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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希尔伯曼的一项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两周之后，学生对知识的保持率，从5%—90%不等：
学习方式
两周后的记忆率 教学中实际采用率
教师讲授 5% 95%
学生阅读 10% 80%
视听并用 20% 70%
老师演示 30% 65%
学生讨论 50% 45%
学生实践 70% 20%
学生辅导别人 95% 5%
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学习内容的留存率不足50%的几种学习方式，都是被动学习或个人学习；而学习内容的留存率达到或者超过50％的几种学习方式，都是主动学习或参与式学习。
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发现: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记得的学习内容，会因为不同的学习方式而有很大的差异。学生只是用听教师讲授的方式学习，两周后的记忆率只剩5%，这是最被动的学习方式，学生对教学的参与度是最低的。从教学中的实际采用率来看，竟达95%，这是教学的癌症。第二项至第四项的学习方式也是被动式的，学生对教学的参与度仍然非常低，所以学习的记忆率都无法超过30%。金字塔最底端的学习方式，是让学生帮助别人学习，就是说，如果学生有机会把上课时学习的内容立即应用去辅导其他还没有理解、掌握的同学学会，其记忆率可高达95%，效果是最好的。实际上，学生在帮助其他同学之前，必然经过独立思考，对学习内容相当熟悉，同时为了通过语言的交流来进行沟通，必须将学习内容转化为其他同学能懂的表达方式，并用学生之间沟通时常用的语言进行阐述，这必然提升了辅导者潜在智能的发展。这正是陶行知先生一再提倡的“小先生”制度，我们称之为“兵教兵”。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M·希尔伯曼博士，专长于教学心理学，在他的专著《积极学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中，开宗明义写到:
2400年前，孔子在论述教育时，曾说道:
对于我听过的东西，我会忘记。
对于我看过的东西，我会记得。
对于我做过的东西，我会理解。
这三句简洁的话可作为积极学习的精要。
我将孔子的智慧作一修改并扩展成我的积极学习信条:
对于我听过的东西，我会忘记。
对于我听过和看过的东西，我会记得一点。
对于我听过、看过并问过问题或与人讨论过的东西，我会开始理解。
对于我听过、看过、讨论过和做过的东西，我会从中获得知识和技能。
对于我教过另外一个人的东西，我会掌握。
实验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些积极学习信条。其中，高效的适用于所有学生的第四条已为我们的大量教学实践所证实。
我国古今前辈们论述的启示
从教学职能观的研究，我们要把“满堂灌”、“满堂教”转变为“满堂学”，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让我们看看前辈是怎么论述的?
“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陶行知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朱熹
学与教皆学也。 - 张载:《语录下》
“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陶行知:《教学合一》
1919年陶先生的这段论述，不仅阐述了教与学应有的和谐关系，而且明确指出了如何实现这种和谐关系。“教学生”与“教学生学”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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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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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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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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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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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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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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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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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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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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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课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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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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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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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学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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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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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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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多年的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陶先生的教学理论又向前发展了，逐渐形成了新的思想。1927年11月撰写了《教学做合一》一文，明确指出:
“事怎么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教的法子。……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
那么，什么事做?陶先生在先后阐述了对“做”的两点理论根据:
其一，行是知之始
“‘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亲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陶行知:《行是知之始》
其二，在劳力上劳心
“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
“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运用心思指挥力量以求物之变化，那便不至于坠入迷途。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
--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
“行”就是“劳力”，就是“做”;“劳心”就是“运用心思”，就是动脑筋。“亲知”就要亲自“做”，而“做”必须和“思”同时进行，即“身体与精神之合作”。做而不思只是白做，思而不做只是空想，只有既做又思，才成其为“在劳力上劳心”，才能实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那么，怎么“做”呢?陶先生在1929年1月的《答朱瑞琰之问》具体阐述了这一问题:
“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也是集中在‘做’之一字。”
“做必须用器官。做什么事便用什么器官。耳、目、口、鼻，四肢百体都是要活用的。……做要用手，即学要用手，教要用手;做要用耳，即学要用耳，教要用耳;做要用眼，即学要用眼,教要用眼。做要用什么器官，即学用什么器官，教要用什么器官。”
“做不但要用身上的器官，并且要用身外的工具。我们的主张是:做什么事便用什么工具。望远镜、显微镜、锄头、斧头、笔杆、枪杆、书本子都是工具。”
归纳起来总答如下:
(一)要想获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
(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合作一;
(三)教学合作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
--陶行知:《答朱端琰之问》
“教学生学”就是诱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自我完善，自我成长。
“学与教皆学也”。因此，我们“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对于教师来说，不是“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教会)，而是“做得个引路底人”，认真备好课，“安排停当”，“指导他”，让学生遵循“在劳力上劳心”和“行是知之始”的原则，通过“亲知”，五官并用，全身心投入学习过程,事事都“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自去究索”，“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学会)。“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会学)。
我们的任务是:将前辈们的这些论述理论化、系统化、实践化，形成“操作性强，易学、实用、有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
教学改革的目的，就是获得新的质量，而新质量的获得，从哲学上来看，可以有两条途径:
1.量变引起质变
在教学领域，量的积累引起质的飞跃显然也要发挥作用。学生应该独立思考，刻苦钻研，不断地把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
然而，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规律，在教学领域受到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生命节律的限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单纯靠“三苦”、“四苦”精神来提高教学质量，实践已证明:此路不通。
这就是说，在教学领域，量变和质变的哲学规律，是在一定的科学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超出这个“范围”，将会走向反面。
2.结构决定性质
在物质的化学结构中，同素异形体(如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石墨和金刚石)和同分异构体(有机化合物中，相同的分子式却具有不同的结构式;例如，戊烷:C5H12，有3种，庚烷:C7H16，有9种)就是实例。
这就是说，为了培育一代代开拓型创新型的人才，为了获得新的教学质量，我们必须构建崭新的课堂教学结构。那种“满堂灌”、“满堂教”，教师主宰课堂的种种现象，以及单纯以学生“活动”为主，“强化过程、淡化结果”的种种现象，而形成的各种教学结构，必须彻底抛弃。全新的课堂结构，既要完成传承性课程，让学生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学到相应的知识，又要完成体验性课程，让学生在重新体验、重新发现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展各种能力，培育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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