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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公寓中去世。5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张爱玲去世的消息，而《洛杉矶时报》更是作了详细报道：“张女士非比寻常，如果不是生逢国共政治分裂之际，必然已经赢得诺贝尔奖。”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传奇，起点就与众不同。她出身极其显赫，祖父张佩纶曾任福建巡抚；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廷重是家中独子；母亲黄逸梵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1920年张爱玲出生时，这个家庭却丝毫谈不上幸福。 父亲张廷重不光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还吸大烟、打吗啡、娶姨太太。母亲黄逸梵反抗无效，只得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跟小姑子一起出国留学。 等到父亲病重，把姨太太赶走了，母亲这才回来。可父亲病一康复，就一心只想从母亲那里要钱，两人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吵架。一番打打闹闹之后，母亲终于决定离婚出国，父亲也再娶了。 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在父亲和继母的尖酸刻薄和家暴中，终于熬到了中学毕业。17 岁那年，张爱玲被继母冤枉，父亲对她拳打脚踢，打得张爱玲倒地不起，还扬言要一枪崩了她。自此，张爱玲被锁在一个空房间里，煎熬度日。但她没有放弃，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希望有一天能够逃走。 可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张爱玲突发痢疾，父亲却不给她医药，以至于她差点死在那个房间里。生病的那半年，她的文字就像房间里的那扇窗子，落寞不堪：“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后来，张爱玲终于找到机会逃到了母亲那里。她开始补习，准备报考伦敦大学。不久之后，张爱玲的弟弟也从父亲那里逃了过来，还带着一双篮球鞋。但母亲却说，自己只负担得起一个人的教养费，弟弟只好又带着那双篮球鞋，哭着回去了。 （张爱玲，女，18岁） 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我的学习很好，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母亲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她对我说： （黄逸梵，女，42岁）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想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名媛”，于是花钱为你请来家教，并亲自指导； 然而，你却连削苹果都学不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了如何补袜子。 你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还不知道电铃在哪儿。 你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却仍然不认识那条路。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是一个废物。 唉，爱玲，我给你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你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练习行路的姿势，如何看人的眼色。 我还叮嘱你，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平时多照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还有，没有幽默天才，就千万别说笑话。 但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你只能显露出惊人的愚笨。我对你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你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的沉痛警告没有给你任何影响。 每当想到“这周没去喝咖啡，都是为了你”“这月没添新衣服，都是为了你”，我就懊恼：我不笨，何以有这样一个笨女儿。叫我如何拿得出手？害人精呀！ （张爱玲，女，18岁） 母亲对我的杀伤力与父亲那把未射出子弹的手枪，不相上下。我痛恨向她讨要生活费的自己。 我在学校吃最便宜的饭菜，不坐车走很远的路去补课。在学校，我过得相当艰难。 有老师送给我800元，权当奖学金。当我将这个消息开心地与母亲分享的时候，母亲当晚就打牌把这笔钱输掉了。 那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可以支撑我一学期的生活费。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绝不可再信任这个女人。 母亲有不同的男友，熟练地打包行李，妥妥贴贴，方便她随时拎包去欧洲旅行。 可她就是不问我，一个学生，一个人的时候，学费、生活费怎么办？ 我难道是喝西北风就能活下去的吗？ 大三，我想读完书。在欧洲的母亲没有寄钱回来，只催我赶快嫁人，她对我说：“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多年后，我把钱换成了二两小金条，还给母亲，对她说：“多谢你的养育之恩。” 母亲临故前，曾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 我不知这是最后一面，不想见她，只是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 你问我有没有遗憾。有，我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 我不会生孩子的，怕孩子替母亲报复我。 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开始了写作生涯，《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名篇陆续发表。很快，张爱玲走红了，那时她才24岁。 正如她所想象的：“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去看看。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可有时候，生活偏偏让你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最不该遇见的人。年轻的张爱玲，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遇到了胡兰成。 那时，胡兰成是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政务次长。作为一个38岁的中年男人，而且是一个自恃才华横溢的男人，他在南京翻读杂志时，忽然被一篇文章吸引了，读了一遍又一遍。这就是张爱玲写的《封锁》。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张爱玲的朋友苏青，表示非常想认识张爱玲。经过苏青的引荐，胡兰成一回到上海，就登门拜访了张爱玲。 （胡兰成，男，38岁） 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喁喁私语无尽时。 我只管讲，她只管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一如中国旧式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 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她亦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我却偏要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每次回上海，我不回自己家裡，先来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说，“我回來了”。 一连七八日，仿佛世间再无别人。 （张爱玲，女，24岁） 他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静静的，都是欢喜。 他写过“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于千万人之中遇到我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他的政治身份我不在意，他的妻室与我无关，只想要这片刻的安稳。 我想过，他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最终，胡兰成和当时的妻子离婚。他与张爱玲签定了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惜的是，这场婚姻维持的时间很短。 1944年年底，汪伪政权岌岌可危，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说完就在湖北找了个事做，逃难去了。 张爱玲没有想到，逃到湖北武汉的胡兰成，没过多久就和一位17岁的护士小周在一起了。为了让小周安心，胡兰成还和她举行了婚礼。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胡兰成才向张爱玲宣告小周的存在。张爱玲大为震惊，但胡兰成却明确表态：他两边都放不下，也都不肯放下。 此时，日本投降，胡兰成的大难来了。他改名换姓，逃到了温州，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很快又和同学的庶母范秀美好上了。 这时候，已有半年未曾见过胡兰成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他来到了温州。虽然三人谁也不说破，但张爱玲还有什么看不懂的？她只觉得范秀美的眉眼神情，越来越像胡兰成，她心里很难过。 终于，痛定思痛的张爱玲决意分手。几个月后，她写信给胡兰成，说：“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张爱玲还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多年后，61岁的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同时得到7000美元的稿费和胡兰成的死讯，对我来说都是生日礼物。”可见，这段感情在她心中早已灰飞烟灭。 1955年，张爱玲去了美国。第二年，36岁的张爱玲遇见了65岁的剧作家甫南德·赖雅。赖雅是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和文学大师庞德、乔伊斯、福特、康拉德等人是文友。 张爱玲和赖雅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两人认识不久就开始频繁地来往，还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做客。张爱玲把小说《秧歌》和《粉泪》拿给赖雅看，让他提意见。相识两个月后，张爱玲和赖雅正式交往。又过了半年，赖雅向张爱玲求婚了。 （张爱玲，女，36岁）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在老年人回忆中，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大，圆，白。 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我为什么会和赖雅在一起？ 他比我大29岁，身体差，人又穷，也没有写出过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 我要忙着赚钱，只好经常分居。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有颠沛流离。 我穿梭在美国、香港、台北，以及在美国不同的城市间往返，难免有点捉襟见肘。 （赖雅，男，65岁，美国人） 我和爱玲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轻盈而安宁。 我们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一起笑出眼泪，然后步行回家。 我们一起搭顺风车到市区，去比华利山的时髦公司，看橱窗。 我们一起买了一台电视，多半待在家里看电视，还养了一只叫雪尔维亚的猫。 三餐通常是我做，爱玲只需要做一点我喜欢吃的中国菜。 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谁不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呢？ （张爱玲，女，36岁） 我知道，赖雅需要我，甚于我需要他，但这种“被需要感”，本身也是感情的一种。 陪伴，已是我所需的全部。然而，连这点，也得不到满足。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 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结婚11年后，长期疾病缠身的赖雅去世。张爱玲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勤奋地写作。 回看张爱玲这一辈子，她的童年、青年和中年，充满了“蚤子咬噬的痛苦”，这是她原生家庭的不幸，是她遇人不淑，也是时代悲剧在她身上最后的一点投射。张爱玲已尽自己所能摆脱这种桎梏了，想想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几人能有她的洒脱？ 80年代之后，张爱玲的稿费源源不断，收入颇丰。不过，这都不是关键。这么多年，她始终自立谋生，几近自由。张爱玲写着自己想要的文字，并且最终都落于纸上，成了20世纪华语文学里最杰出的“流言”与“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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