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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Gold & Silver SACA学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性的学术实践平台，致力于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的融合实践与研究成果交流。 ＊ 本文检视瑞士收藏家皮埃尔·乌尔泽所收四百多件中国历代金银器中，十多件春秋战国至秦代秦人或与秦有密切关系的金银器。这批器物包括了最能反映这一时期秦金银器发展成就的一些品种，如带扣、带钩、车马饰物、铺首、剑柄刀首等。本文将这组器物与近年来出土的秦人金银器，以及其他相关的公私收藏品互相印证、互为补充，以期重新厘定年代和属性。本文还将从母题（motif）、形制和工艺入手，进一步讨论这时期秦人金银器的发展。 关键词:瑞士收藏家皮埃尔·乌尔泽、秦式金银器、带扣、带钩、车马饰物、兵器饰物 柳扬：瑞士乌尔泽藏秦式金银器 Qin-style Gold and Silver in the Swedish Uldry Collection
Liu Yang, Ph.D. Chair of Asian Art and Curator of Chinese Art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春秋晚期和战国中晚期是中国金器发展史上两个硕果累累的阶段，当时饰金新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镶嵌金银与鎏金等工艺也开始流行，尤其在中原、长江中下游及北方草原民族活动地区，金器在质和量上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崛起于西北边陲的秦人，由于与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黄金有着特殊的偏爱。近年来在甘肃礼县和陕西境内出土的大量秦国贵族金银制品表明，秦人对金银的使用比我们原先所认识的要早许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其金银器的质与量都领先中原地区。 除了陕甘地区近年来出土的新器物，多年来流失海外、进入公私收藏的材料也为我们研究秦人金银器提供了重要的物证，瑞士人皮埃尔·乌尔泽(Pierre Uldry)的藏品就是一例。除了其著名的景泰蓝制品收藏，乌尔泽多年收集的四百多件中国历代金银器，20世纪90年代曾由已故苏黎世大学教授海尔姆特·布林科 (Helmut Brinker) 及其弟子、现纽约巴德学院教授佛朗索瓦·路易(François Louis)整理出版。现在重新审视这批收藏，或可辨识出其中的十多件器物，乃春秋战国至秦王朝时期秦人的文物或与秦有密切的关系。这批器物包括了最能反映这一时期秦金银器发展成就的一些品种，如带扣与带钩，车马器及饰物，剑柄刀首等。 一. 带扣、带钩 乌尔泽藏品里有一对鸳鸯形金带扣(图一)，高约2.2厘米，宽1.9厘米，厚1.7厘米，重20克[1]。鸳鸯作回首状，眼睛及头顶等部位原来应镶嵌有绿松石或料珠，但现在都已经佚失。头顶遍布密密麻麻的小颗粒纹。其中一件两翅以密集的线条来表现，前端为“S”形设计，尾部却是线条重复的卷云纹。
图一 乌尔泽收藏的一对鸳鸯形金带扣 这一件鸳鸯形金带扣在形制上非常接近1992年5月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现藏宝鸡考古所的两件春秋晚期鸳鸯形金带扣(BYM2:24、BYM2:25) (图二)[2]。两组带扣都是末端开口，腹部中空，底部的凹槽内铸一圆柱用于固定皮带。最典型的是回首状，喙部扁长宽大，中部起脊，前端两侧成锐角凸出，最前部如三角状。乌尔泽所藏的鸳鸯形金带扣喙上脊棱左右有对称的“S”形阴线纹，这个特征也反映在益门村出的其中一件鸳鸯形金带扣上 (BYM2:25)。 许多秦地出土的春秋晚期金、铜质鸳鸯或鸭形带扣都有这个特征，如同是益门村2号墓出土的7件金鸭首环形带扣和另外7件铜鸭首环形带扣，它们的扁长形喙上脊棱左右也有对称的阴线“S”纹[3]。此外，1977年宝鸡市凤翔县雍城遗址出土、现藏陕西省考古博物院的一件鸭首形金带扣(长1.2厘米，宽2厘米，藏品号000001，形似益门村出的BYM2:24)[4]，1986年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鸭首形金带扣(长2.2厘米，宽1.5厘米，鸭首写实，身体却只是一长方体)[5]，也都有这个特征。 益门村和乌尔泽这几件“鸳鸯”的眼睛皆以绿松石表现(乌尔泽的两件佚失)，眼窝周边刻画出突起的棱线。它们的头顶或脑后皆布满密密麻麻的小颗粒纹或珍珠纹。在益 门村的两件带扣上，这种细珠纹还饰于两侧或作为蟠虺的地纹。
图二 宝鸡市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两件鸳鸯形带扣 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两件鸳鸯形金带扣，一件通体接近写实(BYM2∶24)，另一件扣首写实，扣身却布满抽象和图案化的蟠虺纹(BYM2∶25)，因此富有神秘气息。在造型和纹饰上，乌尔泽所藏鸳鸯形金带扣更接近益门村写实的那一件(BYM2∶24 ，图二)。两者都是在羽翼和尾部饰羽状斜线纹。这种阴线羽状纹，还可以在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一件回首兽首鸟身状铜带钩(M2∶205)上见到[6]。除羽状斜线纹外，两者都有“S”形及漩涡线纹。 乌尔泽藏品中一件龙形嵌绿松石金带钩(图三)[7]，高6.8厘米，宽4.2厘米，重136克，造型颇为生动:一个正面的龙头组成带钩的钩首，底下是四五条盘绕纠缠一处的“S”形蟠龙，龙眼及爪子等处皆以绿松石镶嵌来强调;黄金与绿松石的色泽形成生动的对比。
图三 乌尔泽收藏的金带钩 这件带钩使人联想起现藏凤翔县博物馆、2001 年凤翔上郭店雍城遗址出土的春秋晚期龙首蟠龙金带钩(长5厘米，宽2.6厘米) (图四)[8]，同样是运用仿自青铜铸造传统的合范铸造技法铸成，尽管蟠龙的数目不同，但两者在造型上非常接近。 最上面那条主龙接近三角形的下颚部，中间起脊，也和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鸳鸯形金带钩的喙部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龙眼承托宝石的一圈突起，这也是秦人这个时期动禽物造型的特点。同样相同的是龙头顶部左右心形的浮雕双角(中嵌绿松石)。乌尔泽的龙所嵌绿松石保存较好，“乙”状的宝石与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金柄铁剑把手上一部分镶嵌的造型如出一辙。
图四 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蟠龙金带钩 值得注意的是那用来表现龙鳞的小颗粒纹，它是春秋时期秦人金器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小颗粒纹是稍后成熟起来的炸珠工艺的雏形，有学者称它为有炸珠效果的“假颗粒纹”[9]。考古证据显示，金器的炸珠工艺最早出现于公元 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文化的乌尔(Ur)墓中，并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拉斯坎(Etruscan)文化时期达到高峰[10]。 秦工匠是中国最早探索这项工艺的人，有学者提出，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金串珠是目前见到的东周金器中使用炸珠工艺的最早例证，当然将金珠穿孔后进行组串的做法，与西方惯以炸珠作为器面装饰的处理仍然颇有距离[11]。 大约要等到西汉时期，类似西方的炸珠工艺才真正在中国金器的装饰上充分展现，如西安沙坡村西汉墓出土的饰以炸珠之小金灶[12]。秦人在其铸造的黄金制品中大量使用有炸珠效果的颗粒纹，几乎将其当作得心应手的手法，用以处理繁复的背景，益门村二号墓出 土的金柄铁剑与鸳鸯形带扣、秦雍城遗址出土的龙形带钩，都可以见到这种小颗粒纹。而乌尔泽藏品里的秦式金器，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例子。
图五 乌尔泽收藏的两件龙首错金银带钩 乌尔泽藏品里有两件龙首错金银带钩(图五)，钩首为龙头，整体呈棒槌形，通体饰银丝错嵌的纹饰[13]。细长、龙头小为其特点。两者虽然形状相同，但纹饰设计却有别。其中之一长16.8厘米，宽1.3厘米，重118克，整体的纹饰以中部为界，上下分饰对称的两个水滴形加漩涡纹设计，两端是一圈菱形和简体漩涡纹。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铜质，钩首为龙头，整体呈棒槌形，通体以银丝错嵌菱形及漩涡纹的细长带钩，是典型的战国末期至秦王朝时期的秦人喜用的产品。秦地出土甚多，比如现藏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塔尔坡出土的两件战国秦带钩，体瘦长，断面为圆形，体两侧用银丝错边框，钩体错与乌尔泽带钩几乎一致的水滴纹、涡纹和几何纹。37300∶1，残长16.6厘米;43191∶1，残长19.5厘米，和乌尔泽所藏的两件龙首错金银带钩接近[14]。近年来在陕西地区出土的类似龙首错金银带钩还包括尤家庄秦墓出土的两件，M15∶3，通长19厘米，断面径1.5厘米;M40∶5，通长16.7厘米[15]。1982年咸阳窑店出土一件龙首错银铜带钩，长14厘米，宽1.6厘米，也接近这种样式[16]。类似的例子还有宝鸡建河墓地出土的一件(M26∶15)，头残，残长12厘米，最大径1.4厘 米，厚1厘米[17]。 乌尔泽所藏的另一件龙首错金银带钩，长16.2厘米，宽0.8厘米，重49克， 则是以漩涡纹为中心，围绕着它们的是盘绕的龙凤纹饰，龙体上密集的细点纹十分显眼。至于这种通体饰菱形和漩涡纹及细点的棒槌形龙首错金银带钩，看来也是秦人喜用之物，许多出土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如现藏咸阳市博物馆、塔尔坡出土的一件[18]，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的一件(M22∶3)，长13.3厘米，宽1.21厘米[19]， 以及现藏西安市博物院、1982年咸阳窑店出土的另一件龙首错银铜带钩，长11.3厘米[20]。《陕西出土秦金银器》还刊出两件未注明出土地的棒槌形龙首错金银带钩，其纹饰也基本相同[21]。 饰有这两种纹饰的棒槌形龙首错金银带钩，尽管也在别地零星出现，但是由于它们比较集中在秦地出土，说明这种带钩很可能是富有特色的秦式带钩。就笔者所见，海外很多公私收藏都有类似的带钩，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等[22]。 二. 车马饰物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秦地贵族流行车具上装饰金装饰件，金泡饰或金节约就是其中的一种。圆泡饰通常为圆形弧起，作半球状，有的素面，有的通体饰变形蟠虺纹或流云纹;方形泡饰则通常作兽面，两者背面附有横梁或鼻环[23]。 陕西宝鸡益门村M2出土圆泡56枚、方泡7枚(泡面饰兽面纹，嵌有料珠装饰)[24]; 凤翔马家庄1号建筑址出土金制品29件，包括9枚圆泡、8枚方泡(有的泡面饰有兽面纹)[25];凤翔春秋晚期的秦公大墓也有兽面金泡出土[26]。 秦始皇陵出土的两具铜车马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展示这种圆金泡是如何装饰在车马上的(图六)。
图六 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上装饰的圆金泡 在这两具铜车马上，马勒不是通常的皮带，而是由金银子母节连接成的条带构成，条带的交叉处用底部有钮鼻、表面铸变形夔龙流云纹的金泡和银泡连接并装饰。
图七 乌尔泽收藏的圆形金节约
图八 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圆泡形金节约 乌尔泽藏品里有夔龙流云纹圆泡形金节约一对(图七)，通高2.7厘米，直径4.9厘米，重170/128克[27]。流畅的流云纹中，蟠虺似隐似现。可以跟乌尔泽藏品拿来比较的是1982年凤翔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春秋晚期圆泡形金节约(图八)，直径2.2厘米， 宽0.35厘米，重10.8克[28]，但两相对照，马家庄出的圆金泡蟠虺流云纹显得比较拘谨。
图九 1985年千河出土的战国蟠虺流云纹圆金泡 更接近乌尔泽藏品的是5件现藏凤翔县博物馆、1985年千河出土的战国蟠虺流云纹圆金泡(图九)，直径5.1厘米。 到了秦代，这种圆泡形金节约上的蟠龙形象脱离了线性的表现方式，因而更具有浮雕的效果，显得更为灵动。最有代表性的实物是出自秦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金节约(图一〇)，通高1.58厘米，直径2.44厘米，重25.5克[29]。
图一〇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上的金节约 到了汉代，夔龙形 象朝着更加具象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圆泡形金节约(图一一)，其上所浮雕的形象和当时玉器上常见的夔龙造型已无二致。上述比较 可以看出，乌尔泽所藏圆泡形金节约，大致上是战国时期的产品。
图一一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圆泡形金节约 乌尔泽所藏金器中有兽面纹金饰一对(图一二)，高3.9厘米，宽4厘米，厚1厘米，重42克。布林科和路易教授将其年代定为西周[30]。
图一二 乌尔泽收藏的一对兽面纹金饰 早前出土的西周兽面纹金饰有多批，包括1990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一号墓出土的一套金带饰中的3件(图一三)。
图一三 虢国墓地一号墓出土的一套金带饰 那套金带饰共有12件器物，包括重圆环7件，长方形环1件，兽面饰3件，兽面三角形饰1件。所有饰件都是以铸造方法成型，它们出土时位于棺内尸体的腰部，应是带上的装饰件[31]。 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也有类似的兽面饰出土，同样是出在死者腰部，是腰带饰的组成部分[32]。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北区属西周晚期的M508出土18件兽面纹铜饰，其中9件有连接双角尖的横梁，另外9件则无(图一四)。
图一四 芮国墓地出土的兽面纹铜饰 因此后者更接近虢国墓地一号墓出土的金带饰，不同处在于梁带村墓地兽面的眉和鼻都是以绳纹处理，另外角上无横梁的那种兽面，它们朝下弯的涡形双角以镂空来表现。这些铜饰背面都有横梁连接两耳部，标本M508∶2，宽4.1厘米，厚1.4厘米，高4.6厘米; 标本M508∶3，宽4.2厘米，厚1.3厘米，高4.5厘米[33]。进入春秋时期，这种形制的兽面饰在芮国继续被大量制作，金或铜制品都常见。 2005~2006年，考古工作者于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春秋早期的“中”字形芮公大墓M27出土91件铜饰，均为正面隆起饰浅浮雕兽首，背面内凹，中部设一扁长条横梁。由于是与众多的衔镳、铃、节约、络饰等一起出土，所以它们作为马器的用途毫无异议。标本M27∶502-1，长3.8厘米，最宽处3.15厘米(图一五)[34]。
图一五 芮公大墓 M27 出土的兽首(M27 ∶ 502-1) 除此之外，同墓还出土了4件金兽面饰(图一六)，长2.2厘米，宽2.2厘米，厚0.6厘米，出土于墓主胸腹之间，在墓主的腰右侧还出土三角形牌饰两件，尽管纹饰不同，但形制接近虢国墓地中一号墓出土的三角形牌饰，看来它们都是作为带饰成套使用。同样是正面饰浮雕兽首，背面有一横梁，但4件金兽面饰造型可分为两组，差别在于兽角、眉部和唇部中间是否加阴刻线[35]。
图一六 芮公大墓 M27 出土的金兽面饰 秦人活动地区近年来也出土了许多金、铜兽面饰。陇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批20世纪80~90年代陇县边家庄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兽面饰(图一七)[36]。同样背后有横梁，兽角的造型可分成三类:直立，朝外弯成直角状，或以横梁连接双角。 另外，它们有的下端有蛇头状凸出，有的则没有。同类的铜兽面纹饰也曾于礼县圆顶山同时期的秦贵族墓地出土，标本98LDK1，高3.7厘米，宽3.4厘米，角上有横梁连接，额下有蛇头状凸出物，造型与边家庄所出同类兽面饰相似[37]。
图一七 陇县博物馆收藏的一批青铜兽面饰 和上述其他非秦人地域出土的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兽面饰相比，边家庄类型的兽面线条更规整和平直，眉部和兽角的刻画几乎成直线，而出自其他地域的兽面在这几个地方的刻画都呈弯曲状。春秋前期，秦地制作的兽面饰也常见下端无蛇头状凸出的，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春秋前期秦墓出土的4件兽面饰，高、宽4厘米及高、宽3.5厘米(图一八)[38]。
图一八 陕西户县宋村秦墓出土的兽面饰 进入春秋中晚期及战国，这类兽面饰在秦地仍有制作，如边家庄出土所见，但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带蛇头状凸出的造型乃是更为流行的样式。1992年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兽面纹金饰(图一九)[39]，以及一些稍晚的金、铜带扣，如现藏凤翔县博物馆、雍城遗址出土的战国龙形金带扣[40]，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出土的龙形铜带扣(图三一)[41]，以及1979~1980年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 出土的战国兽面金泡[42]，全都是这种造型。
图一九 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兽面纹金饰 尽管梁带村M27出土的4件金兽面饰下端也有蛇状凸出，但其上并没有刻画出眼睛来。很显然，乌尔泽所藏的这一对兽面纹金饰，更接近春秋中晚期的边家庄类型。
图二〇 乌尔泽收藏的一枚夔龙纹金方泡 乌尔泽藏品里有一枚夔龙纹金方泡(图二〇)，高2.2厘米，宽2厘米，厚 0.4厘米，重11克[43]。它和1986年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春秋晚期夔龙纹金方泡看起来完全一致(图二一)[44]。其造型可以中部的阴线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下各为一条两头朝外的连体龙，其正中又形成一个兽面上下两部分各自成为对方的镜像。显然这种连体龙造型的原型来自玉器。
图二一 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夔龙纹金方泡 至少自西周开始，弧形的玉璜便开始流行连体双头龙的造型。陕西境内这种造型的玉璜也有出土，如现藏西安市文物局、长安县出土的一件变形夔龙纹璜[45]。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蟠虺纹玉璜说明，进入春秋中晚期，这种造型变得更为流行，比起西周时期，龙的形象也稍作具象[46]。
图二二 乌尔泽收藏的一件金铜圆环形络饰 乌尔泽藏品中的一件金铜圆环形络饰(图二二)，高1.9厘米，宽4.2厘米，环直径3.2厘米，重62克[47]，造型是于几何纹错金圆环上安置三个兽面纹金泡饰。金泡饰的造型接近现藏陕西省考古博物院、1979~1980年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出土的战国兽面金泡(高、宽2.7厘米，注册号000915)(图二三)[48]，它们同样有尖部突起、呈弧形的双角，鼻 翼两侧“C”形、尖部翘起的獠牙，以及下颚舌状凸出;此外还有装饰性的细珍珠纹。
图二三 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K17)出土的兽面金泡 凤翔西村战国秦车马坑(S2)也出土了5件类似的兽面金泡，标 本80M162∶04，高、宽2.7厘米，重8.2克[49]。车马坑S1还出土了4件铜圆环形络饰，分别出自马头两侧，均是于圆环上铸三个向外伸出的兽首，标本 80M118∶38，外径 3.9 厘米，内径1.9厘米(图二四)[50]。
图二四 凤翔西村战国秦马坑出土的铜圆环形络饰 显然，乌尔泽所收藏的错金铜环及兽面纹金泡和凤翔西村秦墓出土的铜环形络饰作用相当。考古所出的材料和乌尔泽所收藏的这件金铜圆环形络饰可以互为补充，同时也为一 些散出的兽面金泡(如马家庄宗庙遗址所出)提供了其原初功能的实物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一件圆环形嵌铁鎏金饰件，直径 5.1厘米(图二五)，它曾被称作“龟形嵌铁鎏金饰件”[51]，但是将其与上述金铜圆环形络饰比较，显然它们都是造型和功能相同的车马络饰;环上三个饰物并非龟形而是兽面，其造型和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及西村战国秦车马坑所发现的络饰如出一辙。尽管这件络饰出自北方游牧民族青铜文化地域，但显然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很有可能出自秦人工匠之手。
图二五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的圆环形嵌铁鎏金饰件 乌尔泽藏品里有一对长方形兽面纹金饰(图二六)，长4.6厘米，宽3厘米，重41克[52]。
图二六 乌尔泽收藏的一对长方形兽面纹金饰 尽管在已知秦人金器中找不到与它们非常接近的器物，但前文提到的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战国兽面金泡(图二三)，以及另一枚同地出土的方形兽面金泡(图二七)[53]，仿佛与它们有血缘关系。 比如环绕兽面的“C”形装饰、一对朝里卷曲的角，以及靠近下沿正中的眼睛和“丫”形鼻翼、细珍珠纹等都有相近之处。很有可能，乌尔泽所收藏的这一对兽面纹金饰也是春秋晚期的秦人工匠所作。
图二七 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方形兽面金泡 相比之下，乌尔泽藏品里的一件兽面纹金饰(图二八)[54]，则如同是凤翔马家庄一号宗庙遗址祭祀坑所出那枚战国兽面纹金泡的进一步精致和复杂化。
图二八 乌尔泽收藏的一件兽面纹金饰 长10.4厘米，宽7.8厘米，厚1.7厘米，重105克，其主体上下外侧都有“C”形的角或獠牙，由此形成四个卷曲凸出的尖勾。兽面眼睛安置于鼻翼两侧，由数个立体圈组成。鼻翼上方正中是一对朝外的漩涡纹。如同秦人这个时期制作的许多兽面纹金饰，下缘都有一个蛇状的凸出物。 不同的是，这件兽面纹金饰整体的设计更为繁复，许多条扭曲盘旋交织的蟠龙被增加到这个复杂的构图中:上部左右外侧，突起的“C”形角下，各有一个正面浮现朝里的龙头;围绕着眼睛，左右各有一个头朝内的侧面龙，同样形象的龙出现在下部左右獠牙附近，这次头却朝外。上缘正中是一个新添的正面鸟头状设计。“C”形纹遍布各处，其他如绳纹和细珍珠纹，以及龙体上双排的连珠纹，这些都是春秋到战国时期秦人金器设计中常见的纹饰。 本器物曾由位于牛津的考古及艺术史研究实验室(The Research Laboratory for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in Oxford)作过热释光测试(No.581n3)，证实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55]。
图二九 乌尔泽收藏的一件蟠龙纹金饰
图三〇 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龙形金带扣 乌尔泽藏品里的另一件蟠龙纹金饰(图二九)[56]，造型则更为复杂。长7.1厘米，宽6.6厘米，厚2厘米，重134克，在小小的空间里，蟠龙扭曲盘绕、难分首尾。可以跟它比较并用作参照物的春秋晚期龙形金带扣，有现藏凤翔县博物馆、1979年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龙形金带扣(长4.1厘米，宽3.4厘米，重77克)(图三〇)[57]，以及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院、1980年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出土的龙形铜带扣(长5.8厘米，宽4.8厘米，S1马头附近出土)(图三一)[58]。
图三一 凤翔西村战国秦墓车马坑出土的龙形铜带扣 值得注意的是蟠龙躯体正中起脊，脊两侧各有一排对称的细颗粒纹，这个特点在这3件器物，以及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金饰上都能见到。这几件金饰金带扣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错综盘绕的龙 上都可以见到紧抓身体的龙爪。此外，龙头上一对“C”形的龙角，尖部翘起，“C”形部位中间填满细颗粒纹，这种造型也是秦人这个时期金饰的一大特点。除了圆雕的“C”形角，乌尔泽收藏品的龙头部还有一种浮雕的心形角(或耳)，也与益门村所出金鸳鸯头顶上的设计相同。 在中原地区，带扣在起初几乎全都是用于马具，无论在墓葬中和车马坑中，带扣一般都与马具共存[59]。年代最早的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大部分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人们用在服饰上起扣结作用的主要是带钩。上述乌尔泽收藏的秦式金器，除带钩外，大多数是用作马具，起装饰作用。《诗经·秦风·小戎》，前人有说是“美襄公”(毛诗小序)，因襄公备兵甲，以讨西戎，由此“矜其车甲”。诗中渲染其车驾，极尽华丽，比如“龙盾之合，鋈以觼軜”是说其龙盾牌光华璀璨，绳与环鋈金光灿烂;而“俴驷孔群，厹矛鋈錞”，指的是四马披挂着薄薄的金甲，三棱矛戟柄上闪烁着错金光芒。从近年来出土的秦人金马饰来看，再辅助以如乌尔泽藏品之类的散落海外的秦式金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是秦人金马饰的繁荣期，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极盛。而《诗经·秦风·小戎》如果真的是“美襄公”，其华丽的描述也并非虚言。 三. 兵器饰物 春秋以来，金银用作礼仪性兵器装饰成为风尚。由于金质柔软，所以多作为附件和装饰。最常见的是用作青铜或铁剑上的金柄或金首;或者是镶嵌在戈镦上形成纹饰，也有用在矛柄上起装饰作用。在秦地，最常见的是嵌在青铜刀或铁刀的柄尾作为环首。
图三二 乌尔泽收藏的一件金环首铜刀 乌尔泽藏品里有一件金环首铜刀(图三二)，刀已腐朽，只留下残把和金环首，长6.3厘米，宽2.6厘米，厚1厘米，重30克[60]。同样形式的金首铜(铁)刀在秦地有多处发现，最早的首推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的4件金环首铜刀和13件金环首铁刀(图三三)。
图三三 益门村二号墓出的金环首铁刀 尽管大小有别，但形制基本相同，刀身、柄，刃部呈弧形，收成尖峰;椭圆形金质环首，与直长柄衔接处作方形，有方形榫孔，同柄末端卯合[61]。乌尔泽所藏大致上也是一件出自秦地的春秋晚期金环首铜刀残件。
图三四 乌尔泽收藏的一件铜刀金方首 乌尔泽藏品里还有一件铜刃金方首，刀已腐朽，只留下残柄和金方首(图三四)，长3.6厘米，宽3.2厘米，厚1.1厘米，重40克[62]。金首由镂空的浮雕状蟠虺纹组成。它们互相绞纠缠绕，虺身布满表示眼睛的圆点和“乙”字勾形，想必原来都镶嵌有料珠和绿松石。 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两件金方首铁刀为乌尔泽所藏的这件铜刃金方首提供了参照物[63]。它们都是由镂空蟠虺纹组成，金首有长方形榫孔，与柄末端卯合。然而从工艺设计的角度看，乌尔泽所藏铜刃金方首更接近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3件金柄铁剑。
图三五 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金柄铁剑 (M2 ∶ 1) 尤其是标本M2∶1(图三五)[64]，也是蟠虺相缠，其中点缀着表示鳞甲的密点和“乙”字形绿松石装饰，精致异常。李学勤先生曾总结，“益门村2号墓金器，还有一些是与M2∶1金柄铁剑作风相同的。如金方首铁刀、金带钩、金带扣、金方泡等，花纹不尽一样，然而都呈浮雕状，饰以圈点形孔、密点、羽翼等，同于铁剑的纹饰”[65]。乌尔泽所藏正是这样一件与M2∶1作风相同的春秋晚期铜刃金方首。 小结 本文的讨论只是基于笔者对乌尔泽收藏的这批金银器的初步观察。要真正确认它们的属性、甚至真伪，还需要其他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乃至辅助以科学的检测手段。不过随着更多实物材料的出土和海内外藏家藏品的公布，我们会更进一步地坚信，秦人从春秋时期开始对金器的欣赏和使用，的确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广泛和深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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