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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改良的区别 | 小记录

 初心部落 2022-06-17 发布于北京

问:如此对话的过程,就是你试图让书法在你内心逐渐清晰、坚定起来的过程吗?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假设或尝试。这容易让人想起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但是,你又打算如何“小心地求证”呢?

答:就我目前的学力而言,是难于完成这个命题的严密论证的。但不妨碍我大胆假设。这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将你我的对话看成是一次探险的原因。正如我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一样,处处显现出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因为对于我的书法的未来,我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至于前行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什么、到底能走多远?我并不清楚,但这不是我所担心的,也不是所关心的。我只要朝着既定的方向往前走就是了。

问:我们好像回到了刚开始时的对话?

答:学习的过程何尝又不是一步三回头的过程呢?以往的对话中也肯定还存在着许多缺憾和硬伤,得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复盘,使之不断趋向完善。即便将我们的眼界放宽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层面上,其进步也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当然,一步三回头并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温故知新。物理学上也有一个常识:物体前进时最具力量的运动形式是旋转运动,而不是直线运动……这也是子弹为什么是旋转着射出枪膛的原因!

问:从慈悲为怀的佛到充满血腥的子弹……你想让子弹飞?让子弹飞的比喻当然有趣且充满意蕴。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你能从中联想到什么?

答:子弹本身是联想出来的产物。它产生于我内心深处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是随着你我对话的不断深入、不断延展而慢慢浮现出来的。

问:我理解你的焦虑。毕竟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却又不愿意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对待。正如你所说,基于你我目前的知识储备,是难于完成这个宏大命题的系统论证的,甚至连探讨的资本都不够。

跳出来看,我们确实有点不自量力。

但是,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达成的默契一样,我们对探索过程的关注更甚于对探索结果的关注,过程本身的挑战性比结果本身更让我们着迷。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不具目的性的探索本身,才给予了我们前进的勇气。

答:是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意思。就在我们探讨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区。则我们在类似的对话及探讨中——老是停留在理论、甚至仅仅是臆想的层面上沉不下来,那是思维的陷阱!殊不知和思索同样重要、而且须臾不可偏废的是书法的实践本身。

思维的乐趣之一,可能就是在这样类似于让子弹飞的状态中吧!当然,正如飞扬的子弹终将要落地一样,我们的思索终究要有一个落脚点,思维的价值也将在落地的那一瞬间呈现出来。

问:你似乎为你的子弹找到了落脚点。

答:我想到包世臣的“中怯、中实”之论。

问:包世臣说:“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你将如何解读? 

答:对包世臣的这段话、包括其论著《艺舟双楫》。甚至扩展到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近现代前辈书家有过许多精妙的论证和解读,我无意在此狗尾续貂。

但他确实深具法眼,对当时书法中普遍存在的毛病一眼洞穿!病根当然可以追溯到“帖学式微、笔画孱弱”八个字上。但比寻找了病灶更重要的,是开出根治的方子,而非简单地以一个“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草草收场。

问:你的回答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包世臣并不是没有给出答案。他与阮元、康有为竭力倡导的碑学本身,就是根治笔画中怯的通用方子。

答:包世臣通过这段话来说明笔法与线条质感的关系,其本意是在张扬其碑学书法的主张。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对书法表现形态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触及本质的。我无意避实就虚,而是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对学习书法更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灵感,譬如笔法与线质的内在关系。

问:面对诸多前人书学论著,今人在解读上确实存在着简单化的现象,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将之从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鲜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开拓。还有就是仅仅把前人论说当做佐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忽略了立论本身的推敲。

答:你的话是一个极好的提醒!引经据典本来就是文人的寻常家数,但当我们的立论过分依赖于前人论说、并将之视为关键支撑时,立论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想,与其忙于拉古人助阵虚张声势,真不如单刀赴会来得痛快。

问:因此,建设性地解读古人论著,就显得比较迫切。只要大致梳理一下中国书法理论史,就不难发现在诸多前人论著中,大部分只是基于个人经验的随性记录,那些记录与其说是书学理论,倒不如说的临池笔记更恰当些,并不一定系统并自恰。而理论是必须自恰、自成体系的。当然,在诸多古人论书文字中,自成系统的论著也不少,譬如孙过庭的《书谱》,堪称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巅峰,至今都无人真正超越过它。

答:还有一类是有清晰倾向、有派别的书学体系,譬如刚才提到的阮元、包世臣与康有为,他们在立论前就有碑、帖之分。尊碑抑帖本身,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对整个中国书法史全面扫描、凌空视之的客观性。

所以,我们在读此类论著时,就得多长一个心眼,不妨站在帖学的立场与之先激辩一番,然后再取碑之长补帖之短。因为他们对碑帖分尊卑,本身就有过犹不及之嫌。

尽管在帖学式微的时代里,碑学意识的引入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在审美层面,都能起到振奋书坛气象、拓宽书学格局的莫大功效,但并不表示可以借此灭掉对方,这是革命与改良的区别!

问:所以你更愿意从中提炼出一些什么。譬如笔法与线质的内在关系。

答:因为线质才是书法的灵魂,而不同的笔法产生不同的线质,就它们的内在关系而言,从东汉的蔡邕及同时代的钟繇就明确无误地提出来了,紧接着的历代书家也从未丢失过这个立场。我所关心的是包世臣或碑派诸君在面对中怯病灶时,给出了一个直接的方子——碑(包括汉碑、魏碑,并可引申到篆籀铭文),而不仅仅局限在帖学内纠缠徘徊。是的,将自己局限在帖学的领域内去解决帖学问题,不管从眼光上,还是从思维上都不够开放。而包世臣们的启示意义在于:他尽可抑帖尊碑,我自当引碑入帖!

当然,仅仅提炼出“笔法与线质的内在关系”,并用引碑入帖的方子去治疗笔画中怯的毛病,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但要知道书法的病灶在哪儿,对症下药的方子是什么,更需要知道产生病灶的根源在哪里?

问:产生病灶的根源在哪里?

答:唐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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