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战兢兢爬过铁索桥我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当时才13岁，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记得在1932年冬的一天，我正在长冈乡列宁小学读书，在放学的路上看到乡亲们敲锣打鼓送几名戴红花的青年去参加红军。为了保卫家乡、保护穷人分到的土地，我决定也去当红军。第二天，当我瞒着爸妈，悄悄来到乡苏维埃政府报名时，工作人员说我太小不肯接受，后来，我赖着不走，软磨硬磨，才答应送我去红军医院当招呼兵，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都在红军后方医院帮助照顾医院的伤兵。1934年秋，我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员跟随中央直属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五军团当时是长征中的后卫部队，像我这样的“红小鬼”，几乎是日夜不停地追赶部队。首长鼓励我说，只要跟着部队前进，就是胜利，就完成了任务。 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危险。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我们准备了3天3夜的干粮，一夜未合眼。饿了，咬几口玉米；渴了，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最终，我还是掉队了。在抢夺泸定桥的路上，我背着两位伤员的行囊脱离大部队越来越远，第三天中午，我才到达铁索桥边。 泸定桥桥高水急，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让我晕头转向。我个子小，抓不牢桥两边碗口粗的护栏，吓得心“扑通”乱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战战兢兢爬着过了桥。 藏在暗处用刀砍马腿在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下，我终于追上了大部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看到像小叫化子一样的我，抱起来高兴地说：“小鬼，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没想到你竟能跟上来。”在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我调入红九军学做译电员。1936年11月13日，西路军红九军占领了古浪城。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勒令少将参谋长马元海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并增派大批援兵前往参战。 这是西路军历史上一次悲壮的血战。2万余马家骑兵驻扎在城外，而红九军此时仅有6500人。 一天凌晨3点，军政委陈海松问我：“小钟，徐总指挥有没有什么最新指示？”“没有。”陈政委看到我穿一件单衣冻得颤抖着回答，立即脱下自己的旧军衣披在我身上：“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小钟，你怕吗？”“不怕，政委。”“很好！” 钟老回忆说：“当时我说不怕，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形势有多严峻。但是，我从军政委身上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无奈。” 当时我就觉得不妙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死死盯住那台再熟悉不过的收（发）报机，生怕错过上级的任何指示。“有时候，千军万马也比不过一个小小的电台。”钟老告诉我们，在战争中，电台的人员都紧随部队领导活动，是受到特殊保护的。这也是他幸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天刚蒙蒙亮，刺骨的寒风还在刮着，马家军挥舞着亮闪闪的马刀又开始冲锋了。11月16日，从清晨战至黄昏，古浪城外的阵地前，尸横累累。马元海暴跳如雷，逼着他的部队往前冲。 11月17日，马元海搬来了飞机。一整天，古浪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这一天，我们伤亡很大，基本上没有子弹了。”钟发镇回忆说。 11月18日，一场空前惨烈的白刃格斗开始了。中午12时，守卫山头的红二十五师整个团全部壮烈牺牲了。马家军的山炮将城墙轰开了一道八九米宽的口子，他们挥舞着马刀冲入城内。钟发镇说，关键时刻，政委陈海松率领军部机关人员挺身而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我人小，趁敌人不太注意，就躲避在暗处，专砍敌人的马腿。”钟老说，那一天，他到底砍了多少马腿，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刀刃砍卷了，脸上、衣服上全是血。 说到这里，钟老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是在长征中，有这些马腿做粮食，不知能救活多少人的命哩！” 战至下午4时，红军已所剩无几。政委陈海松的左手也受伤了，血流如注。我冲上前去，说：“政委，你受伤了。”陈海松这才发现自己伤得不轻，左手已拿不住东西。我简单为他包扎完之后，他又捡起驳壳枪，带领战士们向敌人冲去。 黑压压的马家军已把红九军军部包围了，参谋长陈伯稚对陈海松说：“政委，把通信连交给我吧，我保证杀开一条血路，让军部突围。”身负重伤的陈海松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参谋长向陈海松敬完礼后，扭头杀向敌群。像个小血人一样的钟发镇随着军部机关撤退，突然，揪心的一幕出现了：参谋长头部中弹。 “我们只有不到200人逃了出来。”钟发镇说，直到今日，自己都深感幸运。 古浪战斗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我又被编入李先念的红三十军。 翻译西安事变密电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正是红三十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战斗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声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我们坐在一个被炸出许多破洞的屋子里，坚守着电台。”钟发镇说，就在这里，他接到来自陕北的密电———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怕战斗中译错，我连续逐字逐句翻译了三遍。”确信无疑，我迅速冲出译电房———刚跑出房间，一发炮弹就击中了这座破房子，电台被压在了瓦砾之中，我也被气浪抛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整个房子顿时塌了，耳朵轰响，眼睛也看不见了。”钟发镇说，现在的耳朵和眼睛不好，可能和这发炮弹有关。可在当时却顾不了这些，闭着眼摸出来了，爬到战壕里。这时，又一枚炸弹在身边炸响，掀起的泥土把他埋了起来。“我以为自己被石头砸中了，死定了！”老人说。 顾不得身上的伤痛，我挣扎着爬起来，跑到正在指挥战斗的李先念身边。钟老说：“我明显感到李先念看这份电报时手在发抖，并一再问我，没有搞错吧，没有搞错吧。” 尽管战斗激烈得几乎没有人有时间向部队传达“蒋介石被捉住”的消息，但消息仍很快传遍了整个永昌城。正在进攻的马家军却感到异常奇怪———已经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红军，怎么突然欢呼起来？ 政工人员用喇叭喊话：“你们的蒋委员长被捉住了，不要再打内战了，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吧。” 马家军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没有改变西路军的绝境。河西的马家军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加上给养困难、缺乏后援、进军方向不明等因素的影响，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不得不转入祁连山打游击。 隐瞒身份32年“西路军失败后，转入祁连山打游击。电台也被毁了，我跟随一位姓张的特派员向新疆转移。一天夜里，我们碰到了7位走散的红军战士，大家激动地在祁连山顶生火取暖，畅谈各自的经历。没想到，第二天大清早就被国民党部队发现了火堆烧完后的烟雾。我们成了俘虏，被送到西宁的一个工兵营里种地劳动。” “这样过了4年多，1941年，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了出来。本来想到延安找部队，但日本人已经封锁了黄河，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了兴国县长冈乡的老家。” “在老家，我隐姓埋名，换了好几个地方做苦工度日，才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1973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浓，有人说我在长征途中开小差，是叛徒，几遭批斗。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迫害，我一气之下，给徐向前、李先念写信，提出要确认自己红军身份的请求。他们将信批转给江西省委，这才恢复了我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当我们告别时，钟老坚持送我们到村口。夕阳映照下，钟老那笔直的身躯，犹如一株久经风雨的古松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憾。 来源：《文史春秋》2006年10期，作者谢媛兰、邱长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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