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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喜欢海德格尔诗意的哲思及其独特的诗性表达方式，由此一来，海德格尔式的鲜活之思想，便不再像以往的学院派哲学式的如同一具木乃伊般地僵死在＂所谓的定义＂或＂范畴＂中。在我看来，＂定义＂和＂范畴＂从来都是形象颇为可疑的，但却又是必要的——否则我们无从思考，因为意义又是在看不见的定义与范畴中诞生的，但纯粹的思考又绝不能中止在定义与范畴的界面之上。
所谓纯粹思考，亦即一切都是开端，一切都是起步，维特根斯坦一生之思考都在奋力撞向语言/语义的边界，就像是永远失败却又顽强不息还永不言败的堂吉诃德，明知在徒劳地手持语言的长矛向语言本身发起一次次失败的进攻，挑战语义，挑战既成之概念公式乃至逻辑，挑战最后的语言边界。他始终在焦虑中渴望着去往语言世界的＂哪一边＂，或者说语言世界的背面——就像踞于超离地球之星球上，你方能看清地球的原型模样——以此看清人类构建的语言帝国的边界疆域究竟划定在何方。所以他必然失败，所以他必然要仰天慨叹：＂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这样的。＂
那么，貌似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路毫不关涉的海德格尔，他又会说什么呢？
———＂因为语词不是，也从来不是某种表象的东西，而是某种有待释义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显示着，在它有待言说的辽阔中驻留，＂
以上之引文乃是海氏于1944/1955年间的＂一次有关思的林中路交谈＂它收集在海氏的《思的经验》一书中。在我看来，怎么看，此文之三人对话都像是海氏本人所虚拟的三个友人间的聊天，其实呢，全然是由海氏之独自一人，在自言自语，也就是说，是海氏的一次思想的独白。在这里，当语词不再是关于某种表象之物的表述———也即，它不再以此及彼地指涉世间之＂他物＂（表象）———那么，我们一向以为语词仅为是一工具，倚靠或仰仗此一工具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顺利抵达＂表象＂之寓所，一如依靠舟揖乃是为了驶抵彼岸之目的地———而海氏却在告诉我们并非如是，语词，乃为＂某种有待释义的东西＂而存在，也就是说，语词真正涉关的只是＂释义＂，而非表象之物———当语词在说桌子时，它其实并非在说桌子，而是在说一个被释义为桌子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不同国家的语词中是以不同的语词不予以释义的。因此，对一表象之物的命名其实是带有极大的任意性的，一表象之物，如桌子，完全可以是另一名称，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之族群，集体默认了它为桌子，于是约定俗成了，换句话说，一个未经释义（或命名）的＂表象＂之物只是一仿若不存在的＂表象＂（例如，我们处在某所屋子里，屋里摆放的每一张我们所见证的桌子之构型，皆是迥然相异的，风格亦属不同，但在此刻，我们只“配备”了指涉桌子的词语，于是我们只见了具有一般性桌子，而仿若视而不见一张张不同类型的桌子了，因为那一张张特殊的桌子并没有被语词＂释义——也即命名。一如海德格尔所言：＂物本身并不思，＂思“，乃是作为思者之在着的在者之思，是思之在者赋予物（表象）以命名，使其从语词处获得了一存在之＂身份＂，再由命名者们（思之在者）将一个个表象之物携领著进入由语词所建构的世界。
这个世界——-被表象的世界，是其所是的那个真实的世界，还是经由语词所建构出的世界？显然，一定是前者。亦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现代哲学的两大开创之人物———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为什么，前者始终不想（不敢？）出书，且反复修改其短论式言说，直至逝世，似也未能找到他意欲释解的涉关语义和语用的终极答案，因为他想努力参透语言的本质，而这又是绝无可能的，语言是无法自反式的揭示语言之本身之在者的，而世界又是通过语言来表象的，最后也只好徒叹奈何的＂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语）；而对于后者——海德格尔，其已然心知肚明＂语言是我们栖息的故乡，“自然，语言之外别无他物”了（德里达之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是通过语言之媒介而建构的，所以无法僭越，一步跨过语言之故乡，直抵世界之本质。所以中晚期的海氏之言说，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反学院式之腔调与规则的诗性表达，从而释放出了语言中所蕴藏的巨大张力，刻板的定义与僵尸一般的概念也犹如在此被宣布了它的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是在用文学的语言击溃益显老朽、僵化的传统哲学之言说方式，重新归返前苏格拉底式的本源运思，在那里，哲学既是哲学，同时也是诗，两者密不可分，由此而迎来了人类哲思的黎明之光。
2022年6月26日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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