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是陶行知先生1927年6月3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的演讲词。本文的第一段原载于1928年1月15日《乡教丛讯》第2卷第1期，题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终》；1929年7月30日《乡教丛讯》第3卷第12期全文刊载。文章以诸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三种知识（亲知、闻知、说知）的关系，是陶行知先生“知行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论述知行关系的重要篇目。 教育中“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陶行知长期思考的问题。而他的“知行观”亦有一个发展历程。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陶行知研究阳明学，信仰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主张。而后留学美国，受杜威经验主义教育观的影响，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试验，亦即行动。回国后，陶行知在多年的办学与教育实践中，最终确立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知行观。 对于陶行知而言，杜威倡导“在做中学”的教育和“经验的知识”，以此突破西方传统教育中知识与实践的“二元论”，对其知行观的有产生很大影响，并将其导向了对知识来源与“真知”问题的深入思考。陶行知认为，不由“行”得来的“知”、非在“做”中生发的“知”均非“真知”。这也是他在本文中借由对“墨辩”中三种知识的比较，来突出“亲知”的缘由。他认为：亲知、闻知、说知这三类知识构成了知识的来源，但亲知是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把根安在亲知里”，才能发生知识的效用。 在此“知识观”的基础上，陶行知于改造中国教育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行以求知知更行”的“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经典命题，自古即为众儒家先贤以及近代以来的教育家们所关注。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导向的亦为“知行合一”的目标。而“知行合一”问题的背后，隐伏着的是“立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孔子所斥之“乡愿”问题的回应。 在陶行知的时代，伴随“救亡-启蒙”与“教育救国”思潮而来的，是“觉民”与“自觉”的问题。在教育层面，“觉民”与“自觉”，二者的内涵意义有所不同。“觉民”的重心在“外”的一面，教育者向国人传播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从而实现国民改造；“自觉”的重心在“内”的一面，其关键在于启牖与醒悟人固有之“向上”精神，而知识教育则为启人“自觉”之途径。对于“立人”而言，惟有“自觉”才能“自立”。“自觉觉人、自立立人”正是陶行知的教育信条。同时期的熊十力先生亦主张，“立人者，引导与扶助一切人，使其皆自立也。”因此，知识与知识教育需得“切身”，需不离真实生活，需以“行”为起始。换言之，与“行”息息相关甚至由“行”而来的“亲知”，是使人走向自发、自觉、自立的起点；亦即，通向“自觉以自立”的开端。这一点，正是陶行知思考知行问题或“真知”、“亲知”问题时，超越于一般教育思想中的“知识论”或知识-实践“二元论”之处。 相关链接🔗
文 | 陶行知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佛兰克林[2]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气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气也能推动机器。加利里翁在毕撒斜塔[3]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辩”[4]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试取演讲“三八主义”[5]来做个例子。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假使内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纱厂做过几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对于这八小时工作的运动的意义，必有亲切的了解。有人说：“为了要明白八小时工作就要这样费力地去求经验，未免小题大做，太不经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已如上述，现再举一例，证明“说知”也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的。 白鼻福尔摩斯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贷的被人打死后，他的房里白墙上有一个血手印，大得奇怪，从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长。白鼻福尔摩斯一看这个奇怪手印便断定凶手是没有手掌的，并且与手套铺是有关系的。他依据这个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个手套铺楼上的科尔斯人就是这案的凶手，所用的凶器便是挂在门口做招牌的大铁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没有铁手招牌的亲知，又如何推想得出来呢？ 这可见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注释： [1] 本篇是1927年6月3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的演讲词。1929年7月30日《乡教丛讯》第3卷第12期全文刊载。 [3] 加利里：现译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毕撒，即比萨，意大利西部古城，著名的比萨斜塔坐落于此。 [4] 墨辩：指《墨子》中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
晓庄学校时期的陶行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