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个神奇的地方，这处物华天宝之地，虽安逸到“少不入川，老不出蜀”。
但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小觑，秦以巴蜀之丰横扫六国，汉唐五都蓉城赫然在列。
可能很多人觉得长安、洛阳是唐朝的政治哑铃，但你看老李家皇帝每次遭遇兵乱，都一股脑往蜀地蹽，就知道这处关中后花园的意义了。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道：“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
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
作为“帝国续命金丹”的存在，巴蜀之地可是直接连着皇帝的神经元。
因此，镇蜀之臣“非上将贤相殊勋的人物，不能为剑南节度使。”
纵观唐朝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虽不及河西、朔方星光熠熠，但也算名人辈出。
但在高适、严武、杜鸿渐、张延赏、李德裕等一干牛人中，韦皋却脱颖而出，无人能望项背，成了唯一一位“诸葛转世”之臣。
韦皋在蜀地做了些什么，能使其走上“从人到神”的通天大道？
一、西蜀的困局
唐朝是中原历史的豪劲时代，但这段岁月里豪劲的却不止唐人。
在李世民摧枯拉朽干翻突厥的同时，松赞干布横扫高原其他政权。
两个迎头相撞的巅峰时代，结果是在之后150多年里，死磕了170多次。
在川西方向，唐蕃军事冲突由来已久。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凭借川西诸羌的认同与配合，“寇松州（松潘），侯君集帅三总管兵以伐之”，开启了唐蕃百年战争的序幕。
但此后数十年间，两军你来我往的交手均无太多斩获，战争态势处于相持之中。
高宗凤仪二年（677年），唐军在四川茂汶西筑安戎城。
但不成想，这座占据险要之地，本为防御吐蕃而建的城堡，不久便被
蕃军借当地羌人的支持而夺取，反到成了吐蕃的战略支撑点。
此后六十年间，唐军多次图谋夺取均未成功。
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吐蕃军队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李隆基主政唐庭后，对牢牢钉在边境区的安戎城耿耿于怀，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国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安戎城内的翟都局。
当年三月，翟都局等人作内应，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落入唐军手中。
吐蕃于6月、9月两次派兵复夺，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好景不长，南诏国背离和安史之乱的双重打击，彻底改变了两国的战争格局。
756年（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吐蕃、南诏联兵进攻剑南，巂州（四川西昌）、会同相继失守。
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蕃军连陷秦、渭、成、洮、河、兰、岷、廓、临、原等州郡，川西地区的松州、维州（四川理县东北）、云山城也被收入囊中。
而为拿下唐军严防死守的重镇维州，吐蕃甚至谋划二十年，使出了一招“木马计”。
维州周边汉羌杂居非常普遍，吐蕃借助这一有利条件，派遣吐蕃女子入城生活，嫁给守军官员连生了两个儿子。
二十年后，孩子在城里诸羌中，渐渐有了声望。
当吐蕃再来攻城时，二子联合其他羌人，突袭守卫打开城门，蕃军一贯而入，维州就此陷落。
夺下维州后，川西形式遽变，吐蕃以此为中心的防线再无弱点，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也在大喜之下，将维州改称“无忧城”，意为“川西无忧”。
此后，川西再次形成相持局面，严武、李晟虽数次击败蕃军，但难以改变吐蕃、乌蛮、南诏联盟占上风的态势。
二、砝码型的南诏国
吐蕃的疆域急速膨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公允的说，这种印象主要源于河陇地区，依仗青海、甘南的地形便利，吐蕃铁骑对唐军实施了疾风暴雨般的打击。
最终，以截断河西走廊，鲸吞陇右州郡了结。
但在沟谷纵横的川西群山里，唐蕃两军都打得极其挣扎。
一众大大小小的砝码势力，成了左右战争走势的变量。
南诏国作为体量最大的砝码，在唐蕃间的亲疏向背，成了左右天平走向的关键因素。
按照唐人对周边族群的归类，南诏也属于乌蛮之一。
这个地处最南的部落，却最早（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遣使入贡，获得了唐庭的支持。
在时任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支持下，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南诏首领皮逻阁胜河蛮诸部，取太和城（大理古城南），唐玄宗赐名归义，封云南王，是为南诏立国之始。
随后，南诏国相继干掉了，另外五个在唐蕃间摇摆的部落，从散装的乌蛮中脱颖而出，成了苍山洱海最强大的地方势力。
至此为止，南诏国还坚定的站在李隆基身边，安戎城之战中，南诏便送去了一记神助攻。
但地位的提升，会改变人的想法，这点对政权也一样。
当羽翼渐丰的南诏，开始谋求在诸蛮中施加更大影响时，发现唐朝成了起飞路上的大石头。
尤其，继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发现唐朝势力难以掌控滇东地区，便开始修筑道路，兴建安宁城（云南安宁市）。
这极大刺激了群蛮和南诏，直接诱发了两次天宝战争（天宝十年、十三年）。
在章仇兼琼、鲜于仲通、杨国忠三人的指挥下，十六万唐军客死他乡，关中军力空虚，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朝的强硬威逼，将南诏推向了吐蕃阵营，751年（天宝十年）南诏国王阁罗凤遣国中贵族60余人，入拉萨朝见吐蕃赞普。
赤德祖赞倒履相迎，约为兄弟之国，封阁罗凤为南国大诏，号东帝，给金印，改南诏纪年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以吐蕃为轴心，南诏、乌蛮为两翼的战略联盟形成后，川西唐军的日子愈发难过，蕃军常常在诸羌配合下，绕至背后一击致命。
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攻陷松、维、保（四川定廉县）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
在吐蕃不断东侵的同时，南诏也先后几次攻入蜀川。
至德元年（756年）陷清溪关(四川键为县)，大历十四年（779年），又合同吐蕃攻茂州(四川茂县)，直达灌口(四川灌县)。
三、韦皋的组合迷踪拳
779年6月德宗李适继位后，面对江河残破吐蕃威逼的局面，唐朝的对外策略经过了一段联蕃抗回（纥），但联回抗蕃的痛苦转变。
在李泌主持下，一条“西联大食、北和回纥、南结南诏”的困蕃之策得以实施。
在剑南方向，贞元元年（785年）六月，韦皋走马上任，接替老丈人张延赏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开始了镇蜀生涯。
韦皋治蜀前，西川总镇历经了韦伦、严武、郭英乂、崔宁、张延赏等几位节度使。
这些治蜀大员，各有各的弱点，加之吐蕃、南诏不断侵扰“蜀土残弊，荡然无制。”
公允的说，韦皋的老丈人张延赏，打仗确实差点意思，但却是位文治能臣。
他在任期间，“薄赋约事，动遵法度，僅至庶富”，给女婿留下比较好的基础。
反观吐蕃和南诏之间，却开始有点别劲儿了。
自从南诏站到吐蕃身边后，虽约为“兄弟之国”、“姻亲之好”，但小弟跟着指挥棒走，是种痛苦的觉悟。
吐蕃图谋扩张疆域，但苦于人口稀少、物资短缺，身为小弟的南诏便成了巴蜀进军的先遣队。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无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阻防，云南苦之。”
尤其川西山高谷深的地形特点，利守不利攻，吐蕃攻势多声势浩大，却获益寥寥。
就在德宗继位当年，吐蕃、南诏联兵二十万杀奔川蜀，神策军李晟领禁军驰援，连挫吐蕃联军，“克维、茂二州，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惨败之余，吐蕃开始甩锅，归咎于南诏军力孱弱，改封南诏国王异牟寻为“日东王”，降兄弟之国为臣属关系。
就在此时，东蛮鬼主骤旁、直萝衡、直乌星等人突然跑来入贡。
韦皋一眼便看穿了里面的弯弯绕，上奏曰:“今吐蕃弃好、暴乱盖、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
就在两边眉来眼去时，吐蕃发兵十万攻西川，征南诏数万军屯泸北（泸水之北），
此时，异牟寻尚未决定与吐蕃决裂，照例出兵协助。
韦皋却趁机下了一剂猛药，他亲笔修书劝异牟寻弃蕃归唐，却故意让快递小哥送到了蕃将手里。
这封条件优厚的邀约合同，起到了爆炸性的效果。
蕃将遣两万人驻于会州（四川理县西）防御南诏，顺便阻断了南诏军队的入蜀之路。
异牟寻极度不爽，下令班师，两国的裂痕暴露无遗。
失去策应的吐蕃成了一支孤军，被唐、乌蛮联军痛击于清溪关外。
南诏离散之心愈发明显，吐蕃也因之动作频频，开始在周边势力中“掺沙子”。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吐蕃怂恿南诏勿邓酋长苴梦冲，截断了南诏与唐朝的陆路交通，并分封周边诸蛮为王。
这做法彻底激怒了异牟寻，他暗中联络韦皋，引唐军攻伐苴梦冲。
792年（贞元八年）二月，唐军在三部落（两林、勿邓、丰琶）配合下兵入琵琶川，擒杀亲吐蕃的苴梦冲，再次打通了道路。
8月，韦皋在南诏暗中配合下，围攻重镇维州，蕃军虽凭地形之险堪堪守住，但大将论赞热被擒，朝野震动。
次年五月，韦皋再次兵出川西，连下吐蕃营堡五十余处。
唐军的日渐强势，让弱水流域（大金川水系）的乌蛮诸部开始动摇，歌邻、白狗、弱水等八部脱离吐蕃内附于唐。
异牟寻也派遣三路使者，分别从戎州（四川宜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南（今越南河内）至成都，献上生金和朱砂，以生金表坚贞，以朱砂表赤心。
贞元十年（794年），韦皋的使臣到达南诏都城羊苴吁城（云南大理）。
异牟寻尽杀城中蕃使后，恢复南诏旧号，与唐使在点苍山神祠盟誓，约定“共逐吐蕃，以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共尅金契，永为誓信。”
“点苍之盟”后，剑南西川的战争态势逆转，唐军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维州之战爆发。
为减轻西北边防的军事压力，韦皋遣部将以步骑2万人9路并进，向吐蕃所属维、保(四川理县北)、松(四川松潘)、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南诏及乌蛮诸部配合下，唐军在崇山间穿插迂回，多次绕至蕃军背后，曾扰唐朝的噩梦，被施加在了吐蕃身上。
至十二月，击溃蕃军16万，取城7座，军镇5座，焚毁堡垒150个，斩万余人，俘6千余人，降3千余户，生擒大相论莽热。
维州之战详见：《帝国嗜血——唐蕃转折之战》
从整个唐蕃战争的格局上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主动的转折点，那维州之战就是另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大战。
维州之战后，唐蕃战争格局再次回到了平等相持的阶段。强盛一时的吐蕃，已走上了下降通道，无力再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四、支撑战争的钱粮之路
韦皋镇蜀21年间，“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新唐书·韦皋传》）
如此赫赫之功，当然离不开将帅谋略、士兵勇敢，但韦皋也不能光拿嘴忽悠人，支撑大规模作战的依旧是真金白银。
按西川军备3万5千人估算，一年光粮食消耗，便达七万石之多。
而为鼓舞士气，韦皋从不吝惜赏赐。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恰力。”
再加上营建新城、笼络外族、广建寺院、建造乐山大佛的费用，可以说韦皋的治蜀之功，是拿钱粮硬堆出来的。
那钱是从哪里来的？
朝廷的财政拨款就别想了，德宗不但没钱帮衬，剑南道还得上缴赋税。另外，为博取皇帝信任，韦皋还得给李适上缴零花钱。
如此巨量的消耗，蜀地经济不但没垮掉，反而蒸蒸日上成了唐朝的支柱。这就不能不说韦皋的能力超群了。
为保持吃饭问题，韦皋先是在蜀地狂修了一遍水利设施，而后又对内附诸蛮给田、给牛，帮其安家耕种，扩充农业人口。
同时，茶、麻、蜀锦、造纸等拳头产品，都得到了飞速发展，闻名遐迩的“薛涛笺”，便是此时期蜀地手工业的代表作。
另一个“核武器”级的物资——蜀盐，也被韦皋牢牢捏在手里。
四川自古便是产盐之地，唐蕃南诏曾为争夺昆明城(四川盐源)的盐业资源，打得头破血流。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吐蕃从唐朝手中夺取昆明城，但吐蕃制盐技术相对较差。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驱逐吐蕃收昆明城，开始以汉法制盐。
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麾下的西川唐军，再次从吐蕃手中复夺。
韦皋手里的蜀盐，不但提供了巨量的赋税收入，还成了拉拢诸羌的战略武器。“每有来附，辄以盐米相赏。不驯，则以盐茶控之。”
蜀地物资产量颇丰，还得能运出去，才能换成养兵的小钱钱。
为此，韦皋先以军事手段拿下重镇巂州（四川西昌），打通了蜀、滇两地的交通。
而后，又发挥基建狂魔的祖传基因，广征民夫在难于上青天的蜀地狂修道路。
韦皋“开路置驿”的措施，吸引了各地商旅，以西川为中心，进行货物流转。
茶、绢、麻、布、锦、药材、食盐等商品，在吐蕃截断丝绸之路后，形成了经川滇至印度的新丝路南线。
西川商业的极度繁荣，将成都提升为唐代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称。
繁荣的商业，给蜀地带来了庞大的税收。
德宗朝实行的两税法，讲究“量出以制入”，以减轻百姓负担。
但韦皋治蜀期间，却在正税之外又加税，并专门对茶商课茶税。
即便如此，成都的市场面积依旧爆炸式的增长，以至于为应对需求，韦皋不得不剑走偏锋，释放土地资源。
“太尉中书令南康王韦皋节制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宏丽为一时之盛。”
正是凭借两手都硬的治蜀策略，韦皋在任21年间，蜀地从战乱频仍之地，转变为人心安定之所，成为唐后期仅次于江南的第二财政支柱。
因此，在《唐国史补》中评价其功：
“郭汾阳（子仪）再妆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
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老百姓以“谁能让我吃饱饭，谁就是神佛下凡”的朴素价值观，一手将韦皋托入神位。
“蜀人德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镌其文尊讳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人(指北宋)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于是在晚唐的话本小说里，韦皋被嫁接到了诸葛亮身上，成了“武侯转世”，特意来为蜀地造福。
这就是韦皋的成神之路，治乱世、成全功、顺民意，而后彩衣加身，位列仙班。
参考书目：
《论韦皋镇蜀》_罗进；
《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研究》_宋志伟；
《唐代云南第一任安抚使韦皋》_潘京京；
《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_李中和；
《略论中唐民族调整政策的执行者一一韦皋》_徐才安；
《浅析剑南节度使在南诏与唐朝关系中的作用》_孔红霞、李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