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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的一天，在福建省永泰县的闇亭寺有一位法号妙圆的僧人，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即将油尽灯枯的他，找来了自己多年好友磐扬大师，向他托付后事。 妙圆法师拉着磐扬大师的手说：“我对不起党，对不住人民，辜负中央委托，没有面目见中央……我的病已无法治好，我的真正姓名谁也不知道，死后照旧保密，不要同家中写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 出家人每天敲钟念经，怎么会跟党中央扯上关系呢？ 磐扬大师也紧紧握着妙圆法师的手默默流下眼泪，表示默认，第二天，妙圆法师离开了人世。  妙圆法师去世后，磐扬大师一直记得这位友人的临终嘱托，并未公开妙圆法师的身份，一直到1989年12月30日，已经八十多岁的磐扬大师自感时日不多，如果不讲妙圆法师的真实身份公布出来，恐怕党史上的一桩悬案永远也无法打开。 于是他跟永泰县组织部的同志和县党史办的郑孝茂等同志一块来到闇亭寺，告诉他们，已经故去多年的妙圆法师就是党组织一直寻找的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 钟循仁作为闽赣省委书记，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承担起重要的责任，不但要坚持发展根据地，还要同敌人斗争，然而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下，闽赣省的革命斗争以失败告终，钟循仁也在一次战斗后失踪。 组织上一直在努力寻找他的下落，当时史学界基本都认为钟循仁在1935年5月就已经牺牲，在1988年《福建党史月刊》上有一篇名为《钟循仁之死》的文章，根据国民党当年的报纸和叛徒彭祜的口供认定钟循仁已经牺牲，在文章中写道：“钟循仁同志，这样一个党的忠诚战士，不幸为队伍内部的叛徒所暗算，为革命牺牲，年仅30岁。” 等到磐扬大师在第二年将钟循仁失踪的真相公开后，人们才真正知道他当时并未牺牲。 钟循仁在革命失败后为何出家为僧？又为何到死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钟循仁于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高兴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农民家庭，钟循仁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私塾先生，有一点文化，在村里很受人的尊敬，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然而钟循仁的父亲不小心得罪了村里的地主恶霸，书是教不成了，只好回家种地，家境也一落千丈，小时候的钟循仁就对地主恶霸充满了仇恨。 1926年9月，北伐军进驻赣州后，共产党员陈奇涵等人就回到家乡兴国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受革命思潮影响，1927年春，22岁的钟循仁就参加了乡里的农民协会，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当中，此后不久就与一些青年伙伴组织起家乡的第一支农民武装——高兴赤卫队，并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毛泽东来到兴国，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24岁的钟循仁被推举为赤卫队的大队长。 后赤卫队编入崇（贤）高（兴）游击队，钟循仁任支队长，不久游击队编入赣南红军第25纵队，钟循仁被调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乡党支部书记、区党委书记等职务。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钟循仁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兴国县作为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战略要地，一次次大兵压境，在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兴国县遭受巨大的破坏。 当时担任高兴区区委书记的钟循仁遵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教导，积极组织全区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领导各乡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斗争，极为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在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组织上考虑到钟循仁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于1932年2月任命钟循仁为中共兴国县委书记。 在钟循仁担任县委书记后，积极开展革命运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中，为了捍卫革命成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任务就是扩红，让更多的百姓前来参军。 兴国县在以钟循仁为首的领导班子的号召下，扩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1932年9月的扩红竞赛中，兴国县仅用10天就扩充红军1600余人，在后面的扩红竞赛中，又以2727人取得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 由于兴国县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好，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中共江西省委在1933年春还组织了10县参观团到兴国县参观。 对于钟循仁的工作，党组织是看在眼里的，毛泽东曾表扬钟循仁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正是因为钟循仁工作得力，中央不断将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1933年4月，钟循仁担任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不久调往福建，担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9月，钟循仁被任命为中共粤赣省委执行委员。  1934年7月，中共临时中央根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形势，决定率领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适应战争及撤退的需要，临时中央决定成立赣南省，由钟循仁担任省委书记兼赣南省军区政委。 赣南省委驻地在于都县，于都也是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的主要集结地。 从于都撤退，要经过于都河，为保障庞大的红军主力队伍能在短时间内渡过于都河，隐蔽而迅速地到达突围地点，各军团都派出工兵部队，来到于都县架设桥梁。 于都河在于都县城东门外，江面宽300至600米，且水深而流急，架桥难度很大。 赣南省军区接到架桥命令后，立即调集大批地方部队和民工开赴造桥工地，钟循仁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必须保证桥梁能在队伍出发前全部建完。 经过战士们齐心协力的奋战，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于都河上就奇迹般地架起了五条桥梁，从而顺利保证主力红军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当红军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传开后，当时赣南省的地方干部都感觉到迷惘，“主力红军走了，我们地方干部怎么办？”  他们也希望能够跟主力红军一块撤退，这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为了稳定各级干部的情绪，在钟循仁的主持下，中共赣南省委于10月中旬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大会，毛泽东在10月15日的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使各级干部清楚认识到当时国内革命形势以及主力红军这次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告诉大家，留下打游击可能比突围更艰难，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带领苏区继续战斗的任务就交给了钟循仁。 中央主力红军进行长征后，为牵制国民党军，中共赣南省委组建了一个独立营，协同于都、赣县等地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作战。 11月初，国民党军兵分数路向于都县城进逼，由于寡不敌众，于都县城于11月17日被国民党军占领。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赣南省委与省苏维埃政府合并组成赣南工作团，由钟循仁担任团长，在江西和广东交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底，鉴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不断恶化，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决定将钟循仁调往福建，担任中共闽赣省省委书记。 1935年1月初，钟循仁前往闽赣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丢失了大多数地盘，从于都到闽赣根据地的路途上到处都是敌人设立的碉堡，闽赣省委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后，立即派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带一个连的人前去接应，等杨道明（即开篇的磐扬大师）到达时，钟循仁的队伍刚与敌人发生一次交火，损失惨重。  杨道明也是兴国县人，与钟循仁是老乡，在这次会和后，两个人从此并肩战斗，即使后来闽赣省的革命失败，两个人几乎也没有分开。 抵达闽赣省委机关后，钟循仁立刻了解闽赣省的情况，发现闽赣省的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国民党部持续对闽赣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另一方面，闽赣军区的领导班子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尽管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已合并组成闽赣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省委工作团，但是闽赣军区领导人依然我行我素，并不听从指挥。 尽管钟循仁在省委工作团与军区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将毛泽东在赣南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对闽赣省委工作的指示作了传达，但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等人根本就听不进上级的指示。 在讨论闽赣部队今后的行动方针时，他们不顾中央分局关于坚持闽赣地区斗争的部署，反而提出要把部队带到闽南去，开辟新游击区，这种部署遭到了省委工作团的一致反对，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因此对钟循仁产生不满。 在敌人的大规模“围剿”下，闽赣部队节节失利，部队损失惨重。 到1935年3月上旬，当钟循仁率领省机关干部转移时，接到中央分局发来的一份电报，大意是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与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地坚持下去。  当时中央分局应该也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以致连发送电报都变得困难起来，面对中央分局的这份电报，闽赣省委工作团和军区的领导都忧心忡忡。 钟循仁为鼓舞大家，当即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在场的指战员从钟循仁的讲话中深受鼓舞。 在这次大会后不久，闽赣省委干部团领导的红12团开往闽中地区，趁着敌人兵力空虚，连续攻占江记、溪口等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十分恐慌，立刻调集兵力向红12团猛扑，由于敌众我寡，红12团及省委工作团、军区机关立即转移。 4月初，部队到达明溪的沙溪宿营时，遭遇敌军的突然袭击，由于红12团与省委工作团和军区机关分别宿营在溪流的两岸，在战斗打响后，部队无法联系，只能各自为战，分散突围。 等到第二天天亮时，红12团去向不明，钟循仁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为避免敌人追击，省委和军区机关带着仅有的少量直属部队撤退。 为方便指挥，省委研究决定，将军区直属队与省委工作团合编成赣南省新编第一团，由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兼任团长。 随即部队向沙县方向移动，没有想到在沙县尤溪镇遭遇敌人的伏击，队伍被打散，经过一番收拢后，部队行进到德化水口时又连续遭遇敌人的进攻，部队伤亡严重，无法继续南进，只好在永泰县伏口就近渡过大樟溪，登上紫山。  戴云山区 紫山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的戴云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在队伍登上紫山后，钟循仁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钟循仁主张转移到闽西坚持斗争，而宋清泉等则表示反对，实际上，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宋清泉等人的革命斗志已经产生了动摇。 在省委扩大会议的第二天，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发现，仙游县的保安团的人出现在紫山上，并与宋清泉等人建立了联系，杨道明发觉情况不对，就问彭祜：“你们派良生到仙游去联系投降吗？” 彭祜支吾着说：“只是去应付一下。” 杨道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钟循仁，钟循仁也没有意识到宋清泉等人投敌叛变决心已定，为制止宋清泉等人投敌叛变，钟循仁对宋清泉等人作了苦口婆心的劝导，希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 但是在5月7日晚上，宋清泉就把能控制的队伍拉下了山，山上只剩下省委工作团的二三十人，杨道明见状，决定向永泰方向突围，然而在经过大樟溪时，队伍遭到永泰保安团的袭击，只有钟循仁、杨道明等七人突围出来。 而钟循仁还因被叛徒彭祜出卖，受了重伤，原来在突围时，叛徒彭祜以勘察地形为由，将钟循仁骗到一个山道的拐弯处，突然看到前面埋伏着几个敌人，知道上了当，在逃跑时，被彭祜从后方连开数枪，钟循仁倒地不起，彭祜以为打死了钟循仁。 由于当时省委工作团的人在突围时也遭遇重创，因此彭祜认为杨道明也被打死了。 所以后来被捕时，彭祜交待说：“……我指认后他们（被捕人员）被杀……被杀的还有一个姓杨的苏维埃主席。”  其实当时杨道明与陈长青同志在混战中跳下了悬崖，躲在了一块大岩石下面，等到晚上时，又爬上了山顶，发现满身鲜血的钟循仁，摸了摸，见钟循仁还有气，就背着钟循仁向永泰方向摸索前进。 来到一处村庄时，杨道明找到当地的一个药农为钟循仁治疗伤口，所幸钟循仁只是肩胛和手臂上有贯穿伤，经过治疗好，伤势很快有所好转。 在伤好以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到哪里去？ 陈长青等人提出要回赣东北老家去，钟循仁和杨道明表示同意，但是他们两个人因为是出了名的“共匪”，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再加上当时杨道明患了肺病，无法长途跋涉，因此有伤的钟循仁和杨道明选择留下，而陈长青等人回老家。 钟循仁和杨道明准备寻找党组织，然而3月份中央分局的最后一封电报后，他们就彻底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现在连中央分局在哪里都不清楚，而敌人却在这一带到处搜捕红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钟循仁和杨道明路过一处寺庙时，想到寺庙比较隐蔽，容易躲藏，先躲到寺庙中，以后再寻找组织。 这座寺庙的方丈妙智法师见两个人的情况，便猜测出一些情况，他认为自己的这座寺庙不方便藏人，就指引他们到闇亭寺去落脚。  当他们来到闇亭寺后，发现闇亭寺的品香法师竟然是一位熟人，品香法师也是江西人，在三年前曾在瑞金隐居，杨道明还随毛泽东去拜访过他，探讨一些道理，品香法师博学多才，对社会问题也有一定的了解，还给苏维埃政府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毛泽东曾称赞品香法师是“革命和尚”。 当他看到钟循仁和杨道明后，便知道他们二人的遭遇，为隐藏他们的身份，品香法师亲自主持为他们二人剃度出家，杨道明法号为磐扬，钟循仁法号为妙圆，除了品香法师外，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尽管钟循仁和杨道明试图打探党组织的消息，但是考虑到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为了不给闇亭寺惹麻烦，他们二人只好躲在寺庙中，每天敲钟念经。 在钟循仁和杨道明消息后，意味着刚成立不久的闽赣省革命运动彻底失败了，这可急坏了中央分局的领导同志项英和陈毅，他们多方派人打探，却始终杳无音讯。 1935年春，在闽赣省委出事后不久，活动在福建地区的陶铸支队曾经派两名便衣到闇亭寺寻找钟循仁与杨道明，但是寺中长老误认为是国民党的便衣，就以寺庙中“没有钟姓杨姓外地人”为由，将他们打发了，这也使钟循仁与杨道明失去了唯一一次与组织联系的机会。 直到有一天，陈毅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消息，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全军覆没，钟循仁和杨道明都已被击毙，消息传来，同志们异常悲痛。  陈毅 不过，这只是一个片面的消息，没有具体讲被击毙的过程，直到叛徒彭祜在1950年落网后，供述了自己出卖和杀害钟循仁的经过。 彭祜在叛变后以为能够获得国民党的重用，谁知国民党翻脸不认人，直接把他关进监狱，关了三年后才释放出狱，并加入了国民党。 然而解放战争后，他预见国民党必将失败，于是悄悄跑回湖南老家，改名换姓躲了起来，他躲得很深，甚至他的邻居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湖南解放后，彭祜竟然想办法在湖南省政协谋了份工作，以为自己换了身份，别人就想不起他了，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彭祜就落入法网当中。 1950年，黄克诚在一次会议上看到一位工作人员非常像彭祜，因为彭祜叛变的消息早在党内人尽皆知，黄克诚立刻让公安机关秘密调查他，核实他的身份。 在确认他就是彭祜后，立刻将其捉拿归案，经过审讯，彭祜交待了出卖并杀害钟循仁的经过，并供述杨道明也已牺牲。 党组织根据国民党曾经刊发的报纸，再加上彭祜的供词，认定钟循仁和杨道明已经牺牲，并将他们定为革命烈士。 彭祜在1953年被审判后执行枪决，另外背叛革命的宋清泉在1937年就被项英审判后执行枪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闽赣省革命失败后，钟循仁与杨道明牺牲的事情逐渐被人认可，1966年杨道明向政府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钟循仁一直认为自己对闽赣省委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辜负了中央的委托，更没有脸见中央领导，因此一直隐姓埋名，始终不肯向外界吐露真实身份。 到1981年4月，在病逝之前，还把磐扬大师（杨道明）叫到身边，嘱咐他为自己的身份保密。 杨道明遵守诺言多年，即使是在1985年，曾经的老部下钟国楚少将（曾担任闽赣军区第18团政委）专程驱车看望杨道明，杨道明也没有讲述钟循仁的事情。 一直到1989年底，在感觉到时日不多的情况下，杨道明才写信给当地有关部门，在1990年1月3日，他作证实说道：“我交待太迟了，我年逾80岁，如不向组织交待，我死后就没有人知道钟循仁就是妙圆法师。1981年4月29日钟循仁死的前一天，还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把他的两张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原物交给组织保管。” 直到这时，一个党史上的重大谜团才得以解开，妙圆法师，也就是钟循仁同志，在与党组织失联后多年，终于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回到了党的怀抱。 革命斗争从来都是异常艰苦的，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国红军遭遇建军以来最大的危机，每一位革命战士都在艰苦斗争，中央主力红军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战略转移成功。 然而留在地方同敌人继续战斗的同志也同样值得钦佩，像钟循仁、杨道明在危难的处境中，没有选择向敌人妥协，背叛组织，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不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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