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风尚与鸟虫书体

春秋时代前期，各国的书法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沿用西周大篆的阶段，这是西周传统书法进一步衰微，而新的书体正在酝酿产生的过渡阶段。打破沉寂、予人全新感受的书体式样首先在楚国出现，随后这种新的书体蔚成风尚，在楚系广阔的范围内流行开来，并且由南向北影响到中原的晋系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齐系。

最早出现装饰风尚的是楚器《王子午鼎》。器主“午”，即《左传·襄公十二年》提到的“令尹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八年(前552年)卒.此鼎当目的全新装饰式样(图1.17)，纵向线条夸张的拉长与屈曲摆动，决定了字势的修长与飘逸，由两条(有时三条)一组的平行线与基本对称的结构骨架相交织，打破了西周典型金文匀称的空间秩序，在明显的疏密对比中建立起新的空间秩序的均衡。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婉转舒扬的线条上增加了圆厚的饰笔和线条末端的卷曲，这不仅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同时也更好地塑造了字内空间。比如铭文中的“福”、“惠”等字中所从的*田”字结构，四个内角的饰笔挤压了内部空间，使得线条块面化，空间线条化，这是很自觉的对于空间的意识与创造。这种装饰性的文字，奇谲神秘，也许与楚国的巫觇文化有着某种关联。而从形态上来说，这是直接来源于同一时期铜器的纹饰。从这一个时代开始，铭文也逐渐从器内转向器外，与器物的纹饰等量齐观，反过来，铭文舒展的线条也影响到器物的纹饰，春秋战国的铜器纹饰已不再追求西周以前以块面与粗犷线条组构的那种体量感了，而是以纤细舒畅的线条为主导，交织出精致繁缛的图案，这一点是与以《王子午鼎铭》为代表的装饰书风理趣相通的。

把《王子午鼎》这样的装饰风尚推向极致的是《楚王金肯盘》。由于铭文位于盘的口沿，字形随盘环曲，首尾相接，循环不尽。优美的弧线与状如垂露的饰笔，形成强烈的对比。与此略有不同的是以《王孙钟》之铭文(图1.18)为代表，包括《沈儿钟》、《徐王义楚盘》、《许子妆簠》、《蔡侯尊》、《蔡侯盘》(图1.19)、《宽儿鼎》、《曾侯乙编钟》、《吴王光鑑》等器铭共同建构起的一个鲜明的楚系书法新风貌。这批作品比起《王子午鼎铭》来，由于很少饰笔，显得气息更纯净简洁。但字势结构的理法是共通的，都是以三两为一组的平行线条重新分割空间，在疏密对比中建构新的均衡的秩序，体态也都是颀长而舒展的。其中各国的铭文，在风格大致相同中也存有小异。如《王孙钟》、《沈儿钟》、《徐王义楚盘》的徐器，都以弧曲的线质为主，故体势舒展，轻松多变；蔡侯器以直线为主导，故结体整齐而严密；吴器时有劲爽之气，而《曾侯乙编钟》又于齐整中见婀娜之致。

这一风气畅开之后，齐国的《国佐蟾》、《禾簋》、《陈纯釜》、《十四年陈侯午敦》、《陈曼篮》(图1.20)、《邾公华钟》、《郑公钓钟》、《莒侯簋》，晋系的《栾书伍》、《赵孟介壶》、《长子口臣簠》，《智君子篮》等不一而足，都参与到这种体态修长的装饰风尚中来。齐系在春秋时代也经历了一段沿袭西周金文风尚的阶段，其中犹以鲁国为淳厚，但是在《禾篇》、《陈曼篮》.《陈纯釜》人身上，却一改楚系的袅袅娜娜、诡异谲奇，变为刚健挺铦，爽利痛快。可见装饰之风，不独柔曲曼妙一种，还可以表现出崎鞍利落的气势。其中《禾簋》虽只区区16字，而章法的朗畅空阔是《季子白盘》之后很少见到的上乘之作。晋系的《赵孟介壶》《智君子鑑》的线质丰中锐末，学者们以为是古文蝌蚪笔法在铭刻中的最初运用。

这种装饰风尚的书体，发端于春秋晚期，繁盛于春秋战国之际，绵延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已鲜有发现，代之而起的是潦草的小品刻款。1978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三器，去秦始皇统一中国不足百年，是这一风尚的殿军之作，中山王器铭的出现、使春秋战国时代装饰书风的最后谢幕变得辉煌灿烂。三器铭文都是直接刻于器表的，尤其是《中山王馨鼎》(图1.21)与《中山王方壶》以铭文代替纹饰，周布器身，镌刻精美，流光滥彩。劲折的直线自是北派气象，而弧线及线端的盘曲又带有某种楚系的韵致。

由《王子午鼎》的饰笔以及线端盘曲之处再进一步增饰变化，就成所谓的“鸟虫”书体了。其实《王子午鼎》中的许多字已经把装饰与物象结合起来，如“走”字旁的人形以及多次出现的类似人手形的缀饰、“用”字的鸟形缀饰等。有的学者将这一类书体从所饰物象的不同细加考辨，析为鸟、凤、龙、虫诸端。我们以为从书法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区别也许并无深意，故仍旧统以“鸟虫书”称之。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代装饰书风的一种极端形态，从饰笔到缀笔直到缀加鸟虫一类的物象符号，极尽妍巧夸饰之能事。

鸟虫书几乎都出于楚系，除少量的礼器如《者沏钟》、《王子午鼎》等，又多施于兵器。楚国的有《楚王岔璋戈》、《效較》等，曾国的有《曾侯乙戈戟》(图1.22)等，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图1.23)、《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剑》等，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图1.24)、《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国的有《蔡侯产剑》、《蔡公子果戈》、《蔡公子加戈》等，宋国的有《宋公章戈》、《宋公得戈》等。以上作品大都随形布势，与器形妙合无间。错彩镂金与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笔画的交织组构与鸟虫缀蚀编织出一个个极富想像力与创造性的空间，使人涵泳无尽。

各国器中以越国鸟虫书走得最远，有些器铭极难辨识，如《奇字钟》之类，学者胡小石等以为在风格上接近于后世的道教符篆，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春秋战国的装饰书风为中国书法的审美自觉，为中国书法装饰技巧的积累和探求中国文字作为造型素材的可塑性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只是秦代“书同文”之后，中国文字经历了一次强制性的规范，以文字书

写为依据的书法艺术也走向了一条以平实简质为主流的道路，但是这种装饰风尚并未就此消亡。在汉印瓦当中，在魏晋砖铭中，在六朝志盖篆额中，在道教符篆中，在广泛的民间都延续着这条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