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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伤寒论》中可看出，张仲景认识疾病时，遵循了整体性辨证原则，首先着眼于整体，即重视人体某一部分的病变对其他各部分的影响，从而判断病理变化过程，把握病因，预测病情演变。在辨证中充分考虑到自然、社会、体质、心理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考虑到病变脏腑与非病变脏腑之间的影响、联系，综合辨析病人表现于外的不适症状的原因，进而明确疾病的本质，六经病的传变规律。 1.太阳病辨证中的整体观 《伤寒论》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此处“阳浮而阴弱”并非仅仅指脉象浮缓，更重要的是认为病人整体病机营卫不调，即卫阳浮盛，营阴失守。风寒之邪侵袭人体，卫气奋起抗邪，趋向于外，与邪相争，则可见发热脉浮；卫气受邪，失于固密，营阴不能内守，泄漏于外，则见汗出；卫气为风寒所袭，失其“温分肉”之职，加之汗出肌疏，故见恶寒恶风。太阳中风为表证，其热不似阳明里热发自于内，其热势不高，故曰“翕翕发热”。但为何会出现“鼻鸣干呕”等症状呢？原来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表里之间常相互影响。太阳中风证表不和，每每会影响里，致肺气不利，则见“鼻鸣”，胃气上逆，可见“干呕”。 原文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太阳病误下之后，邪由太阳之表内传少阴之里，但未完全入里，表证仍在。张仲景认为，太阳病误用下法引起变证，且原病证仍在时，应从病人整体出发，分辨两种病证的表里缓急轻重后，再确定如何治疗。切不可不顾病人其他病证的严重程度，单解表证而致误治，使病情更加复杂。该条文中伤寒误用下法后，呈现三阴虚寒、阳衰阴盛之危证，此时虽有身疼痛的表证亦无暇顾及。因脾盛阳虚，若再强行解表，必致虚脱之变证。故须急救其里，宜用四逆汤以回阳救逆。服汤后里阳已复，阳回利止，而表证未罢，则又当给与桂枝汤调和营卫，以和其表。若本证在施治时没有在整体上把握病情和标本缓急治则，则疾病的发展结果会截然不同，很可能造成误治。 2.《伤寒论》汤证的整体观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原文65条）：“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病人几经发汗，最易损伤心阳。又因人体五脏六腑存在着相互生克制约的关系，心在上位而主火，以其阳气震慑肾水而不至泛滥。今病人心阳已虚，导致心火不能下蛰以暖肾，肾水无以蒸化而停于下，复因上虚而欲上冲，故见脐下悸动，如奔豚之将作。因此，发汗致心阳虚是本病的根本原因，下焦水气内停为间接原因。治疗时，一方面要温通心阳，另一方面还要化气行水。方中重用茯苓利水宁心，配桂枝以通阳化气利水而绝欲作奔豚之势；桂枝甘草相合，辛甘化阳以温通心阳；大枣伍甘草培土健脾以利于水气运化。全方共奏补心阳，利水气，平冲降逆之功。 瓜蒂散证（原文166条）：“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本证的病机在于痰饮停滞胸膈，气机不利而欲上越。治疗时应采用因势利导之法，用瓜蒂散涌吐痰饮。倘若不从整体上把握疾病的本质，但见有发热、恶寒、汗出等症便草率地诊断为太阳中风证，其结果可想而知。方中瓜蒂与赤小豆合用，有酸苦涌泄之功；香豆豉载药上行，有助于涌吐之力。张仲景同时还考虑到本方药力太猛，其用法也特别讲究“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诸亡血家，不可与瓜蒂散。”告诫凡年老体弱、孕妇、产后、有出血倾向者均宜慎用或禁用。 综上所述，整体性原则是准确辨证论治的基础，临床上切不可只看到疾病的表象而忽略其内在本质，或被其中某一个或几个症状所迷惑，一叶障目。 3.疾病预后的整体观 原文9条：“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推测太阳病欲解的有利时间。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界环境可以影响人体生理与病理的变化。人体一旦得病，也可以借助外界的气候环境，激发人体自身的阴阳调节，以求得平衡，而抗病祛邪。《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乃闭。”人体之阳，若天与日，天阳之气与日之升降而有盛衰，人亦应之。巳未为阳旺之时，病气得天时旺气之助，则风寒之邪易散，这正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天人感应之理。 整体性原则几乎渗透在《伤寒论》的每一条原文中，指导着疾病的诊断、治疗、用药以及疾病转归。因此在学习与运用《伤寒论》时，要注意培养整体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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