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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想说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的狂欢后，诗歌已从大众的热闹中渐渐隐去了。这些年来，诗歌在文坛中退居尾席，诗人的光环日渐暗淡，诗集诗刊乏人问津，读者 们也迅速涌向快餐和实用文化———这些情况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谈起诗歌时，常常会带着“诗坛衰落”、“诗歌边缘化”、“无人写诗”的感叹。 然而，在记者对上海诗坛进行了一番扫描式的采访后，却也分明感受到：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校园、职场、网络、坊间，到处可以寻见为诗而歌的布道者，诗歌创作也日益多元、丰富———看似寂寥的诗坛，实则仍有别样的热闹。 胡桑诗歌没有没落，只是回到常态。虽然，这个时代已快成为网络的天下；不过，有些时候，诗歌的热闹也不止在网上。 三月末的一个大雨天，春寒料峭，复兴中路上的思南文学之家里传出诵读诗句的声音。“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这是一场关于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读诗分享会，冒雨前来的读者提前十多分钟在入口处排起队，可容纳两百人左右的室内座无虚席，就连后排可站立的空间也变得 抢手。 一场面向公众的诗歌活动竟然如此热闹，这一情形让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译者，今年30岁出头的青年诗人胡桑稍有吃惊，他转而想了想，对记者说：“因为这次是读辛波斯卡，如果换一个诗人还这么热闹，我就很奇怪了。” 的确，这些年来，小众的诗歌近乎与大众的热闹绝缘，“式微”、“衰落”这些词眼也常常被用来与诗歌并行。 “这是一个预设的判断，所谓诗歌式微、落魄，是不存在的。”诗人王小龙毫不客气地将“诗歌式微”的问题定性为伪命题。他1968年就开始写作，相传是 中国口语诗的秘密源头。30多年前他在上海市青年宫开的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启蒙了一批青少年诗人，其中就有后来创立“撒娇诗派”的默默。虽然他后来的主业 一直是纪录片导演，但从未疏离过诗歌。 王小龙反对人们印象中对诗歌现状的这种认定：“我现在每天在网上都能读到各地的诗人写的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诗人写的，非常出色的作品。现在诗集可能是出的少了，但更多的人在网上写诗、读诗。所以诗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但从来没有没落。” “与其说诗歌没落，不如说是回到了常态。诗歌在五四或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范围的流行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对诗歌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情况。”胡桑补充了前辈王小龙的看法，而他的这一说法，也似乎是在映照自己的经历和变化。 胡桑早年求学时正逢上一个诗歌浪潮，同许多经受诗歌洗礼的年轻人一样，也有过一段为诗疯狂的时期：高中时写诗在学校里出了名，还张罗出一本文学校刊； 模仿海子留长头发，为海子和顾城式的非正常死亡做“诗意的辩护”———诗人的精神世界，不能用常规的眼光去审判；甚至于，为了展现诗人的特立独行，读大学 时他放弃进入北京和上海著名高校的机会，执意“孤身走西北”，去了陕西。 而现在的胡桑，留着普通的短发、穿普通的衬衫、以普通的节奏过日子。除了写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胡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尽管初次聊天时，他下意识间搓弄的双手还是透出一些诗人式的内敛。 “海子当年走进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你朗诵我写的诗，你能不能给我酒喝。这样的事情只会在那个年代发生。”胡桑讲了这个在西川的书里看到的故事， 他说自己早过了那个“疯狂的阶段”：现在是以平和的方式写诗，参加各种诗歌活动，也开始认为海子是被神话了，顾城杀妻是违法的，不可原谅。 “这跟年龄的增长和诗歌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吧，对诗歌来说，极端的不一定就好。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诗人们把青春的状态发挥得太多了。”胡桑说， 为诗疯狂的日子很美好，但眼下这种“常态”的生活更令他感到适宜。最近他写了首诗，其中一个句子是：“他多么渴望相似于困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写诗？我喜欢！ 若在20多年前，写诗、爱诗是追随时代潮流。而现在，与诗歌相关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冷门。不过，对于一些真正的爱诗者而言，无论时代与个人境遇如何流转，诗歌理想都从未被忘却。他们，一直在为诗疯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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