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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已经“精神死亡”

 灵荣轩书斋 2022-06-21 发布于北京
文∕金肽频
当代是没有书法家的,虽然从形式上看,拥有“书法家”头衔的人很多。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代“书法家”越来越多,为何书法越写越差?当代书法的创作景象越来越繁荣,为何越来越混乱?当代书法越来越创新,为何越来越受不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原来是中国书法在“书法家”的盲目自信中,已经无法实现民族性的艺术自救,别说世界性了,那是欺骗人的事情。书法就是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艺术,在当代中国都已出现慢性“精神死亡”现象,你还能指望它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艺术吗?如果真的成了世界性艺术时,也必是它彻底消亡之日。因此,我们只有洞察到书法的“精神死亡”现象,才有拯救它的最后机会。
                   一、“经典”的死亡
翻开中国书法史,书法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生成与成长,同样伴随着血与火的考验,也有金与石的闪光。当我们的祖先人猿揖别,当我们今天回首万年,书法的身上烙满中华民族的印记。文字最初从记事符号的功能,到表情达意,再到书法艺术,始终与民族的成长相伴。自一统天下的秦始皇站在泰山之巅,令李斯峄山刻石,小篆这种新书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古文字与后世成熟字体的分水岭。再看汉武帝,奠定汉民族疆域、文化的基础,隶书横空出世,再到汉末正书兴起,一代王朝有一代王朝的书法风采。魏晋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家,留下千古杰作《兰亭序》。唐代书法有四大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成为这一时代的象征;宋代也有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代名词;元代书法大家有赵孟頫、吴镇、杨维桢、倪瓒;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可以排开一溜:傅山、何绍基、赵之谦、金农、翁方纲、邓石如、郑爕、吴昌硕等;民国时期,中国尚可见到最后一批被称为“大师”的人: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沈尹默等,每一时代就留下一个时代的书法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出现沙孟海、林散之、启功、赵朴初等一代书法巨匠,但这些巨匠与历史上的顶级书法作品经典相比,也仅是望其项背,没有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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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书法习临乃至创作,已实现古人无法享有的技术优越性。古人由于时空及物质条件限制,无法在当时看到历朝历代的各种碑刻、法帖、墨迹,今人却有海量的网络图像资源。面对着先贤圣哲的书法经典,我们无法复制或再创经典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古人仅仅将书法作为一件文人的外衣,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而心态端正、精神爽朗,下笔如有神。而今人更多的是为利益所羁绊,心中杂念甚多,功利和世俗裹满笔端,甚至在运笔时还闪过润笔费多寡的影子,赠送朋友时更多是敷衍心态,故而,缺少了古人书写的精神状态、心手合一,缺少了古人旷达闲淡的心境,今天的书法家也就必然达不到古人的经典成就,也无法创作出当代新的“书法经典”。
                 二、“人文”的死亡
在中国古代,书法是文人的立身之本和修身之道。书法、诗词和绘画是反映文人才情的三面镜子,是一个人文化教养的外显方式,当这三者汇聚于一身时,必然成就一位传世名人。
通览历史上的书法大家,他们都是一个个综合文化体,虽然没有享受现代称谓的“书法家”之誉,但实际书法成就远非今人所能比。先秦时期书法转型的关键先生李斯,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是文学家,他的散文名作《谏逐客书》,我们小时在语文课本中早已学过,再次是书法家,多重身份和文化修为汇聚一身,因此由他创造出“小篆”这种新的书体实属历史的必然。东汉蔡邕博学多才,篆隶皆工的同时,书学理论研究亦创历史先声。被称为“楷书鼻祖”的钟繇,其小楷精品《宣示表》流传了1800年,仍是今天书家的临摹圣本,但钟繇是曹魏重臣,政治家、文学家,他另有多种文学作品如《贺捷表》《力命表》《荐关内侯季直表》《与人书》《诘毛玠对状》等传世。再往后,王羲之、颜真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赵孟頫、郑板桥等,皆为书法之外的文学大家,因此,我们纵观古往今来,但凡在书法上有大成就、大成功者,必定具有深厚的综合文学修养和人文知识,现在当代书法家们也常常喊出“写好书法要先修好人文知识”的口号,可人人又摆脱不了现实环境的束缚和制约,卖字赚钱是第一位的,文化学习就变成“学而时习之”,有闲暇偶尔为之的事情,缺乏持之以恒的韧劲,最终沦为了“半吊子”。古人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故事,而钟繇钟情书法的传说,在今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锺繇少时跟随刘胜去抱犊山,苦学书法三年,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等人讨论书法。一次,锺繇向韦诞借《蔡伯喈笔法》看看,韦诞未应允,锺繇生气捶胸顿足,口吐鲜血,曹操取出五粒灵丹让他服下,才救回他一条性命。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并不要求今天的书法家去效仿、去做到,可是这个故事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艺术家唯有视艺术为生命,方可取得最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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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文”的丧失,是当代书法最大的危机。这种“人文性”并不是书法家具有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学历就自然具备的。这种“人文性”是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抵达世界的方式,自然也包含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也就是说对待文化和处世的态度,这是课堂上或论文中学不到的,它潜含于万事万物之中,是一种态度和心境。因此,我提倡要做一名当代合格的书法家,首先要有做人的格局,尤其文化的格局,并不是刘洪彪那一句海口之夸:“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古人”,要不是亲耳聆听到,以为是刘洪彪的一句梦呓呢!所谓“人文性”,要向前溯望到古人们创造的各种文化奇迹和书法成就,要向后眺望到书法作为艺术的实质与未来发展方向,同时清晰地认知当下,洞察自我。“人文性”不但体现出文化性,还要体现社会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在这里,我主张书法家在书法创作的同时,不但要阅读掌握书学知识原理,还应读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读一些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当代哲学书籍,拓宽眼界,这样才能生成复合的人文修养,使书法作品蕴含一种看不见却摸得着的文化内涵。
                三、“阅读”的死亡
文字是语言的基础,书法是文字的艺术。没有文字,就没有书法;反过来,如果书法发展到了不是“文字”的阶段,那么,书法已毫无意义,只剩下墨汁和线条的艺术。在此方面,《书法导报》副总编、书法理论家孟会祥先生曾说过:“书法过于美术化,将使书法丧失灵魂!”我非常赞同孟会祥先生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书法首先就是一种阅读的艺术。先秦时期,人类文明初开,那时候的甲骨文、金文、古籀文、大篆,实际上承载着语言与交流的功能,人们看见或刻或写的文字,就知道这个文字所表达的意思。自从秦始皇一统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之后,小篆的推出就是为了解决天下一统后对于文字阅读的现实需求。后来新的书体隶书、楷书的出现,更是书法可以阅读的再创造,大大加强了书法欣赏的审美空间,体现了极致的书法艺术美。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书写速度,行书与草书又先后登台,这也是发展的必然。到了当代,行草书更是成为书法家的主流作品,在历届全国性书法大展中,行草书占有大半份量。而许多参展的草书作品,就连代表中国当代书法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术委员”、中国书协理事,都认不出这些草书的内容,书法家不认识书法家的字,这种阅读性已降为零的“书法”,只剩下整体欣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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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自古以来都是表情达意的,每一种书体表达情感的类型和方式有异,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这两种功能必备。当代这些普通读者无法阅读的书法作品,只有一个功能“表情”而无法“达意”,因而也无法进行书法审美的深层次传递,导致观者在心理接受上对于书法的可能拒绝。故此,如何实现当代书法的“表情达意”,需要当代书法家深入沉浸的思考。像王冬龄的书法,一笔从头写到尾,满是线条的交错与翻转,或粗或细,或曲或直,或躺或立,除了线条还是线条,除了交错还是交错,这种书法只能说是王冬龄个人的一种书法实验,并没有任何阅读的价值。不可阅读,也就不可体现“人文性”。再如邵岩的“射书”,用一支注射器如注药水一般打出细匀的墨汁线条,这种“实验”效果除了博得一时的眼球和短暂炒作的“声名”之外,书法家最后也必如注射器一样,被扔进了医疗垃圾桶。不可阅读的书法,丢却中国文化的传统,更丢却读者的基础,当然也就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抱。如果按照当代书法变成纯粹“展览体”的节奏,过不了二三十年,行草书就将彻底丧失“阅读性”,只剩下偌大宣纸上一堆线条的狂飞乱舞,只剩下书法家们的自我陶醉。
在这个人人都是“大师”,人人都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其实,我只想对书法家们提倡一句“写好字,做好人,学好文化”就够了——这是当代一名合格“书法家”的基本三要件。如果这个基本三要件都不具备,就别遑论什么人格力量、超越古人了。古代的书法经典就摆在眼前,你说一句“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古人”,就真的超越了吗?今天的书法超没超越古人,该由未来的历史来回答,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只有努力做好自己,学好文化,写好书法,否则,当代书法离最后的“精神死亡”真的不远了!
(金肽频,著名艺术评论家、作家、当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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