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分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的本土民族观自然都将汉民族的起源追溯至三皇五帝，以炎黄子孙自称。 但早在 17、18 世纪，西方学者就提出了中国文化（民族）西来说，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埃及说”，随后法国人哥比诺提出中国文化（民族）“印度说”。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又出现“中亚说”、“越南说”等等，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法裔东方学者拉克伯里（Lacouperie,Terrien de）的“巴比伦说”。 拉克伯里在《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中将中国古史与巴比伦古史进行比附，从语言文字、历法、习俗等方面推断汉族的祖先是由黄帝率领自巴比伦迁徙而来，替代了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苗族，将苗族驱逐到南方。 这类理论，有学者将之称为“（汉族）外来/（苗族）原住”说，相对应的是汉族起源的一元论。 拉克伯里的学说由日本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学者等都支持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 也有中国学者反对此说，以何炳松和缪凤林为代表。 缪凤林在《中国民族由来论》中，从地理上的障碍，人种上之不同，年代的距离，文物之相异，例证之不明等五个方面对“巴比伦说”进行了反驳。 事实上，此时的中国文化（民族）西来说和本土说“在学术上差不多一样浅薄”，因为都没有科学可靠的考古学证据作为支撑。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的考古发掘。 安特生将仰韶村和其后调查的几个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并于 1923 年《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相比较，提出了彩陶由西向东传播的可能。 为了寻找更多的文化西来的证据，1923 年春天安特生前往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除了为中国文化（民族）西来说提供了来自考古学的支持安特生还探讨了“仰韶文化是否为华族（今之汉族）所有抑或系戎狄蛮夷之文化”，然后“根据现在所知各事观之，皆可决定其为汉族文化”，这应是首次将史前文化与汉民族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步达生通过对仰韶村人骨材料和现代华北人（汉族）的对比，认为二者之间的体质特征是一样的，也为汉民族的溯源提供了体质人类学的证据。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中国文化以及汉族的西来说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 20 年代末以后，安阳殷墟的发掘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表明中国文化（民族）的来源不是那么简单的。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再到早期中国，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会有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探索汉民族的起源也应从我们自身出发。 20世纪上半叶中后期这一时期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专著，首推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  其次，吴主惠所著《汉民族的研究》，对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另外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过程中，或主要或次要的梳理了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书中的中国人，实指汉人，即著者所说的“我群”，因此《中国民族的形成》实为中国汉民族的形成。 李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探讨“生活在，或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被称为中国本部这片土地上”、“并且他们自己也承认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历史的形成有关”的人民的特征与形成。 1928 年文化学社出版了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该书主要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以汉族为主线，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将汉族的形成历史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蜕化期和三次休养期。 太古至唐虞三代是汉族胚胎期，华夏族群先后有四支融合在一起，分别为炎帝、黄帝、西周和秦。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及宋元、清为四次蜕化期，是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激烈交流碰撞的时期。 秦汉、隋唐、明为三次休养期，是周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汉族吸纳其他民族的和缓时期。 1934 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   两位先生的民族史亦是从古代文献出发，但都是以族群分章节，分述各个族群的起源、演变和消亡。 吕著中将汉族的历史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三皇五帝，论述了汉族的名称、由来、从考证古史地理入手辨明其发展之迹。 关于汉族的由来，吕先生初始亦主张西来之说，后觉不甚可信，认为讨论汉民族的起源“今尚非时耳”，需要“掘地考古”的发现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林著“则带有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风格”，对中外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后加以讨论，对于汉族的来源，林书认为“以土著为近似”，汉族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生活在黄河流域。 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为汉族四大来源，其中华夏族为形成汉族的主干。 吴主惠先生的《汉民族的研究》日文原作著于 1948 年，1968 年经蔡茂丰先生翻译成中文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旨是“以民族学立场，对汉民族本质，加以探讨”，全书分汉民族的概念、汉民族的起源、汉民族的本质、汉民族的构成、汉民族的基础、汉民族的个性、汉民族的海外活动等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吴著提出了汉民族的概念，认为汉民族“不是单一的同质民族，而是异质的复合民族，是以血液的种族进化为条件之社会生物体”。 这一概念提出了汉民族形成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 20世纪下半叶1953 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发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该文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形成的历史范畴，作为稳定的共同体，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 认为汉族是在 19 世纪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只有部族。 此文汉译一经发表，范文澜旋即撰文《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对格·叶菲莫夫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范文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具备了民族的四个特征：“书同文”，即有“共同的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即有“共同的地域”；“行同伦”，即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 “车同轨”，即有了“共同经济生活”，因此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 此后相继有几位学者发表了相关文章，或赞同，或反对。 反对的意见又分为几种，有人认为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出现即明代后期汉族才开始形成；有人认为汉族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形成。 这场论战表面看来是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其实质却是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论纷争。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于汉民族的研究有了些微的变化。 绝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并开始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和条件。 汉民族的起源沿袭前人的成果被不约而同的追溯到古时的华夏族，认为汉族是以华夏族为主干，经历代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而成。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汉族形成于秦汉但是汉民族的主干不是先秦北方的华夏族而是南方的楚族。 更有学者开始追溯华夏族的形成，多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夏或原始社会末期。 值得一提的是，1988 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分析。 而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形成于秦汉时期，汉族作为族名，是从“他称”转向“自称”，是汉代及以后中原地区居民与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汉族的前身为夏商周时期形成的华夏民族集团。 这一时期与汉民族形成有关的著作以徐杰舜先生的《汉民族发展史》为代表，对汉民族的文化、特征以及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做了系统的论述。 徐著认为汉民族有炎黄、东夷两个主源，苗蛮、百越、戎狄三个支源，汉民族的形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夏商周三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的崛起；第二阶段为春秋战国至秦代黄河长江流域先民与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为华夏族;第三阶段为两汉时期，华夏族发展成为汉民族。 2000年至今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多是从民族学、历史学的角度，利用神话传说和古代文献典籍对汉民族的形成进行研究，那么 90 年代以后尤其是新千年以后，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开始多样化。 朱泓先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着力于我国古今各民族种系源流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汉民族种系形成过程的分析。 对山东济宁潘庙汉代人骨的研究，开创了对汉唐以后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进行人种学分析的先例，提出该地区汉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与本地现代居民相似，而是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最为接近。 近年来，对西北、中原、东北地区人骨材料的研究，为探讨汉民族体质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古人种学基础。  我国各地汉族居民男女两性身高值 2000 年以后，对汉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关注开始增多，主要包括汉族整体的迁移和演化以及现代某一汉族族群（如平话汉族和潮汕汉族等）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 已有学者采用古 DNA 的方法对汉民族的起源进行了专门的探索，认为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同现代北方汉族的遗传结构最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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