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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瑅学宫
宋儒“动静观”深刻影响明代儒者，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心学视域下的“动静观”，更多地体现在其功夫论中，成为其心学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阳明认为，“良知”本无“动静”，“致良知”过程却“贯通动静”，须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最终达到“动静合一”。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清廓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才始为快。 宋儒的“动”“静”之辨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将个体生命成圣成德的自我完善，阐发于“仁”，注重的是内在心灵世界与其精神人格的超越上。“孔子儒学是一种赋于理想主义和理性精神的社会伦理思想。它把个人生存价值的实现附着于群体共同意识的认同，并使之在社会功利的完成中得到超越，'圣人是这一超越的集中体现。”[1] 这种超越体现在得于“仁”中，这也是先秦儒学的终极关怀。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孟子将其结纳于“内圣”之道，“性善”之论，而子夏，荀子等则将这种关怀更多的投射到外部的政治世界。不断的转衍中，儒家的学说关怀的焦点始终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织中。 汉代经学的兴起，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儒学之于政治，政治之于儒学都在其相互的糅杂中，凸显出其独特的向度。至于以后的唐宋时期，又在佛与道两家的影响下，开始从以前注重外部政治世界的角度，回归于内部世界。 尤其在宋代时期，儒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它继承先秦儒学，融会佛老，对宇宙的本源、人的本性等问题展开深层次的讨论，涉及人性、道德、宗教等诸多领域，并以其独特的阐发，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与心学。 先秦儒学以“修、齐、治、平”的修为次第为展开，在其中探求“内圣外王”之道，这种从内部延及外部，注重内在超越的路径，在宋代又重新复归。宋代儒学之中常常涉及“内”与“外”，“体”与“用”，“动”与“静”等关系的探讨。周敦颐为宋代道学宗主，其思想建构深深地影响了宋明儒者，而他对于动静的探讨，则从“太极而无极”来的基础上来阐发，《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2] 无极而太极，生阴阳五行，最终化生万物。太极是宇宙世界的本体，是“形而上”性质的道体，而无极反映了其最原始的状态。“太极动而生阳”，在这里“动”是“太极”存在的表现，正是这种状态的存在，才化生阴阳五行，即是“形而下”性质的“器”，以至于化生万物，达到生生不息。 所谓“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正是因为极“动”才生阳，动极又成静，静又生化出阴，最后又复归于“动”。 万物处于初始的本源时，“动”的状态随之伴生，而在化生之中，“动”“静”又互为其根，又可推演得乃是动中有静，静中亦有动。周敦颐正是从无极而太极，动静互生的角度，发明了他对天道生成的建构。 而至于“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则是从人道上来说的。故本注曰：“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无欲故静。”[3]所谓“主静”，“静”在这里显然不同于能化生阴阳里的“静”，而是指屏息欲望达“无欲”，“定以仁义中正，而主静”是从天道推演人道“立人极”，实是儒家对于内在超越的一种关怀。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阴阳化生万物。动静相含互生，动静相通。“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 朱熹注曰：“有形，则滞于一偏。神则不离于形，而不囿于形矣。动中有静，静中有动。”[4]在周敦颐看来，“物”和“神”的区别，即是能否贯通动静。正如朱熹所注，神离却不开形体，却不会像物一样被形所拘囿，故而能“贯通动静”，使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程颢对于“动静”亦有阐发，而相比周敦颐，他对于“动静”的看法中又增加一个“定”的概念。面对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疑惑，在答其书信中，程颢提出了“定性”之说，其文曰： 承教，谕以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此贤者虑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尝思之矣，敢贡其说于左右。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已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5] 程颢所言的“定”其实是兼具有“动”和“静”，“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那么，“定”在程颢看来就并不是等于“静”的概念，而是比“静”更高的境界。“定”则是贯通“动”与“静”的，使其合一而统摄于“定”中。而且程颢认为“性”无内外，因此要到达“定性”，就要“内外两忘”，则澄然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因此就不会“应物”时被外物所累，达到廓然大公，即是“动亦定，静亦定”。 阳明的“动静”之判 宋儒在对于“动静”的阐发论说实则深深影响了明代儒者，阳明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动静观”，同时涵化于其心学体系中。心即是理，是阳明心学的要旨，而阳明对于“理”的发明，更加强调的是心之本体的复归，注重向内复归心之本然明灵状态上，去探求“理”的了旨。对“理”的复归其实就是对明灵的心体的复归，即是发明本心所具备的天理，没有一丝一毫私欲的蒙蔽，因此“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6] 那“心”又是否有动静，理又是否有动静之分？关于这个问题，阳明其实也有阐发过。在阳明看来心是无动无静的，但是要归复心之本体，达到明灵本然的境界，需要的则是让心体保持“定”的境界。 故阳明曾曰：“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7]可以看出阳明将“动静”和“定”做出了区分，在他看来，定乃心之本体，是天理，而动静只不过是所遇之境况、时分。“定”是比“静”更高的层次与境界，“定”的境界就是达致了心之本体，也是达致了天理。“动”和“静”只是所遇之境况。“静”不一定等于“定”，“动”亦不一定未尝不是“定”。在此看法上，阳明是从明道的“定性”之说发明而来。在他与伦彦式的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心，无动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之学，无间于动静。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其动也，常定而未尝有也，故常寂；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懼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故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将迎起伏，相寻于无穷矣。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从欲焉，虽心斋坐忘，亦动也。[8] 阳明认为，心本无动静，却是贯通了动静的，所谓的“动亦定，静亦定”则是心一的表现。“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懼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求静，是要去存心之体，而惧心之体易动，则只是为了存“体”，却偏废了“用”。因此“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因此“主静”，亦是从复归心之本体上来讲的。 周敦颐讲“主静”便是无欲。而欲者，在阳明看来，不一定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声色货利”，还有来自内部的心上的私，只有心中无私，亦不被外界外诱所扰，便能达无欲。因而“循理”便是“静”，循理即是复心之本体，虽置身于酬酢万变的动态变化中，但只要能循理而心一，也达成了“静”。 但是如果从欲，虽“心斋坐忘”，也只是求得表面的静，亦是动。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阳明此时所讲的“静”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中的“静”已有了程颢所謂之“定”的意蕴。 阳明倡“主静”，实则兼动静，心虽无动静之分，但在阳明看来实际是“贯通动静”的。对于阳明而言，“定”的境界并非不睹不闻、无思无为，而是要常知、长存、常主于理。阳明在答陆原静书中云： “理无动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之谓也。不睹不闻、无思为无为，非槁木死灰之谓也。睹、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即是动而未尝动也。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9] 心无动静，理亦无动静，要长知长存主于心，即主于理，便要“不睹不闻、无思无为”。睹、闻、思、为直观看来的确是“动”的表现，但是在阳明看来，只要“睹、闻、思、为一于理”，虽动而未尝动也，其实所讲的便是“动”与“静”相贯通，“体”与“用”相贯通。且不同于佛家追求的虚静、空寂的状态，阳明所讲之“静”必与“动”不相隔绝，而是“贯通合一”的，故曰：“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得知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揜矣。”[10] 致良知与“动静” 在阳明看来，圣人之学在于“为己”，通过对自我所具备的心之本然的发明，做到此心“纯乎天理”，完成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如此还可达到成圣成贤的境地。故在答蔡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时曰：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11] 阳明认为“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1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将“成圣”的标准放在了此心“纯乎天理”，复归心之本体上，而发衍于后，便是“致良知”。后世之人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专在只是上才能上去求圣，不在存天理上着功夫，只是在名物、形迹等上考索、比拟，所以“只是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导致了阳明与朱子格物以穷理向外路径的不同。在此心“纯乎天理”，归复心之本体的过程中，内化于心性与德行的涵养与发明，完成超然而明灵的境界，阳明后期“致良知”的提出，亦是从心本体涵养上发明的。“致良知”的目的在于复归心之本然，做到“纯乎天理”， 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圣”境界。 在阳明心学体系中“良知”乃其核心，也是阳明学说的要旨，“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13]，在阳明看来良知是造化的精灵，造化天地，成鬼成神。良知乃是人所皆有，是天理所在，故复心之本体，即发明自我先天所具有的“良知”。 阳明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所以心之明则发用，良知本就自结蕴藏于心，故不假外求，这是阳明对心体的体认。阳明也曾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4]，因此阳明也主张讲求“事上磨炼”。而如何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上去磨炼？在实际修习功夫中，阳明其实也遵循了“主静”的观点。面对为学者学无静根，易被外物所烦扰的状态，阳明则在为学的过程中提倡“主静”。 在阳明前期的修养功夫实践中，“静坐”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阳明曾在阳明洞中静坐修习，也曾在辰州与诸生静坐于僧寺，自悟心体，但他在《与辰中诸生》一书中也曾明确指出“静坐”并非“坐禅入定”，而是针对人们平日为事物分拏，易被外界所干扰，故“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15] 因此“静坐”的目的在于息思虑，让初学者进入状态，实为小学功夫。阳明倡“静坐”，其本意是让初学者屏息思虑，更好的证悟心体，但如果一味“悬空静守”，不但不能更好地证悟心体，反而会走入“槁木死灰”的空虚之境，因此阳明告诫为学者还须用“省察克治”之功，故曰：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者心猿意马，栓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清廓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才始为快。[16] “主静”乃周敦颐所创之观点，但也被阳明吸收以发用。阳明倡静坐，无疑受主静观点的影响。但阳明教“静坐”不是让人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偏于虚静，而是要心达到安宁、清明的一种境界。徒知“静坐”，而不得其正，如槁木死灰，亦无用，而且容易流于枯槁之弊。 在阳明看“静坐”在教法上也不是一个长久的路径，若以摒弃厌绝外物的心去求静，还会使人养生骄惰之性，因此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阳明告诫他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17]“静坐”并非能达到主静的境界，而是一种入门功夫。在阳明看来，“主静”其实是要达到“定”，做到“动亦定，静亦定”。因此在《与刘元道》中又道： 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养吾神明。必自验至于通书夜而不息，然后以无情应世故。且云：于静求之，似为径直，但勿流于空。……且专欲绝世故，屏思虑，偏于虚静，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18] 阳明认为这种企图只靠静坐锻炼修养精神的方式是不对的，专心于隔绝世故，屏思虑则容易导致偏于虚静，养成空寂之性，因此要让精神心性得到锻炼与修养，要“以无情应世故”，无情即无执着之情，亦即“情顺万事而无情”[19]。“定者心之本也。”只是在静中修养，则不能归复心之本体，亦不能达到“定”的境界，因此还是要在“事上磨炼”，即在具体变化的事物中去实践。 纯乎天理，复归心之本体是阳明所追求的，而要纯乎天理不仅要在心上做，还要在变动的环境和人事上做，因而“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20]要做到心的纯乎天理，达到“致良知”讲求的是“事上磨炼”。 因此即是要“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不仅要在无事时，宁静时去做实在功夫，也是要在日常变动不断的环境中去体悟、磨炼。如果能在具体、变化的日常生活中也保持安定、清明的心境，也便是做到了“动亦定”。阳明认为“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21] 但阳明又倡“知行合一”，故而决定了“良知”必然体现在对事事物物的践行中，也就决定了在“致良知”的环境中既有“静”的环境，亦有酬酢万变“动”的环境，“致良知”便是要做到论置身何时何地，主于心，即主于理，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无间于动静，最终达到“动静合一”。 阳明在宋儒在对于“动静”问题的阐发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动静观”，同时涵化于其建构的心学体系之中，更多的体现在其功夫论中。阳明的学说，以“心即理”，“致良知”为要旨，在其修养功夫中亦提倡“主静”的观点。 良知本无动静，但“致良知”的过程实则贯通了“动静”，讲求事上磨炼，做到“动亦定，静亦定”境界，在酬酢万变中亦能“致良知”，这也与阳明的“知行合一”精神不谋而暗合，它是“致良知”工夫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所秉持“内圣外王”的入世情怀和“修、齐、治、平”修为层次的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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