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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正是越战最高潮的岁月。此前一年，亨廷顿作为白宫政治顾问，为美国政府撰写了一篇越南问题政策报告。起初，他只是想分析越南的社会政治结构，弄清越南人苦撑这么多年的深层原因，为美军摆脱越战泥潭出谋划策。 然而在研究越南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若干带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亨廷顿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指向一点：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平稳实现政治的现代化？什么是政治现代化？ 即国家的政治体制，力量强大、功能完备、可以适应社会变化、有内聚力。你得先有个权威，才谈得了制约权威，你得先有秩序，才谈得到改良秩序。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稀缺的不是资源，不是资本，而是坚强的政治领导。 怎么样才算是坚强的政治领导呢？要如何才能建立起坚强的政治领导呢？不管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还是三权分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旧有的制度，面对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进行改良，容纳这部分新力量的政治诉求。 原有的政治制度要如何改良呢？ 作者认为，主要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权威合理化；第二，功能专业化；第三，参政大众化。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才算上道呢？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出发界定某个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 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要如何才能完成政治现代化进程呢？ 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发达社会，民众的动员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互相适应的，也是高度稳定的。最封闭落后的社会是不会有政治动荡的，发达社会也不会有动摇根本的动荡；最容易出乱子的国家，正是那些处在传统社会向发达社会进化路程中的国家。 这些高速发展中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崛起，尤其是在城市中，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大量出现。但是，原有的政治体系，依然控制在旧社会力量手中，往往无力容纳新崛起的社会力量，无法输入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 这样导致的结果有两条：一是原有政治制度的腐败，二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决定最终谁将胜出的是农民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最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中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因素，由此新生出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 而在广袤的农村，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 农民是很实际的，对于看似虚无缥缈的各种主义、信仰、意识形态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主要诉求在于实际物质利益，也就是土地。 在政治斗争中，谁给他们土地，他们就支持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来说，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土地改革，要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争取农民的力量站到自己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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