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玄学那神秘和本体论的思辨，在3世纪时，经常与一些保守的社会理论相联系；其灵感启示，则取自于战国时代道教运动的深刻倾向。这种运动相反却在文学界，由反传统的态度所表现：蔑视礼仪、放任自流、对于政治生活的无动于衷、对自发性的癖好、热爱自然·····思想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厌恶规章、为艺术而酷爱艺术，这一切都成了延续于3~4世纪的整个动乱时代的特征。 人们甚至还可以讲一种在整个中国中世纪都占据统治地位的“唯美主义”。第一批表现出了这种与古典传统明显格格不入之倾向的人，就是那些被人称为“竹林七贤”的学者。这是一个由某些生活放荡不羁的文人组成的小集团，诗人和音乐家嵇康（223~262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向长江流域大量移民之后，同样的思想状态、对自然和自由的同样的爱好情绪，也自然地长期流传于望族中。 人们在著名书法家和诗人王羲之（约为307~365年）的周围，又发现了同样的一批人，中国文学和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插曲，便与王羲之的名字相联系。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地区）举行的兰亭会上，共有41名诗人经过多次畅饮之后，举行了一次即席赋诗的比赛。自《古诗十九首》（抒情诗的第一种典范，无疑应断代为后汉）以后，直到7~9世纪的古典诗黄金时代，中国诗歌一直在持续地发展，并以一些伟大的名字作为其里程碑。
▲书法家王羲之作品《兰亭集序》 如果说建安时代（196～220年）著名诗人们（建安七子），及其同时代人曹操与其子（曹丕，187~226年，魏文帝；曹植，192~233年）的著作，尚属于那些参与了军事和政治活动、忠于通俗内容、充满汉代乐府之生气与淳朴特征之辈的作品，那么4~5世纪的诗歌，相反却表现了在政治上的超脱，或为自身而追求美的技巧，后者就好像是南朝时代末期的典型标志。在嵇康和阮籍（210-263年）的著作中，就已经相当明显的道教倾向又出现在田园诗大诗人陶潜（陶渊明，365~427年）的作品中，而山水名胜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则是最早要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 对于大自然的兴趣（正如通过道教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里是可以过一种自由、纯洁和不受岁月干扰生活的仙人居住地或圣地），成了使诗歌与绘画等传统文化，同时变得丰富起来的现象之源。在公元4~5世纪时，除了文人或道教徒传统的人物画、某些神灵鬼怪画和宫廷内部的生活画之外，也出现了山水风景画。风景画受道教内容和观念的主宰，仍保留了其与巫术相关的记忆，但却已经符合纯美学的视角了。因此，这种风景画在中国的出现，要比它在欧洲于一种相差甚殊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早一千多年。从不再如同在汉代那样作为一种手工艺品的时代起，绘画的发展无疑是相当迅速的。它可能与书法相联系，而变成了文化界最受欢迎的艺术之一。颜色千差万别，可以表达一种更复杂范畴的新的艺术手法也都出现了。
▲顾恺之《洛神赋》 最早和最大的画家之一，是诞生于陶潜之前10年和谢灵运之前30年的顾恺之（354~406年）。对于作品那与伦理范畴内的任何观念都无关的独立美学价值的高度重视、对于以批判方式进行分析以及对其分类的关注，也成了中国中世纪的一大新鲜事物。使鉴赏和标准变得高雅起来的追求，在曹魏和梁王朝之间已经变得很明显了。 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诗人曹丕（公元3世纪初叶）的《典论·论文》，其中比较了汉代的赋予诗歌作品各自的优点。当时就已经有一种单纯的文学观点，在启发曹丕的判断了。道教大师葛洪又重复了这种做法，他于其《抱朴子》（大约成书于317年）中宣称，伦理学和美学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的。后来过了很久，5世纪上半叶的梁人钟嵘于其《诗品》中，极力把自汉至梁的123名诗人分成三品，并以大量评述来补充这种分类。特别是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6世纪初叶）和著名诗文集《文选》（约为530年）的刊行，标志着这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伟大时期之一。《文选》系由梁王朝宗室的一名太子选编，它直至今日仍为从前汉延续到6世纪初叶之间，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史料之一。一种分析和评论绘画的相似努力，也与这种文学批评的努力相吻合。
▲演员扮演的曹丕 人们应感谢南齐（479~502年）末年的谢赫编成了一部《古画品》，它评论了3~5世纪的27位画家的作品；陈代（557~589年）的姚最又对目录作了续编《续画品》，其中研究了梁代的20位画家。公元4~5世纪以及公元6世纪上半叶，可以被视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一个成熟和重要革新的时代，而在陈朝（557~589年）却开始出现了一种衰退，它无疑可以通过这后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来解释。当时的倾向是从事表面化研究。一种以语意对立和语言谐和、四六对句的巧妙配合为基础的文风，于公元6世纪时在赋文中获得了胜利。这种文体以“骈文”或“四六文”之名而为人熟知，并奉战国时代末年和汉代的赋为远祖，但它在公元6世纪时，又具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矫揉造作和系统化的特征， 大家可能在一个相近的领域中，发现陈朝末帝宫中的矫饰、受艳情启发的影响和诗歌之成功，其代表人物就是诸如徐陵（507~583年）和江总（519~594年）那样的诗人。陶潜、谢灵运和颜延之（384~456年）之辈，从中汲取内容的那些活的源泉似乎已经枯竭。但这种在一个衰落时代的对形式化的追求不会是完全无益的，唐代的诗人们就懂得在他们对先前全部传统所作的总结中利用这一切。玄学的信徒们在把对《老子》和《庄子》的研究，与对占卜经典《易经》的研究结合起来时，便致力于追求玄学和本体论的思辨，这其中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道教的内容。上层社会的这些人士一“清谈”的爱好者们，未曾接触过自上古和汉代以来，就在他们之外持续存在的道教之宗教的、学术的和修持术的思想。是一种具有不同程度的秘密思潮，其发扬中心是有时加入了五来道的庄子大教派的小圈子，而五斗米道又是通过通灵人而作神启，以及与天师变形有关的，以师徒相传的该教派最高奥义为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 从这各界中出现了一种圣徒传式的文学，其最古老的证据是由刘向于公元前1世纪末辑成的《列仙传》，后来又由佛教徒们模拟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也应该把从干宝（317~420年）的《搜神记》起，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神怪志异故事集的出现，也归于这些阶层。这些文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佛教故事和起源于道教的故事混合在一起了。然而，道教界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不死术、养生术和纯洁自身。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所追求的诸多试验，均与寻求长生不老药有联系。据李约瑟（J·Needham)认为，我们应该把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发明（特别是炼钢时使用的淬火术的发明）归功于这些试验。 有关这种中国炼丹术（其实验操作涉及到了水银、铅、硫、金和银）的最古老文献，就是于公元2世纪撰写的《周易参同契》其具体内容系由公元4世纪初叶道教学术史上的最大学者之一葛洪所写，他是一部道教修持术著作《抱朴子》（约为公元317年）和一部仙人传《神仙传》的作者。葛洪似乎主要是掌握了药材配制技术、炼丹术、医学和天文学。他也可能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广州）的长期居住期间，学到了土著居民们的诀窍秘方。葛洪的主要继承人在华南是陶弘景（456~536年）。他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掌握了其时代的所有知识：数学、阴阳理论、舆地学、炼丹术、医学、药学······既有儒教又有佛教的传统。
▲炼制丹药的术士 人们都把一部对古药学论著的注释文《本草经集注》归于了他的名下。葛洪在华北地区对寇谦之（363~448年）也产生了影响，后者是出自长安一个富门豪户的著名人物，该家族自称与天师世系谱有联系，其中第一位祖师就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寇谦之154于424年与北魏宫廷保持着关系，并且成功地使太武帝（424~451第5页Alt目Ctrl军事帝国时代É0真正的道教年）能听他讲道。他于讲道时声称辨认出了一尊道教之神的化身。 结语 时加人了五斗当对佛教僧众们发动法难时，他与文人大官吏－太武帝的大臣通灵人而做出崔浩串通一气。但对立宗教的影响却使人感到了，人们应把受佛教奥义为基教戒律启发的最早道观机构的创设，归功于寇谦之，人们从此时起老的证据是就发现了道教信徒队伍的诞生和发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模拟佛教徒们模拟佛教僧侣界，同时也拥有经文、道观和仪轨。 |
|
|
来自： 行云流水vmmxd6 > 《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