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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的成就最终是建立在他对诗与个人经验的关系的洞察之上的。作为诗人，他是如何理解诗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的。他的写作，又如何推进并拓展了我们对诗与个人经验的关系的理解。
就形象而言，某种意义上，诗人的天赋不过是个人经验的一个漩涡。但诗的写作有时会变成一种奇妙的反弹，会让我们真切地以为，在写作中，个人经验是天赋的一种漩涡。
现代诗人和古代诗人的关系常常是隐秘的。这种关系的建立，充满了偶然性和私人性。但诗的批评却以为这种关系是由文学史来安排的。比如，一个当代诗人对杜甫的阅读，首要的是，一个诗人和另一个诗人之间就诗的秘密而发展出的私人关系。他可能只是想知道古代诗人是如何处理诗的经验的。这种阅读行为，并不一定就代表诗人对传统的皈依。但诗歌史却喜欢从批评的角度，把所有对古代诗人的阅读，都纳入到我们对传统的一种反应。
诗的传统不一定就在过去，它也存在于未来之中。
换句话说，不存在不包含未来的诗的传统。如果我们真的想在今天重新反思新诗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人们在谈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时，总喜欢说新诗应回归传统。但事实也许是，新诗从一开始就是传统的一个未来形态。虽然有过激进的言论，但从传统的本义讲，新诗从未在汉语的实践上外在于传统。
新诗的起源还包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动机，从语言的实践上重新激活汉语的丰富性。换句话说，借助于现代性，在新的语言空间里，现代诗人突然意识到了古代诗人不可能意识到、也没有机会意识到的汉语的可能性——即包容在语言的丰富性中的汉语的可能性。
写不写长诗，更像是愿不愿意经历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在西方的意象里，是伊甸园里的苹果；在我们这里，是玄奘的肉身。
写短诗，就很不一样。如果说写长诗，需要面对诱惑的话，那么，写短诗，要面对的就是吸引。被秘密所吸引。
写短诗，你几乎没办法撒娇。你几乎没有机会跟诗本身撒娇。但是，写长诗，如果缺少强大的心智的话，到最后基本都会沦为撒娇。要么对流行的观念撒娇，要么对自己的偏见撒娇。
对诗来说，首要的是对秘密的关注，其次才是对真谛的关注。
在我们周围，对真谛的解释或呈现中，有太多强制性的东西。几乎每个真谛，都有野蛮的东西。而呈现在诗的发现中，几乎每一个秘密，都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吸引。
新诗史上，历史和诗之间的关联，既把诗变成了历史的工具，也把诗人变成了历史的工具。但迄今为止，人们依然对此缺少反省。
诗人的根本任务是重建诗的记忆。这一点，就我们所处的人文环境而言，尤其显得迫切而关键。作为诗人，我们必须想尽办法阻止诗的记忆堕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诗的记忆体现了我们对生存的最基本的渴求。
诗的控制力体现在，从记忆的漩涡到语言的漩涡这一冷却的过程之中。
诗的秘密在于对碎片的享有。不妨这么设想：这些碎片，既来自对偶像的打破，也来自宇宙的大爆炸。
最终，那些在道德上有顾忌的诗，很可能比那些惯于藐视道德的诗更吸引我们的心智。
诗，必须包含强烈的风俗意识。
换句话说，缺乏风俗感的诗人最终只能靠欺负幻觉来卖弄自己的才能。
爱的秘密对我们构成的吸引，或可用于觉察诗的秘密对我们构成的吸引。
没有触及爱的秘密的人生，似乎充满了遗憾。同样，没有触及诗的秘密的写作，也充满了遗憾。
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诗的秘密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诗的写作中的，而是随着诗的写作的扩展和积累渐渐呈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诗的最高的乐趣包含在这样的书写实践之中：诗的秘密是在诗的写作中慢慢显露的。这种显露，既有自我生成的一面，又包含对诗的真理的古老的回应。
诗的秘密矛盾于诗的真理。
在某种程度上，诗的写作会在我们的生命感觉中激起一种解决的冲动。
在诗的希望中，必须有运气的成分。正如在我们对运气的绝望中，必须有诗的成分。
诗写得好不好，固然和诗人的天赋有关，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更与诗人的运气有关。
写诗需要运气。把诗写好更需要运气。但容易为我们忽略的是，读诗同样需要运气。甚至可以这么说，把一首读透了，比把一首诗写好了，更需要运气。
海子的诗中，天赋的东西要多于运气的成分。顾城的诗中，运气的成分要多于天赋的成分。
诗的写作，既是一种神秘的浪费时间的方式，又是一种神秘的节约时间的方式。
开始写作时，写诗很像是在浪费时间。这种浪费，随着写作的深入，它又会蜕变成一种节约时间的神奇的方式。这种变化，既反映出写作技艺的逐渐成熟，也反衬出写作心智的日益健全。
人们往往觉得过于陌生的语言方式构成对诗的阅读的一种冒犯。但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作为诗人：我们不使用读者熟悉的语言方式，其最基本的诗歌动机，恰恰是出于读者的尊重。
诗的写作早晚会触及这一限度：我们很难完全摆脱伟大的诗对写作本身的吸引，我们也很难在被吸引的时候不做出某种剧烈的抗拒。
换句话说，伟大的诗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就写作而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现象。这意味着，伟大的诗，既会对我们造成阴影和压力，也会成为我们的光源和潜力。
伟大的诗是一种不小的麻烦。但假如没有它，我们在写作上的麻烦会更可怕。
诗的平常其实是一种伟大的激情。
诗的平凡如果不触及更多的、更谨慎的修辞限度，就会蜕变成一种松散的语言状态。
诗关乎生命的尊严。
换句话说，诗引发的语言行动，在根本上揭示了生命的尊严。
诗的骄傲，是生命的一种机遇。
在诗歌中抱怨，固然与缺乏品位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野蛮的体现。
句子和意象的关系，是诗人的语言意识中最基本的韧带之一。
意象是句子的多棱镜，它把句子里的意义之光反射给我们。而句子的任务布置出一种有弹性的充足的空间，以便安放意象。
对诗而言，要求语言简洁，在某种意义上，即要求词语具有魔力。否则，这简洁很快会陷入风格的干涩之中。
在语言的简洁和词语的魔力之间，晃动着一架诗歌的秋千。
就差别而言，散文是节约时间，所以，散文最根本的形式意志在于：一本书足以包容一切。一本书写完了，任务也就完成了。《白鲸》《尤利西斯》《瓦尔登湖》在某种意义上，莫不是如此。
而诗歌是挥霍时间。诗歌最根本的形式意志在于，一首诗总是通向另一首诗。但从生命的实践上看，诗却比散文帮我们节约了更多的时间。
诗的洞见并不取决于诗人的洞见。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中，两者紧密重合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一体的。身为诗人，为诗人的洞见所吸引，也许无法避免。但人们必须懂得，我们真正需要听从的是来自诗的洞见的召唤。
在文学潜意识里，古诗每每以新诗为它的边界，但新诗，特别是当代诗，却很少堕入这样的圈套。新诗很少会以古诗为它的边界。换句话说，从语言边界的角度看，古诗的可能性已很小，但当代诗则充满了可能性。古诗的语言边界已非常明显，而新诗的语言边界还望不到踪影。
有时，我几乎想说，翻译才是新诗的边界。但又担心上帝将这句话听得太懂了。
诗，只有扎根于个人的义务之中，才可能促成一种生命的觉醒。
优异的诗矛盾于自传。而伟大的诗则刷新人们对自传的认知。
假如诗，不能秘密地成为一种狂喜，那只表明生命的退步已越出了语言的边界。
对诗而言，形式是形式的代价。
换句话说，一首诗想要在语言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它必须在形式上付出微妙的代价。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诗的技艺的精髓在于懂得如何控制诗在形式上必须付出的那些代价。
其实这事情也可以很简单。诗是无法翻译的。这是很多人的立场。但对上帝而言，诗绝对是可以翻译的。这么说吧。
如果诗真的没法翻译的话，人绝对比上帝更孤独。
新诗的重要性，绝不限于实践领域。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新诗的兴起，我们第一次得以从翻译的角度向汉语提出了诗的本质的问题。
诗人的个性是从诗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有点突兀的是，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诗的斗争，就像没有人告诉你诗是什么。你必须通过写作，在持续的写作中逐渐领悟到有关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诗的洞见是从诗的斗争中产生的。
大诗人的写作不断地提供诗的洞见，小诗人的写作不停地美化诗的偏见。
也可以这么看，诗的形式是我们和词语分享语言的一种方式。
诗歌中最美妙的时刻，是词语在语言的想象中突然被唤醒了。
一种诗的行动：我尝试着以诗为神圣的来源。
与其说诗应具有伦理之美，不如说诗应抵达伦理之美。这无关诗的标准，也无涉诗的呼吁。这牵涉到诗人的语言意识。换句话说，一种语言意识让诗人内省于诗应具有伦理之美。
伟大的诗矛盾于自然。
如果一种诗歌文化足够成熟，它就会意识到：伟大的诗人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
在诗歌写作中，我们对语言的信任是从对词语的信任中开始的。若想避免写作陷入空洞，必须记住这一点。
在诗歌写作中，学会信任词语比学会信任语言更为关键。
一首诗的批判意识与一个诗人的批判意识是不同的。
回顾新诗史，大多数时候，诗人的批判意识都处在一种虚假的思想张力之中，要么被历史所利诱，要么被现实所利用；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吊诡的是，诗人的批判意识被某种道德幻觉所蒙蔽，从而堕落成一种肤浅的语言姿态。
要写出优异的诗，你必须懂得，诗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方式。而要写出伟大的诗，你必须懂得，诗是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
流行的诗歌教育的误区在于，它传布了这样的东西：完美的诗是用完美的语言写出的。实际上，对现代的诗歌书写而言，最核心的诗的观念是，我们可以用不完美的语言写出完美的诗。
用完美的语言写完美的诗，几乎是一种耻辱。
多么诡异，完美的诗只有作为一种次要的东西，它才有机会在我们的内心中触及伟大的感受。
这几乎是一个秘诀吧。人们以为完美的诗是不完美的诗的楷模。其实，完美的诗只是不完美的诗的一个影子。
换句话说，在诗的写作中，最重要的，不是臻及诗的完美，而是要将语言的活力尽可能深地插进诗的完美和不完美之间的张力之中。
事情本来应该是简单的：古诗里绝没有诗的古典原则。只有新诗里，我们才会遭遇诗的古典原则。
对诗而言，朴素确实触及了一种语言的力量，但它太依赖于风格之间的差异，从而降低了创造性。
另外，朴素触及的语言上的力量，很容易在诗的观念领域沦为一种道德的幻觉。假如对此缺乏足够的警醒，它会从诗歌内部极大地败坏诗的洞察。
在诗歌方面，最吸引人的，其实还是和朴素的追求无关的朴素。它经由时间的沉淀，在语言的回望中，竟突然变成了一种锋利的东西。
有毒的诗之所以有有毒，就在于它在个体生命之中激活了一种语言意识。但我们常常会误解这种状况，我们以为它从诗的语言活动中唤醒了一种生命的意志。
有毒的诗将真理抛进了我们对存在的个人体验之中。
正是在此种情形中，诗的真理开始生成，并成为个体生命中的最深邃的安慰。
有毒的诗，拓展了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对峙。
与有毒的诗相比照，我们会意识到，流行的诗歌文化所萦怀的反抗的诗，几乎很少不是肤浅的。
假如诗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建筑的话，那么，无论它的外形和风格怎样姿态万千，生命意识都是诗的最基本的结构。
风格既是诗的真相，也是诗的假象。
对诗而言，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怎样分享语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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