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定夷 | 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wenxuefeng360 2022-06-29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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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审委员，国家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顾问，国内“问题学”理论奠基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其科学哲学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结构严谨和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分析以住科学方法论学者关于“问题”的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问题”的新定义：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这是最广义的问题定义。由此，文章进一步提出并界说了“疑难”、“科学探索性问题”等概念，讨论了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的关系。在这一讨论过程中，作者充分强调了问题学研究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问题推动研究，引导研究。可以说，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卡·波普尔曾经这样写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①近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如卡·波普尔等人，对于“问题”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里·劳丹等人还在问题的性质和分类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②。然而整个地说来，在科学哲学中，“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以至在1978年，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尼克勒斯(T.Nickles)不得不在其主编的《科学发现：逻辑和理性》一书中大声疾呼：尽管问题的形成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真正核心，但迄今为止，科学哲学家和科学方法论学者还很少去研究科学问题的实质、结构和关系。找们容易找到许多阐述科学的理论或解释其结构和实质的论著，但关于问题的却很少。他指出：这一忽视在科学哲学中造成了“面向理论”(theory-oriented)的倾向，即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倾向。他呼吁，应当用“面向问题”(problem-oriented)的方式来对之进行矫正③。近一二十年来，关于“问题”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国际科学哲学界和科学方法论学界的

①卡·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

②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n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③T. Niekles: Scienific Discovery: Logic and Rationalit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34.

重视。198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逻辑、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一批学者已敏锐地提出了应建立“问题学”(Problemology)的任务。问题学的研究，将会涉及许多方面，本文仅就“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实质，以及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的关系进行探讨。

迄今为止，建立“问题学”的任务主要是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分支学科而提出来的。而在此以前，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逻辑学界则早已有人开始了“问句逻辑'(The Logic of Questions)的研究。问句逻辑只讨论语言中问句的结构、种类及其逻辑特征和关系等等，因此，它与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分支学科的“问题学”虽有联系，但却有较大的区别。

当前，随着“问题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展开，试图对“问题”的涵义作出清晰的界定，已成为愈来愈迫切的任务。与此同时，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也都愈来愈关心“问题”这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都已愈来愈关心“如何创见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许多重要的人工智能专家也把“问题求解”看作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课题。所以，在当前，讨论清楚“问题”这个概念，以及对“问题”给出清晰而合适的定义，实在已成为被广泛关注而有着重要意义的课题了。

一、以往关于“问题”定义的探讨

在近几十年的科学哲学或科学方法论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不少学者试图对“问题”这个概念下定义或作出描述。

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玻兰尼(M.Polanyi)在其《解决问题》一文中曾经认为：“一个问题或发现本身是没有涵义的。只有当它使某人疑惑或焦虑时，才成为一个问题，发现也只有当它使某人从一个问题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时，才成为一个发现。一个下棋方面的问题，对黑猩猩或低能人来说什么也不是，因为它并没有使他们疑惑。另一方面，一个高能棋手也不会被其迷惑，因为他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它。所以，只有对一个水平与之相当的棋手，才会被它所吸引，才会把对它的解决评价为一个发现。”由此，玻兰尼对“问题”的涵义作了界定：’'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智力上的愿望。”①波普尔则认为，问题就是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所提出的观察或某种假说等新发现之间的冲突②。美国科学哲学家图尔敏(S. Toulmin)在《人类的理解》一书中，把科学问题定义为解释的理想与目前能力的差距。他给出了一个公式：“科学问题=解释的理想 - 目前的能力”。他认为问题是“科学家通过认识他们目前解释自然界有关特性的能力与他

①M, Polanyi: 'Problem Solving',The Brif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 No. 30, 1957

②参阅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们目前关于自然秩序或充分可理解性的理想间的差距，找到和确定了目前概念的缺陷”①。当代日本哲学家岩奇允胤和物理学家宫原将平在《科学认识论》一书中则把问题定义为：“问题是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完成、积累(理论上或经验上的已知事实，即它的各阶段上的确实知识)，为解决某种未知而提出的任务。”②

然而，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玻兰尼的“定义”过于宽泛，而且把“问题，仅仅界定为“智力上的愿望”也过于含糊。玻普尔的定义则失之过窄，因为它不能把科学中诸如为了追求逻辑简单性的目标而提出的问题等等包含在该定义之中。图尔敏的定义是最有启发性的，但也不免过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科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那些并非解释性的“实用性问题”，全都被排除在科学问题之外。这显然是不妥的。科学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大量的正是为了解决许多实用性的问题。我们固然应当区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但这决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一条绝然的界限。许多为了实用目的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正是标准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至于岩奇允胤和宫原将平的定义，一方面仍较含糊，另一方面又显得过窄，因为问题并不一定是要解决科学上未知的任务。

但是，以上这些定义也都包含着一些共同的合理的东西，即：(一)它们实际上都把“问题”看作是与智能活动过程相联系的一个概念。自然界或自然物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只有当某种智能主体或智能机器以认识或改造对象为目标，进行智能活动，才会造成或产生“问题”，(二)问题都是与智能主体所欲求的某种目标状态相联系的——这种目标状态被表述为“愿望”、“预期”、“解释的理想”、或者“为解决某种未知而提出的任务”等等。

在我国，有些研究者常常沿用一种说法：“问题就是矛盾”或“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③但这种说法是笼统而缺乏分析的。这里的“矛盾”是指什么意义下的“矛盾”呢？如果是指形式逻辑意义下的矛盾，那么虽然它有其合理性，但却失之过窄。如果是指辩证法意义下的“矛盾”、就更难说通，因为只有当前需要认识和解决的“矛盾”才是问题，一般的矛盾并不构成问题，而且问题也决不仅仅是需要认识和解决的“矛盾”。

十分明显，以往的科学方法论学者所提供的“问题”的定义，尽管有些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需要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①S, Toulmin.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1972.

②岩奇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③例如刘元亮等6位学者合作编著的一本值得重视的著作《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持这种说法(见该书第98页)。

二、关于“问题”定义的“新探讨”

当前，国内外的人工智能学界愈来愈注重于把“问题求解”看作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课题。我国学者何华灿曾经指出：“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广义的问题求解。'“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其它内容都可以围绕问题求解这个中心来组织。”他进而对“问题”概念作出了如下表述：“……人的各种智能活动过程特别是思维过程，虽然各自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但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形式地等效成一个'问题求解’的过程。这里的'问题’是一个被开拓了的抽象概念，它表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我们所致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某种差异。问题求解就是想消除这个差异任何一个智能活动过程，只要我们给出了适当的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即建立起了正确的形式化描述，它就可以被表示成一个问题求解的过程。”①这一表述对我们探讨“问题”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根据何华灿的意见，我们实际上可以把“问题”概念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为：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相应地，可以把“问题求解”定义为：设法消除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如果以P表示问题，以S1表示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以Sp表示给定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有公式:

P=St - Sp

关于“问题”和“问题求解”的这一定义，我们还应进一步作如下讨论：

1.这个定义是最广义的间题定义。我们曾强调作为科学方法论分支学科的“问题学”所要讨论的主要是科学中的问题，但这里所给出的“问题”定义则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它不仅适用于描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的问题，而且还适用于包括数学问题和逻辑问题在内的任何一般性问题。总之，在任何智能活动过程中，只要存在并描述了它的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的差异(或差距)，它就可构成一个问题。在这种定义之下，一位教师向小学生提出问题，例如“五只羊加六只羊，一共是多少只羊？”也将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描述了当前状态(已知条件)和目标状态(要求用一个自然数与一定单位一“只”的联合说出五只羊与六只羊之和)，并且它的目标状态与当前状态构成了一个差距。但是，正因为这只是“问题”的一般性定义，所以它还不能充分地、具体地描述科学研究中所处理的问题的实质和特性。为此，我们还必须进而引进并界定“科学问题”等其它概念。

2.目前国内学术界有的同志片面强调“问题的形式是语言学上的各种疑问句”②。

①何华灿:《人工智能导论》，空军工程学院印刷所印1983年版。

②参见魏发辰《关于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探讨——兼与林定夷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问题”不仅可以用疑问句来表述，而且也可以用陈述句或析使句来表述。中学数学教科书中的练习题就经常使用祈使句，如“试解下述方程组……”等等。像这样的祈使句，不但给出了己知的当前状态，l衍且提出了求解的任务，因而是一个“问题”。反之，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用疑问句形式表述的语句就必是一个问题。我曾指出过：“在某些上下文中，人们借助于反意问句强调对陈述句s的肯定，虽然这种反意问句具有问句的形式，却并不表述问题。”①实际上，还有某些问候语如英语中的“How do you do？”和“How are you？”尽管它们都具有疑问句的形式，但它们只是用来表达对另一方的问候。所以，我们只可以说，某些疑问句是表达问题的一种语句形式，但却不能说“凡问题都要以疑问句形式来表达”，或者“凡疑问句都是用来表达问题的”。并且，还需要指出的是，问题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结构与逻辑，不能被等同于或归结为语言学所研究的疑问句的结构与逻辑。

3.根据本文所给出的“问题”的定义，当我们试图提出或理解一个问题时，应当着力去把握它的“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而对于任何一个明确地、合理地提出的问题，它的“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都应当是可客观地作出公共一致的描述的。当然，由于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定的背景知识而提出的，因此，在某些问题的具体提法中，其“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有些可能是显含的，有些则是隐含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对所提“问题”的理解问题。这样“理解”往往会成为求解该问题的首要条件。教师往往会向学生讲述求解物理习题的“五步法”，其第一步就是“找出显含的和隐含的物理量及各种条件作为已知，并明确问题的要求”。其实，这就是要求学生结合背景知识而明确解题活动所面临的“问题”的“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从而理解和把握问题本身。至于在科学研究中，明确地理解和把握问题本身，分析清楚问题中所包含的“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及其差距，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复杂了。

4.在任一具体的解题话动过程中，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目标状态”是确定不变的，但随着解题活动的进展，其“当前状态”却是可以随着解题活动的进展而向前推移和改变的。所谓“问题求解”，就是通过一系列信息提取和信息加工的手段'包括各种思维操作和实验操作的手段)和程序，不断地改变智能活动过程中的“当前状态”Sp。使之不断地接近并最终达到“目标状态”St，从而实现问题求解。在这过程中，由于Sp的不断推进，我们将不断地增长知识，变未知为已知。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学生所处理的练习题与科研人员所处理的科学问题，其Sp的情况是有重大差别的。学生所做练习题的Sp对于求解问题来说往往已是充分的。只要通过适当的信息加工程序就能达到问题之求解；而科学问题的Sp对于问题求解来说则常常是不充分的，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新的信息或掌握新的方法，才能达到问题之求解、因此在求解过程中将包

①见拙文《科学中问题的结构与问题逻辑》，《哲学研究》1988年第5, 6期。

含许多新的发现，以不断充实和改变Sp，才能最终消除Sp与St的差距。

5.本文关于“问题”的定义具有某种递归性质。我们可以不断地提出新的目标要求，提出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基本的问题，构成某种“问题序”。例如，我国汉代数学家徐岳在《数术记遗》一书中讲了一种叫“九宫算”的数学游戏——九宫填数问题。它给出的条件(即“当前状态”)是一组数目字1, 2, 3, 4, 5, 6, 7, 8, 9，和九个空

格如图一所示。要求把九个数分别填入空格，并使所有横行、竖行、斜行上的三个数相加之和都是同一个数(即“目标状态”)。这显然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以P1表示之。问题求解就是要通过不断改变它的“当前状态”Sp并设法消除它与“目标状态”St之间的差距。于是我们可把九个数尝试性地摆进九个空格中去，如果我们一旦偶然地获得了如图二的放置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已经解决了问题P1。但是当如此这般地解决了P1以后，我们还可以追问：“这里有什么规则可循吗？”以P2表示之。在问题P2中，是以偶然地填出了合适的“九宫数”为“当前状态”，而把寻找填数的规则作为“目标状态”。这样，P2便构成了比P1更深入一步的新问题。后来，南宋数学家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中给出了九宫填数的一个规则：“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见图三)

这样就解决了新的问题P2。但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问题P3：“为什么遵循这样的规则就

能解决填数问题P1呢？”如此继进，P1、 P2、 P3……构成为一个“问题序”。在这个“问题序”中，如果我们已知P3的解，那么我们就能由此导出P2、P1的解。“问题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应当尽可能从逻辑上对这种问题序的结构和规则作出尽可能好的理论说明。

三、疑难与科学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所给出的“问题”定义只是描述了最广义的一般性问题。在这一定义之下，像“五只羊加六只羊，一共是多少只羊？”也将是表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正如玻兰尼所曾经表明的那样，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幼童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但在现代的科学背景之下，科学家们决不会再把这样的问题当作科学研究的课题来研究。所以，我们还必须引入“科学问题”的概念以及其它相应的概念，并做出必要的概念限定与澄清工作。

我们首先应引入“疑难，'(Puzzle)这个概念，并把“疑难”定义为：求解的理想与特定智能主体当前能力的差距。如果我们以Pu表示疑难，以 I 表示求解的理想，以A表示特定智能主体当前的能力，则有公式:

Pu = I - A

“疑难”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某一特定问题的求解理想(I)与特定智能主体的当前能力(A)的关系的。这表明，“疑难”是一个与智能主体的当前能力有关的概念。所以，并非任何问题必然构成疑难，它将依特定智能主体的当前能力为转移。某一问题P1，如果它的求解理想 I1对于某智能主体甲而言，完全是在他的当前能力(A甲)的范围之内，那么问题P1对甲而言将不构成疑难；反之，如果该问题的求解理想 I 1对于另一智能主体乙而言，超出了他的当前能力(A乙)，那么问题P1对于智能主休乙而言将构成疑难。然而，任何智能主体的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训练、试探性的求解等等而得到提高的，所以一个问题是否会构成疑难，不但将因人而异，而且将因时而异。

关于“疑难”这一概念，我们还应作如下进一步的讨论：

1.按照上述定义，“疑难”仍然是一种“问题”。如果把“求解的理想”看作是某种“目标状态”，而把“智能主体的当前能力”看作是智能活动过程中的“当前状态”。那么任何“疑难”都可以归属在“问题”的定义之下。所以，“疑难”是“问题”这个大类中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子类。如果以P表示“问题”，以Pu表示“疑难”，则PuP只“疑难”与“问题”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而是特定的智能主体的当前能力与特定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所以，Pu不等于P。

2.由“疑难”的定义就会引出对任一问题在特定背景下所具有的“难度”(degree of difficulty)的估量问题。由于所涉及的智能主体的能力不同，任一问题的难度D可作

两种描述：D(Bs (t), P)和D(b(t), P)。其中Bs(t)表示t时的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及综合显示的能力(以下简称科技背景能力)，b(t)表示t时解题者(个人或课题组)的能力。D(Bs(t), P)就是问题P相对于当前科技背景能力所构成的难度，D(b(t), P)则表示问题P相对于解题者当前能力所构成的难度。问题的这两种难度原则上都是可以作出客观描述的。实际上，在任何一项科研课题的“开题报告”及其评审活动中，都会要求对三个方面的内容作出描述和评价，这就是：(1)对于课题田的当前状态Sp和目标状态St作出尽可能详尽而清晰的描述；(2)对于D(Bs(t), P)，即课题P相对于当前科技背景能力所构成的难度作出描述和评价，(3)对于D(b(t), P)，即课题P相对于承担该课题的研究者的能力所构成的难度作出描述和评价。

3.所谓科学探索性问题，原则上应当是既具有D(b(t),P)值，又具有D(Bs(t),P)值的课题。如果一个问题仅仅具有D(b(t), P)值，而不具有D(Bs(t),P)值，那么我们只应当把这个问题称作“知识性问题”，而不称作“科学探索性问题”。如果一个科学家或科学家小组选择了一个仅具有D(b(t), P)值而不具有D(Bs(t), P)值的问题来进行研究，那么原则上应被视为选题不当，除非该问题的已解状态被某方置于保密措施之下，而我方又迫切需要解决它。当然，在任何一项科学研究中，即在解决一个或一些具有D(Bs(t), P)值的问题时，也势必要解决大量的仅仅具有D(b(t), P)值的所谓“知识性问题”。因为离开了后一类问题的解决，任何科学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科学工作者既要不断提高自己本身的知识水平，又要尽可能地掌握相关的科技背景知识水平，才有利于选择和解决科研问题。

4.科学家们往往十分重视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把是否善于提出问题看作是科研工作者的一种最重要的能力素养。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曾经强调：作为一个学生要会解答习题，但是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则要会提出问题①。而爱因斯坦则更明确地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②在这里，科学家们所重视的提出问题，主要是指提出具有D(Bs(t),P)值的科学探索性问题。而要提出一个具有D(Bs(t), P)值的问题，必须基于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也就是说要明确意识到当前科学技术背景能力对于所提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任何一个好奇的幼童都可能向他的爸爸妈妈提出这样的问题：“夜晚的天空为什么这样黑暗？”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固然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反映出孩子探索问题的强烈的好奇心，但这样的问题并不足以成为“科学探索性问题”，因为它没有基于对当前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但奥尔伯斯通过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而提出著名的“奥尔伯斯佯谬”，明确而

①叁阅杨振宁《忆恩柯·费米》，《世界科学》1982年第9期。

②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清晰地揭示出它具有D(Bs(t) , P)值，它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科学背景知识，可以假定恒星是或多或少地均匀分布于宇宙空间的。如果以地球为中心，设想一个以足够大的R为半径的空间球体，那么位于这个空间球体中的恒基数目应与成正比。而按照光学理论，每个恒星射来的光亮的强度应服从平方反比定律，因而地球上所得到的每个恒星光强的平均效果与成正比。如此说来，来自这个空间球体的恒星光的总强度应与R成正比。而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而且按照一个合理的假定，星际空间对光的吸收微不足道，那么夜空应当被照耀得比一千个太阳当空时还要明亮。这又如何解释呢？这就是著名的“奥尔伯斯佯谬”，它曾经激励许多科学家作进一步的探索，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直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问世，才对它作出了某种合理的解释。

四、科学问题与科学目标

我曾经指出，科学所追求的总目标是以下三项的合取：1.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包括理论在解释和预言两个方面与经验事实的匹配，而这种匹配又包括了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2.科学理论的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的要求；3.科学在总体上的实用性①。以上三条可以说是科学在其发展中的永无止境的目标。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从事具体研究的科学家虽然不一定都清楚地理解科学的这些目标，但却往往以这些目标的要求作为潜在的预设，从分析其所处时代的科学背景知识中提出“问题”(指科学探索性问题，下同)。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设定了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具体目标。面这些目标的实现，就成了科学在向其总目标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无数脚印和大大小小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把某一科学认知过程从人类认知总过程中暂时隔离出来的话，那么这一认知过程粗略地说来将会是这样的：

1.提出问题的过程。提出科学问题存在有多种不同的通道，其中一个主要的类型是：科学家面对着一组知而未释的现象，它构成这一特定认知过程的“当前状态”，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科学总目标作为潜在的预设，科学家就会要求对这一组现象提供或作出解释，它构成这一特定认知过程的“目标状态”两者存在着差距，由此就构成一个问题P1。这就是提出某种解释性问题(“为什么……”)的过程。

2.为了解决P1，即为了解释那组知而未释的现象，科学家们提出某种试探性理论TT。原则上，为了解释同一组现象可以构建出数量上不受限制的多种试探性理论(假说)。当任何一种试探性理论TT提出来以后，它都会显含地或暗含

①参见拙文《论科学进步的目标模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地预设了它的某个解释域A，而。一个好的试探性理论或假说应当至少能够解释该组已知现象。这是尝试性地解决P1的过程，即消除P1的目标状态与当前状态的差距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试探性的理论提出来以后，由于科学总目标(三要素的合取)作为潜在预设所起作用的结果，科学家们自然会要求它能解释A域中的其他现象，甚至要求它能解释A域中的所有现象。这就产生了认知过程(3)。

3.对试探性理论TT进行检验。检验活动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检验理论的内部是否自恰，是否真正具有经验内容，以及进一步用新的经验对它进行检验等等。整个检验活动是围绕着对理论TT的评价而进行的，其中诉诸进一步的经验检验则是为了进一步评价理论TT的似真性(Plausibility)。在这种检验活动中，作为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是已有的某种试探性理论TT，而其“目标状态”则是要检验理论TT的真假，至少也要检验出理论TT对于它所预设的解释域A中的经验的匹配程度。检验的方式通常是：在理论TT的指导下，通过实验或观察发现，而。若TT与一定的背景理论相结合，能够预言并合理地解释，则认为TT在这一检验过程EE中获得了通过，或被证实；若根据一定的背景理论，发现TT与其中的某些Ai()相悖，则认为TT被“证伪”，除非科学家转而去辨析相关背景理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