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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弃敦煌”这枚印章蕴含了哪些信息 大概是2006年秋季的某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场，笔者的眼睛被一枚品相完好的寿山石印章所吸引，这是一方无钮素章，石质微透明，温润如凝脂，十分类似寿山老坑的鳝草冻石。
印文“老弃敦煌”，是铁线篆朱文，线条刚毅俊朗、如奇峰挺拔、壁立千仞；刀法纯净干练，犹如斧劈剑砍一般淋漓酣畅。 再认真端详四个立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的边款，字体行中有楷，楷中有隶，以刀代笔，苍劲古拙，好一派“人书俱老”的大家气象。
印面尺寸3.6/3.6cm 据此，虽不能准确判断其是否为名家之作，但可以肯定，此印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可能还蕴含着一段久远的文人故事。因为，我从边款内容中，粗略读懂了一点关于印章主人与治印人之间的过往交情。于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便毫不犹豫地将此印收入囊中。
当时心仪的主要是这方章料，心想，即便不是名家作品，仅寿山石的“鳝草冻”就足够名贵。与此同时，对“老弃敦煌”一词既陌生又好奇，作者用这四个字作为闲章内容，是要表达怎样的一种意境呢。
后来，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和历时数年的综合考证，终于搞清楚了“老弃敦煌”一词的出处。 据《汉书 陈汤传》记载，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曰：“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 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旅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
大臣耿育上书皇帝为陈汤蒙冤鸣不平，其本意是指有功之臣不仅得不到重赏，反倒在年老时被朝廷发配边关，个中意味深长、情绪激昂而悲怆。 据有关资料显示，近现代篆刻名家方介堪、陈巨来、顿立夫三人都曾刻过名曰“老弃敦煌”的闲章，其中，记述比较详细的是方介堪为张大千刻印的过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张大千邀约方介堪在上海会面，并展示自己三年前在敦煌临摹的画稿，方介堪遂刻“老弃敦煌”闲章以赠之。应该说，这一枚印章并不适合张大千的画作，或许方大师也没有读懂“老弃敦煌”的真正含义。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暂时不作多议。
印文的来龙去脉基本梳理清楚了，接下来的重点自然是研读边款的内容，“咸丰己未，先生将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写图，并赋七古以赠于将发也。匆匆购得此石，先生顷刻奏刀，兴到之作，神妙无似，不第魄力沈雄已也，而先生亦极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将七十矣，然亦何幸获此，殆与斯刻同不朽云。光绪九年试灯日，追溯其始，乃为赞曰：” 这段文字生动记述了被称之为“先生”的人与“鋆”之间围绕此方印章而经历过的往事，时间跨度竟然是二十年。由此得知，该印刻于咸丰己未年（1859年），涉及到的人物有“先生”、“鋆”和胡文忠。 关于此印作者，多条线索最后指向的只能是他，即晚清篆刻界泰斗级人物吴熙载。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飏，号让翁，五十岁后改字让之。一生治印数以万计且不大习惯落款，他和汪鋆是同乡好友，二人过从甚密，吴为汪治印不计其数。
这枚印章的可贵之处在于边款是由汪鋆本人在光绪九年（1883年）补刻的。时隔23年，汪仍清晰地记得当初先生为他治印时的场景，边款内容表达了两个文人在离别之际，诗书画印往来的浓厚情谊，抚之、品之，让人心生万分感慨。 吴熙载将被胡文忠招去编书，临行前与汪辞别，汪作画并赋诗相赠，匆匆忙忙买了一块印石，先生兴致勃勃，运刀如神,刻下了“老弃敦煌”四个字，与其说是赠送汪鋆的，倒不如说是对自己年满六十、仍然颠沛不定的生活现状所发出的慨叹。 事隔二十多年，当汪鋆将近七十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某一天就忽然想到要在这枚印章上刻上边款，透过文字和刀法，我们可以想象汪鋆彼时百感交加，睹物思人，心绪起伏，单刀直入，一气呵成，这段文字也为后人留下了玩味无穷的遐想和追思。
印章高度5cm,重量172.8k 美中不足或者说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印石面积限制，边款全文还有28个字被刻到另一方印石上了：“老辣痡峭，气横九州，斯冰内蕴，金石外遒，超元轶明，惟汉与牟。汪鋆谨赞。”这是汪鋆对“老弃敦煌”印章的专业评价，刀法老辣，大气磅礴，内含李斯、李阳冰之法，金石韵味四溢，几乎超过元、明两代，直追汉印风范。 一枚小小的印章，从诞生至今经历了163年，透过它，我仿佛看到了其中承载的岁月沧桑、人事代谢。又仿佛看到吴熙载欣然奏刀、石屑四溅的得意，还有汪鋆在昏暗的灯光下，摩挲这枚印章时的怅然与追忆深厚友情的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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