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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生存活动过程中，将感官认识和思维认识获得的东西条理化之后形成的理性结晶。文化之术形成于感官认识，文化之道形成于思维认识。分析文化的发展过程，“术”为先，道在后；思考文化的发展关系，道为主，“术”为从；分析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术”保障生存，道决定如何保障生存。 医学是“术”，没有文化之前，在猿猴、原始人等漫长的生存时期，就有医疗之术，只不过其术，建立在简单的生命体验基础上，纯属经验，口口相传，一代又一代学习、模仿，不能称之为文化之术。真正成为文化之术的医疗，文化之道形成之后的事。 文化之道是在“术”之后发展出来的，但文化之道是经过发明创造文化的人的理性选择之后，将本能之欲升华为理性之欲，具有了自觉性、能动性、目的性等主观理性的结果。为物、为我还是维生、为公的目的性，是区别文化之道的主要依据。 中国文化的目的，《尚书·虞书·大禹馍》有明确表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在这里，中国文化的目的性就很明确了，正化人的道德，营造和谐社会，合理地利益生活物质，使民众生活安宁、美好。 维生、护生、养生，为活生生的人活得好、活得久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目的，关心人的生命，关心人的生存关系，帮助人更好地生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西方文化关注财富、物质、私利，将人性与财富等同起来，将奢华生活作为前进的动力，将争作为生存的必要手段。物质生活、经济增长、“术”的进步等等，是评判个人的成就，认识文化的意义，评判文化的价值，以至于文明还是野蛮的基本标准。 因为文化之道，中国和西方的医疗之术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有了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中医西医，从表面看，客观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治病救人的文化之“术”，深入分析，就大不一样了。 中医的客观对象，实际是活生生的人，是与天地相因相应的生命体；西医的客观对象，实际是人身体上的器官组织，是可以放在显微镜下的肉体形态。中医萌发于人的生命体验，经历了无意识、有意识再到文化理性的发展过程，理论的形成和检验，无不以人为本。 西医形成于实验，随实验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仪器的发展而发展，从四体液到基因，皆以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出的物质为本。 中医的理性认识，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的认识，以《易》为主导，生命之“象”为基础，有天象、物象、气象等自然关联性，在整个认识过程中，客观大于主观，自然高于理性。 西医的理性认识，实验实证为原则，肉体物质为基础，有先在的理论规范，有课题设计的要求，有统计学处理，在整个认识过程中，主观大于客观，理性决定自然。 活生生的人是客观，天地是客观，“象”是客观，人的感知感应是客观。在没有主观介入、主观干预的前提下，中医认识客观，获得了五藏阴阳等于天地相因相应的生命本质的认识，真实反映了天道、地道、人道等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之道、生存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缩影。 《黄帝内经》集过去中华民族的生命思考、治病体验获得的认识之大成，特别强调道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开篇就明确指出了，人的理性有为合于道或失于道，会有不同生命结果。合于道者“春秋皆度百岁”，失于道者“年半百而动作皆衰”。 知道，是中医的文化要求。不知道，浑浑噩噩，动物而已，死生由命，听之任之。知道，能动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积极进取，使主观理性合于天地之道，适宜生命之道。知道，是进入中医之门，甚至是进入中国文化之门的基本前提。 《黄帝内经素问·征四失论》：“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明以晦。” 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何为道？阴阳四时为道，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存关系为道，“和”为道，具有维生、护生、养生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为道。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活生生的人及其生存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的立学基础，离开活生生的人，回避人与天文、地理、人事的生命关联性，抛开天地气交气化，中国文化和中医理论失去立学基础，就会被虚化、玄化。 理解中国文化、运用中医理论，不能脱离活生生的人，必须以人为本，以生命为重，尊重人、尊重自然。理论至上，文化至上，方法至上，把主观确定的东西，凌驾于自然客观之上，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无法理解中医理论。 真实的人，是活生生的人，来自于天地，生存于天地，与天道、地道、人事等息息相关。 人的生命真实，其实是地球生机的真实，是天地气交气化的真实。 天有日月星辰之运行，地有寒热燥湿之气化，人有五藏阴阳的生命之应。天气、地气通于人气，五藏阴阳因应调节、因应变化，活生生的人和于自然，适应社会，是人活得好、活得久的基本条件。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如果要给中医下个定义的话，可以定义为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内有五藏阴阳之应，外有生存环境之联系。 如何理解“汝不知道之谕，受明以晦”？汝，你，泛指学习中医的人。不知，不明白的意思。道，自然客观的生命之道。谕，生命的道理。受，听。明，很清楚的讲解、解说。晦，昏暗不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尊重活生生的人，无视天人相应的客观事实，即便是讲解得很明白的中医理论，也理解不了，昏昏然，晦而不明。这种情况，在由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的文化环境中，极其普遍。 中医学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不是实验为本的医学；是活生生的人医学，不是解剖的医学；是天地关联、社会影响的医学，不是物质分析的医学。形态为实，病理为真，我们怎么能了解中医，接受中医，更不用说学习中医，传承中医了。 我们被西方文化洗脑，洗得很彻底，什么都要有物质实证，像《尚书·虞书》、《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的唐虞时代，因为没有考古证实，学界存疑，西方不承认。 《论语·泰伯》：“巍巍乎，尧、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唐虞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人才济济，而且是为民生、为黎民百姓的存在，孔子就说得很清楚了。《史记·五帝本纪》也明确地记载了黄帝至帝喾、帝喾禅让于尧、尧禅让于舜等的历史事件，还清晰地表述了五帝以民为本、“终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的为政精神。 西方文化强调物质实证，历史要考古实证，没有考古实证，就对中国历史指手画脚；生命要物质实验证实，没有物质实验，就认为中医学是玄学、伪科学。文化精神，生命客观，历史过程，生存关系等与活生生的人密切相关的问题，能够物质实证的东西是有限的，也是不多的，我们不应该用考古等物质实证否定文献记载的历史，更不应该用物质实验抹杀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之应。 文化以物质实证为依据，在生命问题上，在医疗问题上，就抛开了活生生的人，回避了天文、地理、人事的生命关联性。丛林法则是文化生存法则，实验方法是医学的唯一方法，病理生理是人的生命真理，科学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文化。 近二百年的西方文化的浸染，我们形成了唯物唯利的是非观、价值观，为我唯争的人生观、世界观，头脑里装上了物质功利、个人中心、力量公平等文化引擎，缺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了。 功利，是文化的基本追求。功，成就也；利，好处也。在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文化影响下，我们的功是物质成就、自我价值，利是财富经济、奢侈生活。
以人为本的文化是有生命大义的文化，天人相应的中医是关心、爱护、帮助活生生的人的医学，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在为活生生的人保驾护航，“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 《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微，验之事之忒，诚可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 “至道之宗”者，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也，是文化之灵魂，文化之术的统帅。人文精神就是“至道之宗”，人的健康安乐，人的生生不息，没有人文精神的主导和掌控，文化人及其文化社会不仅难以“释缚脱艰”，而且科学等文化之术还会污染自然环境，恶化人际关系，制造人道灾难。 文化人要活得好、活得久，就不能在地球上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强势者、为政者就不能自私自利，好强霸占。顺应天地之自然，预防负面因素危害生命、影响健康；营造和谐之社会，强能助弱，众能扶寡，文化人才能在文化的帮助下活得好、活得久。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站在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中国文化是很先进的文化，中医学是很先进的医学。 活生生的人是现实中的人，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承前启后。具有生命真实性的文化和医学，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是天人相应的医学，是一以贯之的文化，是一以贯之的医学，其真理性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检验。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篇》：“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余闻之，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 学习中医、传承中医、运用中医、发展中医，要尊重活生生的人，尊重人的生命关联性，不能将人与天地自然分开，更不能将人分解得七零八落，主观地去标准去规范。 尊重活生生的人，以生命事实为事实，以个体真实为真实，文化有人文方向，医学有人文价值。过去二百年，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文化背离了人文方向，地球失去了“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的动态平衡。天地气交气化紊乱了，社会关系恶化了，自然环境污染了，疾病越来越多了，人类生存面临巨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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