要靠什么来克己复礼呢?孔子说要靠仁爱,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就是说,人们只要能够做到克己复礼,那么普天之下的人都会赞叹,久而久之,就能够让全社会回归到人的环境当中。

所以说,儒家所尊崇的礼乐制度其实也是为仁去服务的,这一点孔子自己也说过。所谓: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翻译过来就是,礼难道就是玉器和丝绸吗?乐难道就是金钟和皮鼓吗?当然不是,礼乐绝对不是礼物,礼乐也不是乐器舞蹈,那么,礼乐是什么呢?其实指的就是仁爱。

孔子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礼和乐,是因为人们有爱心,并且需要传承和表达爱心,而礼和乐就是用来表达爱心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父母去世的时候,人们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这就是一种社会的礼法,而这种礼法就是为了表达后辈们对于父母长辈们的爱。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用来解决礼崩乐坏的方案就是推崇仁,因为礼乐制度是对于“仁”的一种表达方式,只要人们都能够赞同仁的观点,那么,人就会想方设法的将仁的思想表达出来,自然就会应用礼乐制度这种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所以说,仁是孔子给当时病态的社会的药方,也是对人们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望。

但是这种方式有用吗?这个就很难说了,有些人认为有用,有些人则认为没有用,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人批判儒家的学说,说其中的糟粕太过于封建,其中的精华又太过于理想化,没有办法应用到现实社会当中,但也有人说儒家的观点是符合人的认知和自然的大道的,那么,又该如何去界定孔子的解决方案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做法是不管用的,或者说,“仁”的想法是没有用的。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不需要人们再去讨论,毕竟,如果儒家的这种说法真的有用的话,最终就不是应用了法家学说的秦国强盛起来并且一统天下了。

其实,无论是克己复礼还是仁而爱人,它们都或多或少的有缺陷。先说克己复礼,孔子所认为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到西周的统治情况下,就算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东周最开始的时候。

所谓的礼,就是西周所使用的礼乐制度,西周所尊奉的礼法,但问题在于,西周从最开始的鼎盛没落到后来的春秋,这说明它的社会制度不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既然如此,一味地要求人们去克己复礼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换句话来讲,如果人们真的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西周的礼法,那么,周朝的天下还会混乱吗?其实就不会了。而如果天下的混乱对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好处,那么,混乱的局面也一定不会维持太久。

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却持续了300多年,在此之中,当然有一部分人流离失所,但也有另一部分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历史也在这个时代里寻找到了新的发展轨道,既然如此,西周制度的破坏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那么,如果一味的去忽视这种道理,而只要求人们遵循旧有的制度,就必定会受到历史的阻碍,也会受到人们思想的阻碍,所以,在春秋时代以至后来的战国时代,孔子的这种思想都很难得以应用。

再说仁而爱人,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讲没有错,但是,错就错在其太过于理论化。什么是爱人呢?根据上面对于孔子回答的描述,智慧的人对于人们的包容就是爱人的行为,而智慧就是能够用正确的去代替错误的,并且还能够改正错误的。

可问题在于,真正符合这种智慧标准的人,又有多少呢?在所有符合这种标准的人中,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不说别人,单说孔子就知道了,这个标准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也用这个标准去影响他的弟子和他的学派,此时,他也践行了这个标准,但是,在当时孔子对天下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所以说,这个观点又太过于理论化,难以在天下大乱的时代里推行。

可是,如果说它没有用处也是不对的,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学说并没有派上用场,但后来儒家学说却成为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来的正统学说,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学派能够比得上。

而这也就说明,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儒家人的一些要求,可以陆续地被做到。毕竟当天下稳定下来之后,人们就能够稳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此之后,各种事物的剩余价值也就会陆续增多,社会发展就会越来越稳定富足,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帮助其他的人。

但是这也仅限于天下稳定之后,毕竟说过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都保证不了,又如何去帮助其他人呢?所以,这其实也是孔子理论当中矛盾的所在,因为孔子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思想主张,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状况的,是为了能够让混乱的社会变得更好。

但是他的思想却没有办法运用在混乱的社会当中,反倒是在和谐的社会里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确实有些戏谑意味。

不过,哪怕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派上很大的用场,但是其对中国思想历史的影响依旧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儒家的很多理念还都可以继续发展传承。

其实,我们虽然称孔子为圣人,但是圣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不可能绝对的完美,他们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会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他们对于一个时代的感知也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就像孔子一样,他所生活的时代虽然相对混乱,但是却还只是暗流涌动的阶段,这就会给孔子造成一种假象,一种周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太过于衰落的假象。

再加上孔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阶层,他可能能够接触到国家发展的某些层面,但是绝不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全方面的认知,因此,想让孔子提出一种全方位实用的治国理念也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与其说孔子提出的是维持王朝统治的观念,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发展的目标,其实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真的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实现孔子所说的仁和爱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如果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利益冲突,国与国之间也不会再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们会共同为了同一种命运而奋斗。

而话说回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是现在的人在追求和塑造的吗?这不就与孔子所主张的理念不谋而合了吗?所以,孔子的理念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不能应用的,因此,我们还需要理智看待,妥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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