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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年间，佛教自天竺经西域逐渐传入中原，在这个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其在佛教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这个现象就是——石窟东进。东晋元熙八年（412年），十六国的北凉王沮渠蒙逊定都故臧（今甘肃武威市），笃信佛教的他除了资助翻译佛经外，还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寺院。沮渠蒙逊还意识到，相对于土木建筑，石头无疑更为坚固持久，假如在城南五十公里的天梯山开凿石窟，建造佛像，不是更能让佛祖长久保留吗？于是，沮渠蒙逊召集凉州高僧昙曜和能工巧匠辟山开路，正式开凿天梯山石窟。这位匈奴人的北凉君主，自己当时肯定也没意识到，他一个决定竟然开启了中国石窟营造的一个重要模式——皇家模式。后世汉地最重要的两处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也正是依靠皇家的大力推动，才迎来了石窟建造的高潮。 
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在当时即引起佛教界的瞩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们在凉州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北凉永和七年（439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一百四十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拓跋焘从姑臧迁皇室宗族吏民三万户（约十万人左右）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其中有僧侣三千多人，这三千僧人正是凉州天梯山石窟的建造者，他们又形成了北魏修造平城和云冈石窟的中坚力量。据《魏书·释老志》《魏书·世祖记》记载，北魏灭北凉，凉州僧人师贤到达平城之后，任道人统（掌管宗教事务的官职），并在452年建议并主持，开始研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于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和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的中国式佛像龛[kān]，在后世的石窟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石窟后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造、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中国化”的不断深入。云冈石窟最主要的工程完成在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这些造型精美、规模宏大的佛像雕塑艺术，基本都是由凉州僧人和工匠们完成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把石窟开凿到了洛阳龙门，从那时起，龙门石窟又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乃至明清，历代相继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还有一批官宦、僧侣及工匠们再次进入河西走廊，他们使具有中原汉风的石窟造像在敦煌开始流行，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的又一个河西佛教中心，敦煌的莫高窟石窟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虽然莫高窟最早是前秦苻坚时期开凿的，但那时规模很小，并没有对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产生任何影响，反而是开凿了云冈石窟的那批凉州僧侣来到敦煌后，对莫高窟的开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西魏以后开凿的洞窟，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石窟在跟随佛教东进的过程中，从凉州一路向东开凿：宁夏须弥山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等等，最后又深入中原至洛阳龙门石窟，这些高大巍峨的石窟佛像，极大地带动了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可以这么说，佛教石窟，不仅是佛教逐渐东传的跳板，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缩影。武威的天梯山石窟虽然未列入我国四大石窟，但因为它对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被誉为我国的“石窟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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