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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体验到济宁的伏羲文化，是在2015年2月参观嘉祥县的武氏墓群石刻时。嘉祥县自古以来便以石雕文化所著名，而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县南的武氏墓群石刻，它是汉代画像石的典型代表。 武氏墓群石刻的画像石雕制精巧，内容丰富。在石刻之中有一组浮雕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刻画的是两位传说中的人物——伏羲和女娲。它们的造型都是人面蛇身，蛇的尾部交结在了一起，两人手中各拿着规和矩。这幅图与其他的《大禹像》《荆轲刺秦王》《孔子见老子》《庖厨宴饮》等大为不同，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它也让我对图中涉及到的伏羲与女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说时代的他们究竟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有哪些事迹？为何画像石上的他们都为人面蛇身？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寻找济宁市其他与伏羲相关的古迹。在地图上找寻了以后，在济宁便发现了两座与伏羲有关的庙宇，一座在邹城市郭里镇，另一座在微山县两城镇。两座庙宇相离并不算远，只有12公里。于是我在2022年6月趁有时间时探寻了这两处伏羲庙。 首先探访的是邹城市郭里镇的伏羲庙，当地人俗称为“爷娘庙”。这座伏羲庙始建于何时已难于考证，现今所能查到的所有文献资料记载的都是“重修”，最早的“重修”资料在汉代，可见这处庙宇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历代邹城的地方志中亦云“人祖庙，祀伏羲，亘古今存”[1]。据史料记载，自唐代以来该庙屡次重修，五代与北宋时期庙的规模还有所扩大，明末该庙的规格继续扩大，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庙依凫山而建，为亭、榭、楼、阁的集合体，结构严谨，气势恢宏，风格独特。庙坐北朝南，随着凫山的山势呈现上、中、下三路格局。羲皇殿、三圣殿为早期西路的主体建筑；玉皇殿、玉极楼、王母殿为中路区域的主体建筑；最高层的东路区域以列仙殿为主。各路主体建筑均为高规格、大规模的艺术杰作。  邹城市郭里镇的伏羲庙遗址可惜的是凫山伏羲庙当年的盛景如今只能靠想象了，我到这座古庙时它已全然变成了一片废墟。它毁于1929年的军阀混战之中，后来庙中的18棵参天古柏被用于建房，砖瓦、木料被用于垒砌炼铁炉，后又多次遭到人为破坏，几无留存。现存5根5米多高的八棱石柱、4座龟驮石碑——明万历年间《历代帝王纪元碑》和《重修三圣殿碑》、清顺治年间《吉祥碑》、清康熙年间《玉皇宫殿通宇碑》和玉皇殿的石墙地基，另有8根雕龙石柱，分别存于山东省博物馆、石刻馆、济宁市东大寺和邹城市博物馆。改革开放以来，凫山伏羲庙遗址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78年2月，被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邹县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被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济宁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加强文物保护，让子孙后代了解伏羲文化，郭里镇党委、政府对伏羲庙遗址保护区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实施了划定了南北长360米、东西宽240米的保护区，载立了界碑，种植了柏树，平整了土地。同时，将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集中展示，绘制伏羲庙遗址复原图，并对保护区进行了绿化。 对邹城市郭里镇的伏羲庙考察完成之后，接下来我又前往了微山县两城镇的伏羲庙。两城镇的伏羲庙背依凤凰山，面向微山湖，庙后有诸多泉水汇流，其中泉水规模最大的为圣母池泉，传说中女娲曾在泉池边梳洗沐浴。微山县两城镇的伏羲庙原为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前有三圣阁，后有女娲殿，伏羲殿处于中心，并配以钟楼、鼓楼、庙门等建筑，四周绕以青石垣墙。 关于这处伏羲庙，史书中亦有记载，云此处伏羲庙为陵庙一体的建筑。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2]此处所说的“山阳高平”为三国时曹魏改高平侯国置，属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52公里处的两城镇。其地理位置便是我在微山县所见的这处伏羲庙。唐代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记载：“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3]其所指的也是微山县的这座伏羲庙。 微山县两城镇的伏羲庙由于山坡陵台较高，俯瞰平川湖泊，气势宏伟。伏羲陵台略呈长方台体，长40.5米，宽34.6米，高4.6米，占地1401.3平方米，体积6445.98立方米。曾经规模宏大的庙宇如今只有陵庙主体建筑幸存了下来，其他设施均毁于历史上的动乱之中。中央的伏羲殿面阔五间15.4米，进深三间9.2米，高8米。殿内至今保存完好的有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重修伏羲圣祖庙碑》、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重修伏羲庙碑》。  微山县两城镇的伏羲庙看过了济宁市的这几处伏羲留下的遗迹后，我接下来阅读并研究了有关伏羲的各种史料，希望可以找寻到上古时期这位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有关伏羲的各种记载，充满了神话的色彩。 首先我们来看伏羲的出生，《拾遗记》与《帝王世纪》均有记载。《拾遗记》中记载：“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或人曰：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时。且闻圣人生皆有祥瑞。”[4]《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5]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伏羲的出生地首先就显得不同寻常。远古时有一位华胥氏姑娘，到雷泽的岸边看到了一个巨人的足迹，觉得奇怪且有趣，就用自己的脚去踩这个足印，结果这一踩华胥氏姑娘便怀了孕，怀孕十二年生下伏羲。明显可以看出的是，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真实写照。当时，人们只是直观地看到子女诞生与母亲有关，而没有意识到男性在生殖中所起的作用，后来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这类传说非但没有止息，反而有所发展。一些贵族或统治者企图以此证明自己非凡人，而是神灵或者老天爷的后代。《拾遗记》和《帝王世纪》的作者将这类神话收录，有着神化伏羲之意。 关于伏羲的外貌，无论是在神话传说抑或是艺术造型中，都将其与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反映的其实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于蛇的图腾崇拜。古籍中还提到了其他许多“人面蛇身”、“人面龙身”形象的神，如《山海经》中的首山至丙山诸神“皆龙身人面”，天吴之山至南禹之山诸神“皆龙身而人面”，单狐之山至寔山诸神“皆蛇身人面”。延维是“人首蛇身”，鼓是“人面龙身”，贰负是“人面蛇身”，雷神则是“龙身人头”。[6]伏羲的“人面蛇身”其实所说的是其身份与地位的尊贵，上古的人们将其视为神。 而关于伏羲的婚配，从古至今说法都是很一致的，他是与其妹女娲兄妹成婚。其记载最为详尽的在唐代李冗的《独异志》中：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7]  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画像石中的伏羲与女娲汉代的画像石中，所画的伏羲与女娲的蛇尾也是紧紧缠绕在一起，展示着他们的交尾与繁衍。还有的画像石则在伏羲与女娲之间画了一个小孩，双足呈蛇尾状，手拉伏羲与女娲两人的衣袖，俨然是一幅两千年前的“全家福”图。这反映出汉代的人们相信自己由伏羲和女娲滋生繁衍下来，他们既是人类的始祖神，又是人类的保护神。因此汉代祠墓多刻绘伏羲女娲画像，取其保护死者安享地下欢乐之意。 伏羲、女娲二人由兄妹结为夫妻，从后世的观念看来属于乱伦，因此这个故事并不见于由儒家思想主导的正统史书之中。然而，它所反映出的人类上古时期社会的相貌却是真实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着与之相似的内容，最典型的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神”宙斯的正妻也是其姊妹。这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血亲婚配的原始婚姻制度的反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有着深入的论述：“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关系。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8] 在《帝王世纪》中，将伏羲称为“太昊帝”，在后世的诸多史书中，伏羲与太昊已经融为一体，难分难解了。《汉书》中的《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云：“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杜注亦云：“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9]《拾遗记》中还将伏羲称为“春皇”，并说他在位时“于时日月重轮，山明海静”[10]，“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11]。“日月重轮”其实便是“太昊”中的“昊”字之义，反映出的是上古先民对于日和月的崇拜。伏羲便是这种日月崇拜的宗教的创建者，因此后人便称其为“太昊”。学者陈民镇于此问题上也提出，太昊“是大太阳神的意思”，“从伏羲与太昊的神格上看两者也是一致的”[12]。 伏羲所作的贡献，《拾遗记》中有着详尽的说明：“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13]这些记载的伏羲的事迹，有些出自于伏羲个人，而更多的则应是他所在的氏族所为。伏羲和他的族人确立了早期的礼乐制度，并且创制了八卦，发明了作为文字雏形的刻画符，编制了最初的历法。除此之外，伏羲带领他的族人变革了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变血缘婚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原始群婚状态。可以说这些发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人们从蒙昧开始进入文明。八卦和历法的出现是数学、哲学和天文学的萌芽，刻画符的出现标志着汉字开始了它的衍生过程，礼乐则标志着某种社会秩序的确立。 宋代诗人陆游在其诗作《读易》中高度赞赏了伏羲为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揖逊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刘夫德先生在其著作中也给予伏羲以极高的评价：“随着后世对八卦赋予的神秘色彩，使伏羲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位能抽象地掌握和调节人、神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奥秘的'圣人’”[14]。 上古时期的这样一位“圣人”为何在济宁遗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考古发掘是否发现过他和他的族人创造的文明呢？笔者接下来仔细寻找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邹城市郭里镇伏羲庙和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之间，就隐藏着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这里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犁耙峪遗址。它位于古路口乡犁耙峪村北的凫山北端长山山顶上。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次发现。遗址地势较平缓，土层较薄，有一层厚度约为0.3米的古文化层，内含红陶片、扁凿式鼎足及鹿角、厚蚌壳等。经鉴定，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遗迹，距今6000年左右，是鲁中南地区建于山顶上、海拔最高、山东省内罕见的古遗址。  犁耙峪遗址如果接下来继续扩大搜寻范围的话，还能在附近找到更多的大汶口文化遗迹。周边地带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有：野店遗址、清水洼遗址、独山遗址、姜庄遗址等20多处。其先民有着发达的农业、家畜饲养业、网鱼狩猎、烧制陶器、纺织麻布、建造房屋，流行拔牙习俗。其中，凫山东段的野店遗址聚落，是典型的特大型的聚落中心。 考古发现的这些大汶口文化先民的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母系氏族晚期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全过程以及父系氏族时期。邹城和微山伏羲庙周边的大汶口文化遗迹距今约6170-4640年之间，延续了约1500年之久。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氏族长期居住的居民点群落，也是山东地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考古文化的典型遗址。 大汶口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剩余产品逐渐增多，社会上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而氏族内部的大部分财富主要为少数军事首领、巫师等人所占据。随着财富的积聚，社会中便产生了一个可以不必自己从事生产劳动的知识阶层，他们改进各种劳动工具和居住环境、发明文字、创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并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各种形而上的思考。伏羲便是这一早期的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个阶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15] 伏羲的成就也都为对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伏羲的一个重要成就在于创制文字，而大汶口文化时期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刻画符，他们中的一些已被考古学家确认为文字。据唐兰先生研究指出：“这些目前已经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它们至少是五千五百年以前的，从字体的工整谨严，说明它们已经不是文字的萌芽时期。”[16]《拾遗记》中提到的伏羲筑房、纺织、制陶、烹饪等活动，也为对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开始制造陶器并用它来烹饪；掌握了纺织技能，穿上了麻布制成的衣服；至于大汶口文化先民建造的住房遗迹，在山东、江苏、安徽等省都有过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农业的发展是与天文历法密不可分的。伏羲“规天为图”“视五星之文”，反应的就是他和他的族人创制历法的过程。伏羲“始嫁娶以修人道”，反映了当时家庭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原始的群婚、对偶婚演变为一夫一妻制。而大汶口文化时期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期，“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房屋已随着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而逐渐成为家庭的财产之一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已经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了，'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已是大势所趋。”[1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史料中记载的伏羲的各种事迹均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发现可相互印证。 除了考古资料以外，文献对于太昊帝伏羲的祭祀记载也可以看出他与济宁的不解之缘。《左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18]可以说，这是太昊帝伏羲和他的族人诞生发育于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力证。古代的祭祀有着严格的规定，所祭祀的神灵与祭祀者之间都要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9]，即不享受外族人的祭祀香火，黎民百姓也不祭祀别族的神灵。可见祭祀太昊帝伏羲的任、宿、须句、颛臾乃是其后人。而这四个地方都在鲁西南地区，笔者在《寻访济水的祭祀者》一文中专门进行了考证。由此可以断定，伏羲及其族人的后裔仍然主要分布在济宁及其周边地区。 对伏羲的崇拜在济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并不限于济宁。河南省淮阳县有伏羲、女娲庙和伏羲陵，巩义县有伏羲台、羲皇祠，上蔡县有伏羲庙、画卦亭；山西省平定县东浮华山有伏羲、女娲庙；陕西省平利县有伏羲山、女娲山。[20]这些祭祀伏羲的庙宇反映出伏羲及其族人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布。伏羲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贾庆超主编：《济宁历史文化之谜》，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2] [西晋]皇甫谧撰，陆吉点校：《帝王世纪》，10年版，第3页。 [3] 贾庆超主编：《济宁历史文化之谜》，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4] [东晋]王嘉撰，王兴芬译注：《拾遗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页。 [5] [西晋]皇甫谧撰，陆吉点校：《帝王世纪》，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2-3页。 [6] 刘夫德著：《上古史发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7] 冯天瑜著：《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8]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 [9] 陈民镇著：《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0] [东晋]王嘉撰，王兴芬译注：《拾遗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3页。 [11] [东晋]王嘉撰，王兴芬译注：《拾遗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页。 [12] 陈民镇著：《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13] [东晋]王嘉撰，王兴芬译注：《拾遗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页。 [14] 刘夫德著：《上古史发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15]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16] 唐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121页。 [17] 胡顺利：《关于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制度剖析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177页。 [18] [春秋]左丘明著，杨晓阳编译：《春秋左传》，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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