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是黄河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之所以著名，原因有四：一是危害大，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由北注渤海改为“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史记·河渠书》），淹没一十六郡。二是历时长，从决口到最后堵塞成功历经二十余年。三是堵塞工程浩大，前后两次堵塞，每次动用人力都在数万人。四是事件影响大，汉武帝亲临堵口现场指挥，并赋著名的《瓠子之歌》，封建帝王亲临黄河决口堵塞工程一线者，他是第一位且是唯一的一位。 “河决瓠子”这一事件，《史记·河渠书》和较晚的《汉书·沟洫志》 都有文字基本相同的记载。可惜的是，《史记》和《汉书》都没有具体说明“瓠子”在什么地方。因为河南滑县古有瓠子堤，河南濮阳县古有瓠子河，遂使后世关于“河决瓠子”的具体地点出现了“滑县说”与“濮 阳说”两种说法，且“濮阳说”渐占上风。现今权威辞书《辞海》《辞源》 等都把“河决瓠子”的具体地点归于濮阳瓠子河。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历史误会，本文欲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从《汉书》颜师古注解看“瓠子河决”在东郡白马（滑县）地处豫北的滑县，旧治滑台城（今滑县城关镇），秦于此置白马县，隋置滑州，历唐、宋、元，至明初降滑州为滑县。古黄河即从滑台城下流过。滑台城与北岸大伾山下的黎阳古城（今浚县东）隔河相望，形成历史上有名的白马津。滑县瓠子堤，即古黄河右岸大堤，属古大金堤的一段，故又称“瓠子金堤”，至今仍有故迹可寻。 最早记载河决瓠子的《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固然都没有具体说明瓠子所在，但在《汉书·武帝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元封）二年……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 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颜师古注曰：“服䖍曰：'瓠子，堤名也， 在东郡白马。’苏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服虔所说瓠子堤所在地“东郡白马”，就是汉东郡白马县。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汉书考证》云:“《（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白马县，今滑县也。”所引苏林说的“濮阳”，即指濮阳县瓠子河。汉代濮阳县也是东郡属县，且为东郡治所，处于古黄河白马县的下游。 颜师古同时列出了服虔和苏林两人关于河决瓠子具体地点的不 同解释。服虔是东汉末年人，苏林是三国和曹魏时期的人，服虔早于苏林，学术成就和声望远高于苏林，且服虔家居黄河岸边的荥阳东北， 离瓠子堤所在的“东郡白马”近在咫尺，对“河决瓠子”这段掌故应比苏林更为熟悉，因此其说法可信度也就更大。 由堵塞瓠子决口时开挖的导流渠判断，河决地点只能在白马（滑县）《史记》《汉书》的记载，虽然都没有说明“瓠子”的具体地点， 但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河渠书》和《沟洫志》中都有这么一句话：“于是卒塞瓠子…….而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意思是说，在堵塞瓠子决口时，在河的北岸开挖了两条渠，引导河水北流，恢复了禹河的旧河道。据此即不难判断，河决瓠子必在滑县而不在濮阳县。 何以见得呢？ 所谓“禹河旧迹”，亦即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关于这条古河道的走向，《尚书·禹贡》有这样的记载：“导河积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则更详细：“道河自积石……及盟津、洛内，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 乃酾（shī，疏导分流）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于渤海。”“洛汭（内）”即洛水入河处，“大伾”即与滑县瓠子堤隔河对峙的浚县大伾山。原来在大禹治水时，为减缓河道坡度以减杀水势，由大伾山下向北开挖两条引渠，引黄河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比较清晰地指出了“禹河旧迹”所经：从浚县大伾山麓折而向北，经内黄、汤阴、安阳、 临漳、魏县、成安、肥乡、曲周、平乡、广宗，至巨鹿县，入大陆泽。这条“禹河旧迹”直到宋代还在，《宋史·河渠志》载：“惟禹故渎尚存， 在大伾、太行之间”。因此，滑县瓠子堤对岸的大伾山就是这次“瓠子河决”的最明显的地标。大伾山远在濮阳县上游百里之遥，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的落差，如果河决瓠子是在濮阳县，要从那里开挖引渠“复禹旧迹”，那是由低处导向高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从瓠子堤对岸的大伾山下开挖引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见，瓠子河决的位置就只能是滑县老城北面的瓠子堤，而不可能是下游百里之外的濮阳瓠子河。 “滑县说”的其他文献证据河决瓠子“滑县说”，除了上述史料之外，还有其他文献的记载。 《后汉书·王景传》：“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唐李贤注：“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 武帝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这里，李贤明确指出“瓠子河决”的地点是“滑州白马县”的“瓠子堤”。 《晋书·地理志》：“濮阳国，故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统县四： 濮阳、廪丘、白马、鄄城。”并在每县下面记载其境内的著名古迹。其中白马县下记载的古迹是“有瓠子堤。” 《晋书》之所以把瓠子堤列为白马县的著名古迹，无疑是因为这里发生过“河决瓠子”著名事件的缘故。而把这个事件归于滑县而非濮阳县，足见这在当时是个不争的问题。 《宋史·河渠志》在综述古代治河史时说到：“（河水）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 意思是说，黄河曾经两次由滑台城和大伾山之间因泛滥而回复大禹治水时的旧河道。以笔者所见，由滑台、大伾导河“复禹旧迹”的史料，如果不计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这 一次，则仅见唐宪宗元和八年的一次。《新唐书·薛平传》：“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所。平（薛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左裴弘㤗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正许之。乃……疏道二十里， 以酾水悍，……自是滑人无患。”这一次黄河也是从滑县瓠子堤决口， 危急时刻，义成军（治所在滑台城）节度使薛平派部下请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同意，开通了 “出黎阳西南”即大伾山下的禹河故道，以分减水势。而《宋史》所言黄河自滑台、大伾“复禹迹”，除了元和八年的这一次，就只能是汉武帝时“河决瓠子”那一次了。看来，《宋史·河渠志》是把“河决瓠子”地点认同于滑县瓠子堤的。 北宋所修《册府元龟·河渠》云:“（后晋高祖天福七年）三月己未，宋州节度史安彦威奏：到滑州修河堤时，以瓠子河涨溢，诏彦威督诸道军民自豕韦（即今滑县万古镇）之北筑堰数十里。”这里所言“瓠 子河”显然是指滑州瓠子堤所对应的那段黄河。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滑州》言：“瓠子堤在（滑）州西南，汉武所筑。” 明朝所修《河南通志·卷七》载：“瓠子堤在滑县城西南三里，汉武帝时河决，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塞之。帝因封禅还，自临河，致祭沉白马玉璧，令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河。东郡薪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功成，筑宫于上，名曰宣房。”又载：“宣房宫，在滑县北 苗固堤上，汉武帝塞瓠子堤，筑宫。” 至于《滑县志》中关于河决瓠子在滑县的有关记载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除史志记载之外，历代文学作品也多有记述：唐代著名诗人高适曾隐居今滑县西边的鹤壁市一带，常从淇河乘舟过黄河到滑州，有《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记其所见所感，其第十首即写他过黄河到滑州瓠子堤、宣防宫凭吊的感慨：“···激潏陵堤防，东郡多悲辛。天子忽惊悼，从官皆负薪。畚筑岂无谋，祈祷如有神。宣房今安在，高岸空嶙峋。”唐宋时期，“东郡”是专指滑州的。 北宋学者、文学家刘跂在《宣防宫赋》中写道：“余以事抵白马（滑县），客道汉瓠子事，感其语，故赋。元封天子既干封，临决河，沈璧及马，慷慨悲歌。河塞，筑宣防之宫。” 元末明初人刘三吾（入明为翰林学士）《白云茅屋赋》云：“大名滑邑……西南三里即瓠子堤，宣房宫在焉，北去大伾半舍余。”说明当 时还有一座宣房宫（或者仅是遗址）在，其位置在“北去大伾半舍余”， 即大伾山南约十五里（古时三十里为一舍）的地方，正当今滑县老县城附近。 历代诗人在滑县留下歌咏“河决瓠子”事件和遗迹的诗词甚多，仅笔者收集到的，就有著名诗人和学者如高适、欧阳修、刘敞、傅若金、李梦阳、谢榛、张佳胤等人的这类诗词三十多首，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待续) (按:此文原载于2019年3月12日《中国水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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