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会主席“扎小辫”、“要鸦片”，最经典的红色著作与最真实的“黑色幽默”

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好读的文章，虽然有点啰嗦有点长，但的确有点意思

 

笔者是以“杞人忧天”的心态，战战兢兢、诚诚恳恳地向大家复述、解读一本好书中的一个好章节

 

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行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太喜欢，又怕您却错过了！

 

 

读书还是得读经典的图书。

 

这是最近重读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深刻体会。

 

一

 

《红星》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书籍，原因大概不外乎几个方面。

 

一是“对”的作者。

 

斯诺不是革命者，他是革命和民众的同情者，决定了他的立场只是“中间偏左”，对我党的观察不带有色眼镜。

 

斯诺不是作家，他是记者，决定了他对耳闻目睹事实的尊重超越了内在的思想、情绪和好恶。他极善于文字的白描，而不是文学的渲染。

 

二是“对”的时间。

 

斯诺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时，正是我党在这块区域安稳下来近一年的特殊时期，党对国家、社会、军队的治理框架初具形制，这样的观察对象稳定。

 

同时，又是我党和张（学良）、杨（虎城）私下里暗通款曲、达成停战的特殊时期，形势没有那么危急，战斗也没有那么胶着，红色苏维埃政权也没有进入全面的“战时状态”，没有变形、过激或紧急的举措。

 

所以，斯诺可以安静专注地接近和观察我党最重要的人物，最普通的生活，最自然的状态。

 

三是“对”的地点。

 

斯诺去的是中央所在的西北，而不是局部的根据地，不需要眯着眼、歪着头去“窥一斑而知全豹”。

 

窃以为，作为经典的《红星》最“经典”的一段，不是与毛、朱、周的记录，而是那一节《同红色农民对话》。

 

二

 

我党对于斯诺的采访采取的是“素面朝天”的态度，放平心态，自然而然。

 

这一点通过他与毛教员的接触，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作为红色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他在和斯诺交流时，不仅会宽松腰带抓虱子；还会在去林帅住的窑洞时，爬上床，“脱下了裤子”，仔细研看墙上地图，足足二十分钟。

 

上床为什么要脱下裤子？

 

这样的细节，一般人没注意到。注意到的，也不会想。想半天，大概也想不明白。

 

但，这肯定是事实。即便斯诺要丑化我党的伟人，大概也想不到这样的细节。

 

所以，这就是白描，斯诺看到了，就写下来了。

 

真水无香，这就是斯诺所著《红星》的特点——真实。

 

三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还有很多。所以，读《红星》也需要拿出看《红楼梦》的劲头，多品品其中隐藏在其中的“痕迹”。

 

比如，本文所要讲述的一节《同红色农民谈话》。

 

这是全书极为普通的一节，但她串联起了我党宏大的“政治蓝图”与民众真实的“人间烟火”。

在这里，既有“高大上”与“矮矬穷”之间自然而然的呼应，也有不由自主的对立。

这样的呼应，预示了我党若干年后的成功不是毫无理由的。

 

这样的对立，暗示了我党高举的远大目标任重而道远，直至今日，仍需努力。

 

斯诺不是一个政治家，即便是最智慧的政治家，站在1936年的黄土地上，也不能预料到中共此后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样无心的记录，原原本本的记录，才是历史应该有的模样。

 

四

 

《同农民的谈话》这一节写的是斯诺在“胡同志”的陪同下，到甘肃的前线去采访，夜宿一个叫周家村的地方，和一些村民的谈话。

 

胡同志是一个年轻、直率的共产党员。他直率到毫不掩饰地把斯诺“看成帝国主义分子”。

 

村民是有老有少的真正的村民，质朴、好奇、见识短、说话直。

 

唠嗑的部分略去。精彩的部分源自斯诺作为记者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他们（指村民）对红军怎么看？

 

我党妥妥地没有经过“彩排”和“预演”，村民，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一起开始了抱怨。

 

因为红军的起兵在村子里暂歇过几天，使村里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于是“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得过多的习惯”。

 

作为陪同人员的胡同志自然不爽，他如果不出面阻止，这帮村民还得就这个话题无限制地说下去。

 

于是，胡同志问道：“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提问者知道答案的问题，所以，立即压住了绝大多数的村民的抱怨。

 

但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老头说话了，红军当然付钱。但是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粮草储备不多，红军的马都吃了，农民过冬怎么办？

特别是“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也不能买！”

 

这话太有道理了，红军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满打满算不到一年，大家的信任度还是不够的。他们买东西付钱，可是我们没东西了找谁去要啊，刚刚发行的“苏币”可信度又有多少？

 

别跟我唱高调，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这么现实。

 

这就是小辫老头的本意，一点不藏着掖着。这是个“狠角色”。更“狠”的是，他居然敢跟我党的干部提买鸦片的事情。

 

请记住这个老头，末尾还有大招等着他呢！

 

胡同志“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这个不丢人，而且应该是一件对党而言“光彩”的事情：因为，连斯诺也知道，当时的陕西以盛产鸦片文明，最好的土地都种着鸦片。

 

但这不包括红色苏维埃地区，他们铲除了鸦片，也禁止军人和民众抽鸦片。

但，还是因为时间太短的问题，还有人，特别是小辫老头这样的“老顽固”还在惦记着鸦片的问题。

 

在鸦片的事情上，胡同志占理，搬回了一部分抱怨。接下来在合作社和苏币的问题上，他把话说得太满了。他说，除了鸦片，“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买。”

 

农民就是农民，打脸不过夜，抬杠就在眼皮底下找。

 

他们问胡同志，斯诺随身所带的那个制作精美的红色赛璐珞碗能买到么？

 

谁都知道，即便合作社有，他们也不一定买得起。但是，抬杠就是抬杠，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呛人”的感觉。

 

胡同志是个老实人，他承认，没有！

 

但是，他又辩解说，合作社“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

 

胡同志的话没毛病，当地的农民需要的，买得起的也就这些。因为，在这里，不仅是农民，大家都穷。

 

胡同志又占理了，搬回了一部分辩论。但是，他还是太年轻，又把话说满了。

 

他冲着这些村民问，在这之外，你们“还要什么？”

 

打脸、抬杠的机会咱们“质朴”的中国农民兄弟从来都不会错过。

 

五

 

胡同志有点得意，农民兄弟也不惯他毛病。

 

“我听说每个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么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不仅物资短缺，而且实行的是消费品配给制，满足基本需求应该没问题，但是想要更好、更多的东西则有点问题。

 

这个农民这么问，虽然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但的确是个“好”问题，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这时候的胡同志内心大概是有点着急的，就像现在一般具有内在心理优势的干部一样，他不想被驳倒，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

 

于是他先是表示对买布的事情“不清楚”，但“认为布有的是”。

 

然后，他就决定了不要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和农民“一般见识”，这不是他的辩论的长项。

 

据说很多动物之间在发生搏斗时，都要站起身来，用身高的气势压倒对方。

 

胡同志也这样，但是他没有站起身来，他是把辩论的站位往高了拔。

 

这是他作为干部的强项。

 

首先，胡同志说“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

 

这是实话，历朝历代，哪有官员和草民一样生活清贫的呢？这话一出，先是站住了道德高低。

 

然后，他继续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嗳？”

 

当时的苏区，采取的是直接税，对群众不收税。“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件事情，历史上有传说，但是今天的红军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苏区“国库”的收入是靠对剥削阶级收重税，也通过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人民的捐献、工商税，以及国有煤矿、盐井、油田的收入来充实“国库”。

 

但这点微薄的收入支持当时的战争的确有点捉襟见肘。

所以，当时的政府人员是没有工资的，他们所能领取的只是一点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将心比心，这些村民的确没有理由埋怨。

 

而当胡同志用反问的语气，暗含愤怒、甚至是威胁的语气，直接撂出“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这样的话时，参与聊天的人就得“站队”了。

 

农民兄弟只是抬杠，但激动的胡同志直接把天聊死了。

 

气氛陡然有些过于严肃和尴尬了。胡同志在理，村民也不是那么不识好歹。怎么办？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或者把“智慧”换成“狡黠”、“见风使舵”都行。

 

他们能把胡同志逼到墙角，把天聊死，也能把胡同志抬到天上，把天聊出个“其乐融融”。

 

“当然不，老胡，当然不”，有人开始和稀泥、打圆场了，“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这人聊天的水平真高，把年轻的胡同志称为“老胡”套近乎，然后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表明态度，还以送子参军为例来“现身说法”。

 

于是，气氛归于祥和，胡同志和村民们重新打成一片。

 

六

 

这天聊的，大家都很开心。

 

但斯诺不干，当记者的就喜欢有“冲突”、“矛盾”。

他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这次，胡同志可以歇着了。但村民的队伍分成了“保守”的老人派和“先进”的青年派，他们之间开始了“互掐”。

 

小辫老头代表老人们出场，他先陈述了白军的种种不是：抢粮、抢牲口，逼税、抓人、逼人卖闺女缴钱，“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话都到这份上了，这个老头的作为“老顽固”不识好歹的德性还没有丧失殆尽，他居然说，红军来了，虽然不用缴税了，“但是谁知道明年又会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捕反革命分子。”

 

兴、亡百姓苦。老头说的有点道理。中国人常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是有些人就是所有的“痛”都不想要。

 

以前很多人看革命剧，尤其是抗日剧，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敌人一来，红军或者八路就要转移，留下自己的百姓在那里受苦。

 

道理其实很残酷，这是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事业，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付出，而不能自己“躺平”，看别人流血牺牲。

 

革命的队伍在弱小时，是希望的种子。

 

如果这点种子拼光了，所有的人连一点被解放的希望和机会都没有了。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都将彻底堕入无边的黑暗，成为死气沉沉的待宰羔羊。

为了争夺民心，有红军八路在，敌人或许对百姓还好一点。如果没有了，那么敌人直接就可以把懦弱无助的民众当做猪羊，给你吃草，却要你的肉和奶。

 

这样的道理，现在读过书的人也不是都懂，小辫子老头他们更不懂！

 

年轻的村民不干了。

 

“但是有这样的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白军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青年人说话的感觉和胡同志很像，他们阵营明显占了上风。

 

“老人队”换人出战，一个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出来说话了。

 

他先是承认自己绝不等死，必须得跑。然后，又是一副不知好歹、息事宁人的态度，责怪年轻人参加贫民会，给红军送情报，参加红军，让敌人找到了“罪名”。

 

这一下，青年人更不干了。直接有人抢先出战，还是一个十几岁的赤脚少年：“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然后，更精彩的，让你我都瞠目结舌的话滔滔不绝地就来了。

 

“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

 

“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

 

“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

 

……

 

“你说这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员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这样的话，如水银泻地般一气呵成。换成你我这样的人，也说不出来，即便说出来也不能这么顺畅，这么富有逻辑和无可争辩。

 

七

 

如果，不细读《红星》，不了解当时的苏区，你会觉得斯诺可能在杜撰，在撒谎，为的是“粉饰”我党的正义性和老百姓的觉悟。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贯穿全书。

 

在进入“红都”的路上，斯诺曾经和村里的小孩有过这样的对话。

 

问：“什么叫共产党员”。

 

答：“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他们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问：“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

 

答：“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否能够这么清晰明白的表达出来。

 

如果能，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背了“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教育的结果。我党对这些曾经无人问津，目不识丁的农民正在开展教育。教育的基础是识字运动。

 

我党的识字运动的“字”、“识字课本”是和“政治口号”一体的，目的就是在让人识字的同时吸收其中的思想。

 

斯诺见到恩来山区一个小“社会教育站”里面的“问答式”教育。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帜。”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这就完了？其实我党对民众的教育方式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红军剧社。

 

红军剧社怎么开展工作，我就不说了。按照斯诺的说法是“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这就是我党当时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你可以站在现代教育学的角度说，这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吧，也可以蔑称这是在“洗脑”！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的确有效。

 

因为，人民真的信！

 

人民之所以信，则是，因为当时的我党自己先“说到做到”！

 

八

 

毫无疑问，在交流辩论的最后阶段也是最高潮阶段，赤脚少年以无可辩驳的论述宣告了青年人的胜利。

 

青年人的胜利就是我党的胜利，就是红军的胜利。

 

斯诺看了一眼胡同志，“看到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

 

按照常理，在这个时候，大幕就该落下了，观众就该散场了。

 

斯诺的书中说了，时间已经很晚了，村民开始离开。但是，仅仅如此，那斯诺就不能成为连教员都看得上的国际友人、大牌记者了。

 

彩蛋来了。

 

斯诺注意到。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胡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该死的老头，怎么固执得如此“可爱”、“可恨”？

 

还没完，斯诺继续记述：

 

他走后，胡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农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哈哈，“那个他妈的老头”，胡同志的话实在令人忍俊不止，对这样的人他也是够够的了。

 

但是，“贫农会主席”这五个字又让人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新的巨大的思考之中。

  

写在后面：

 

本来我不想做《红星》的“搬运工”，画蛇添足般的在“鹦鹉学舌”之后，以自己可有可无的阐述去凑成一篇稿子。

 

但是，这实在是《红星》当中最为精彩、最为真实且写实的章节。

或许它的史料价值比不上对于教员、朱老总、总理等伟人的记载，但是其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却无疑是很高的。

 

因为这样的记述，告诉了读者我党艰辛奋斗的成果，以及继续艰辛奋斗的必要。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人民仍需改造，同志仍需努力。

 

而且，这样的努力即便在今天也需要继续、继续，再继续。

 

当然，不仅要继续教育和改造我们的人民，也要重拾和改进我党和同志们的作风。

 

最后，强烈推荐大家再去读原文，品《红星》，去感谢斯诺，感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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