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白同志收到电报之后,就和夫人杨之华一起来看我,并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谈话,做说服工作。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因为我思想上还在斗争,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就说,如果让我出去学习一年多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的理论水平有了提高,斗争经验也更加充实,不是对工作更有利吗?希望组织上能再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秋白夫妇没有完全否定我的意见,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打电报给董老转述了我的个人意见。但董老接着又发来电报说:“务请劝她回汉,服从工作需要!”秋白夫妇看了电报以后,知道处在大革命高潮时干部非常缺乏,故而组织上才改变了派我赴苏留学的决定,于是再三劝导说服我:“你现在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党员的一切行动都以服从组织纪律最为重要,而不能先考虑个人的进修提高问题。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改变原先派你赴苏留学的决定,所以现在你不能一味地只考虑自己 个人的提高和前途,而不首先考虑党组织的决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如果只是坚持个人的意见而不服从组织的决定,是不太好的,你要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考验。” 那时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对我都是婉言劝导,谆谆启迪,从没有用家长式的强迫命令口气,总是和颜悦色地劝我好好考虑,在尊重我个人意见的同时,把党组织决定的理由和他们的意见很透彻地向我说清楚。在那样的情况下,袁溥之大姐仍按原计划去苏联留学了,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从上海又返回武汉。梅电龙和龚品娟同志也和我同船前往武汉。 我一生中曾多次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调动工作,这个优点,应该说是1926年冬在武汉时就已形成的。 北伐时期的武汉风云际会,特别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7年 一二月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当时,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汉口都有租界。 1926年圣诞节至1927年元旦期间,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狂欢酗酒,调戏女工,遭到抗议后,不认错,还打死打伤中国人。此举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掀起了收回租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总工会发动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英国领事馆,提出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降下领事馆前的英国国旗、撤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 舰、责令行凶的英国水兵向中国人民道歉认罪等严正要求。 开始时,群众只是喊“英国鬼子滚回去”等不太文明的口号,是自发行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的伟大的反帝斗争。愤怒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英国领事馆周围,口号声不断。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身陷重围,出入不便,馆内的储备食品也所剩无几,就悄悄地派人出来,找围在馆外的码头工人,企图通过行贿,帮他们把人员和行李偷偷地 摆渡,撤退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舰上去。但遭到工人们的严词拒绝。他们说:“要服从总工会命令!只要降下你们的英国国旗(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就会保护你们安全撤退。” 当时,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们采取了很好的斗争策略,虽然外面的群众把领事馆围得水泄不通,却没有切断领事馆跟伦敦英国政府间的电讯联系。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就不断地打电报,向英国政府诉苦告急。英国政府见事已闹得不可收拾,只好回电,指示领事馆道歉和暂时撤退。 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北伐期间大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妇女协会也发动和组织各界妇女群 众,轮班日夜包围英国领事馆,高呼反帝口号,并且做好向示威群众送茶水、点心的后勤支援工作,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虽然后来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了,英帝国主义又回到汉口,恢复了英租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斗争,到1949年,终于在全中国大陆完全收回了外国租界,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并在1997年洗雪百年国耻,收回了被割让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这是历史性的飞跃!这次收回汉 口和九江英租界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党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极深刻教育,体会到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很明显,没有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这个有力的后盾,英帝国主义是不会降下他们的国旗和从领事馆撤退的。但那时,就 全党来说,特别是总书记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足。尽管我们党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还没能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掌握革命的武装力 量。只有经历了北伐战争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才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真正深深地体会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我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正好宋庆龄要开办全国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就指定我兼任这个培训班的筹备主任。为培训班找房子等许多具体事务工作,是由赵畹华、梁剑华等同志配合帮助我做好的。赵畹华在武汉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人也能干,所以很容易地就在汉口找到了房子。我担任的主要是教导主任应做的筹备工作,就是制订培训计划,安排课程和聘请教师。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由宋庆龄主讲中国妇女运动史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讲国际妇女运动史,是用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和倍倍尔著《妇 女与社会主义》的中文译本为课本的。李立三讲中国工人运动史,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讲女工运动史。还专门请宛希俨讲反对“妇女主义”这一课。为什么要讲反对“妇女主义”呢?因为那时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同时,也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妇女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只讲妇女解放自己, 而看不起男同志,走向另一极端的偏激倾向;特别是有些妇女因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男子主义”,就主张独身主义,不愿意和男同志在一起合作共事。此外,我们还请了好些国民党方面的知名人士来讲课,如徐谦夫人和王世杰等人讲法律和外交等课程。这些教师,是国共两党中具有很高水平和丰富经验的名人,但都很乐意地义务授课,不取报酬。 中央妇女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是由全国各地的妇女协会保送的，培训三个月,结业后发给证书,仍回各地去工作。这对培养各地妇女运动的领导骨干是很有意义的。主办者 每个星期都邀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去培训班做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这对许多在大革命高潮中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妇女干部们也是很切合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 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和宛希俨、梅电龙和龚品娟 同时在武汉结了婚，又同住于我父亲在法租界友益街租的两层楼三开间住宅中。我父亲的十几只大书箱放在一楼,二楼就让我们四人居住。品娟比我小三岁,入党后名冰若。她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梅向明的母亲,离休后住北京,2001年去世。真是 “朋辈多凋零”,唯有友谊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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