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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永坤，史国强 （1.濮阳市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河南 濮阳 457000； 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堤决口，水淹16郡，方圆千里一片泽国，水灾泛滥23年之久，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直到汉武帝东巡泰山归来，发现水灾异常严重，为害极大，才决心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趁着天气干旱、雨水近无的有利时机，派将士10万余人堵塞决口，使“此后直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80多年中瓠子一带再未发生黄河决口灾害，梁楚之地民众终于得以安居乐业”[1]17。汉武帝亲率10万之众，命令将军以下皆负土荷薪，堵塞瓠子决口，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黄河治理的一道分界线”[2]。“河决瓠子”是黄河下游地区最早、最大的一次水患，也是治黄史和黄河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本文综合文献记载及实地考察分析，认为“河决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境内西南焦二寨、后寨、土垒头一带，并确指其地望所在。 考“瓠”字，甲骨卜辞中未见，最早见于《诗经·小雅·瓠叶》，其中有“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句，意思是把随风飘动的瓠子瓜叶采摘下来，烹制成菜肴。此处的“亨”字即“烹”字，二字通用，《史记·淮阴侯列传》有“狡兔死，猎狗亨”句，其意甚明。瓠子是一种瓜蔬类植物，濮阳地方俗称瓠子、瓠芦、瓠瓜。瓠子瓜作为一种菜蔬，其种植历史悠久，中心区域在东周卫国都城帝丘一带，至迟在春秋时期，濮阳一带就有广泛种植和食用瓠子的习俗了。至今，濮阳民间仍世代因袭称其为瓠芦、瓠瓜、瓠子等。瓠子果期长，成果量大，食用广泛，繁衍种植用瓠瓜籽粒点种，非常方便。 公元前497年冬，孔子离开鲁国，自郓邑入卫，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居卫十年”，在今濮阳一带广泛搜集民间歌谣，韦编三绝，成书《诗经》，采于卫国地方的作品被称为《卫风》，其中《硕人》篇就有“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句。这里的“瓠犀”，说的即是瓠瓜的籽儿。瓠瓜籽儿洁白如齿，晶莹似玉。如今濮阳民间称女人漂亮的眼眉叫蛾眉，称洁白整齐的牙齿“跟瓜籽儿一样”，就是指的瓠瓜籽。这一比喻源于古老的习俗，春秋时期已经广为流传，一直延续至今。濮阳种植瓠子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据光绪《开州志·物产》记载，濮阳一带自古种植的“菜蔬有芹、芥、葱、韭……瓠”[3]188等。 濮阳一带古来有用瓠子浑圆突兀的形象为堤防、山川命名的习惯。濮阳东有瓠子山，亦名瓠山，在今山东境内，与濮阳毗邻。《汉书》颜师古注：“报山，山名也，古作瓠字，为其形似瓠耳。”[4]2083瓠子堤的命名或与此类似，且濮阳地方自古就广泛流布有瓠子河、瓠子堤的传说故事。 瓠子一词专指河流、堤防初见于《史记·河渠书》，如：“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5]178。《汉书·沟洫志》与《史记·河渠书》所述大体相同。 后人对于上述两书有关“河决瓠子”的注释，大都说在东郡濮阳、濮阳县，或濮阳县西南，只有东汉时人服虔、苏林的注文稍有不同。《汉书》服虔注曰：“瓠子，堤名也，在东郡白马。”苏林曰：“瓠子河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6]193此处，服虔所说的白马和苏林所说的濮阳，都是汉东郡属县，两县壤土相交，都曾经有所迁徙，当时，东郡治所的所在地即在今濮阳县。 服虔和苏林都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初期。服虔是荥阳（今郑州西）人，卒于汉献帝建安初年； 苏林所注是瓠子河、瓠子堤在濮阳的最早文献，当时没有瓠子在滑县或其他地方的说法。瓠子河一名，最早见于《汉书》苏林注，后来《水经注》亦有记载，大意与苏林所云相同。 瓠子堤是沿着瓠子河修筑的。自古以来，通常都有以河名作为堤名的通例，即沿着什么河岸修筑的堤防就叫什么堤。如：卫河两岸的堤叫卫河堤，漳河两岸的堤叫漳河堤等，不一而足。如是，大河（汉武帝后不久称黄河）两岸的大堤理应称为大河堤（黄河堤），瓠子河岸的堤理应叫瓠子堤。泱泱大河（黄河）岸边的堤防为何取名瓠子堤？这应是因为其地有瓠子这个地名。 作为地名，瓠子在何处？ 汉魏以来，在众多的古文献、地方志乘及不少学人的著述中，大都把瓠子、“河决瓠子”事件与濮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条西汉元光年间“河决瓠子”发生在濮阳的证据链。这其中不断交叉出现四个名词，即瓠子河、瓠子堤、瓠子口和宣房宫。瓠子口即瓠子河决口。瓠子堤，最早出自《汉书·沟洫志》注：“瓠子，堤名也。”[5]161至于瓠子堤的位置，因为它是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长堤，绵延百余里，所以在河南滑县、濮阳，山东鄄城、郓城等志乘上都有记述。由此可知，瓠子堤内的瓠子河亦应蜿蜒绵长，贯穿几个县域。但是，就河决瓠子、汉武帝塞决口事件发生在濮阳境内的看法，是诸多记述中的主流观点，歧见鲜有，就连对河决瓠子持异议者也承认这一史实。 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说宣房宫“在（开州）城西南十七里瓠子堤上。汉武帝元封初塞决口，筑宣房宫于其上，即此”[7]733。清《开州志·卷一》：“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濮阳瓠子，为（开）州水患之始。”[3]9 瓠子河的说法首见于《水经注》：“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北魏郦道元注：“（濮阳）县北十里即瓠子河口也。”[8]844此二说与东汉末建安学者苏林所说“鄄城以南，濮阳以北为瓠子河，广百步，深五丈”同。北宋《寰宇记》记载稍异，说：“瓠子口在濮阳县西南十七里，河津是也。”[3]12对于宣房宫、瓠子口、黑龙潭的具体描述，首推明代《开州琅琊王氏族谱》①，据其中“永思第五”记载，王氏“祖坟，在土垒头村，左右宣房宫之原也。面列複岭，背负崇岗，南稍西岭下有渊，澄碧百仞，名黑龙潭，是为瓠子口。重岗之后，浩浩砂碛，黄河故道……” 按说，一个秉持礼仪孝道的封建官吏是不会把自己祖先坟墓四周的景物记错的。明《开州琅琊王氏族谱》所说的瓠子口、宣房宫、黑龙潭、黄河故道都在同一地方，就是在濮阳西南后寨、土垒头一带，也正是古籍记载中的“河决瓠子”之处。 瓠子河在王景治河以后，逐渐干涸淤积，慢慢就没有水流了，“永平十二年，诏王景修治，景防遏冲要，疏决壅积，瓠子之水绝而不通”[7]731，仅剩下瓠子遗迹，而地名延续下来，称为瓠子故渠、瓠子口或瓠子堤和瓠子堰等。 《读史方舆纪要》开州条载：“瓠子故渠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塞之，不成。元封元年，封禅还，自临决河，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房。《水经注》：濮阳北十里即瓠（子）河口，亦谓之瓠子堰，又为宣房堰。平帝以后，河水东浸，日月弥广。”[7]731文中说瓠子口有宣房宫，也称为宣房堰，其地在开州（濮阳）境内西南不远。 既然宣房宫建在瓠子堤上，二者必在一处。清咸丰《大名府志·卷之五》载：“宣房宫，在开州西南十七里瓠子堤上。汉武帝塞瓠子河，筑宫其上，一作宣防。”[9]253光绪《开州志·古迹》也引旧志所载，说宣房宫“在州西十七里瓠子堤上”。 又，明《正德大名府志》记载更为详细：“瓠子口，在（开）州西南二十五里，里名新惠。汉武帝元光元年河决濮阳瓠子，经钜野通淮泗，泛十六郡……”[10]19考今濮阳西25里有新习镇，原名新惠，古称新惠里。新习镇南焦二寨一带也确有瓠子决口遗迹，坊间关于瓠子堤的传说广为流传，并且在决口处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黑龙潭，一名龙潭。据说，黑龙潭是西汉元光中河决瓠子留下的黄河冲击口，汉武帝亲临堵塞决口就在此处。《大名府志》载：“龙潭，在（开）州西南新惠里，周回十顷有余，其水渊深，四时不竭，几亢旱祷辄应，即宣防之所。”[10]14咸丰《大名府志·卷之五》载：“黑龙潭，在开州西南，即瓠子河口。深不可测，虽大旱不竭。土人称为龙湫。”清《开州志·山川》引旧志所载与上述大同，称“黑龙潭，在州西南”，“瓠子河口大旱不竭，俗称'龙湫’”。“龙湫烟雨”为明清时期濮阳的“八大景”之一。 按古籍志乘，濮阳、滑县皆有瓠子堤，可知瓠子堤很长，绝非专指某一处的短短一段。据明《正德大名府志》，瓠子堤在“开州西十七里”，同时也说瓠子堤“在（滑县城）西南三里”。可知瓠子堤从滑县连接濮阳，绵亘东去，是一条百里长堤。值得注意的是，明《大名府志》滑县条没有滑县瓠子堤上曾建有宣房宫的记载，而清楚记载元朝时滑县人宋寿卿曾经在瓠子堤上建有亭台，他的儿子宋讷扩大了范围，建有房舍，取名“白云茅屋”，在滑县瓠子堤条下记载：“元宋忠肃公尝构西亭堤上，其子讷更筑白云茅屋。”相反，在记述濮阳西南瓠子堤时，则明载其上建有宣房宫。 撮而述之，“河决瓠子”决口处在濮阳西南，其处有宣房宫。至于瓠子河“在县北”之说，应是因为濮阳故城曾经迁徙。此后，大凡论此，皆众口一词，说瓠子决口在濮阳，没有争议。其地望方位，也一致说在濮阳县城西南，虽有17里、20里、25里的差异，但瓠子决口处在今濮阳西南无一歧见。 对于西汉元光中“河决瓠子”的地望，多少年来不断有人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北宋以后，可谓代不乏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77年6—7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邹逸麟等先生为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历史地理的研究，亲自在郑州、荥阳、安阳、滑县、濮阳、大名、邯郸等地对黄河古道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谭其骧、邹逸麟先生一行的黄河古道考察，由邹逸麟先生执笔，写了《古黄河道考察日记》。邹先生去世后，由其子、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先生整理，发表于《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文前编者按说：“这份日记对于见证谭先生一行对黄河古道的考察，了解历史地理学者如何增加各自对黄河变迁的感性认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1]139 《古黄河道考察日记》说：“6月20日（周一）上午10时至濮阳……宣防宫在刘堤口西南，焦二寨西黑龙潭边上。濮阳县志说在西南二十五里……”[11]146-147“6月22日（周三）上午八时由文化馆宋立凯、师范王子南、某中苏某、廖某（新华书店）去城南访古（谭先生因腹泻未去）。南出城即见一高地，为旧城墙……西南经别驾，西有一大片低洼地，由别驾往西南，地势微有起伏。新习公社以南地势高低不平。又西南，至焦二寨西南有一大片洼地，为黑龙潭，潭下挖深二树梢深处仍是沙。焦二寨内水苦，寨外水不苦，地下无法打井，皆为流井。今已挖河排水，故尚无水，否则雨季积水一大片。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才长了大片芦苇。黑龙潭此边上有土山咀，当地人称大王庙，传说为武帝沉璧处，西南还有一土山咀，传说宣房宫处，土山咀东西似过去连成一带，山崖有静水痕迹。”[11]148按此，谭、邹先生根据实地考察，也认为西汉时期“河决瓠子”地望在濮阳，其地古遗迹尚存。 1995年初，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了黄河博物馆提出的分期调查黄河故道水利文物的建议，组成以老专家为指导，由黄河博物馆、黄河档案馆和《黄河志》总编室为主要参加单位，以刘椿萱为组长的“黄河故道水利文物考察组”，于当年12月4日至8日在豫北以濮阳为重点，对浚县、滑县、濮阳地方开展了较详细的综合考察。当时，笔者与濮阳市博物馆的朱振鹏先生曾协助调查。 调查组查阅了大量古籍文献，掌握了必要的基本资料。对以瓠子堤、宣房宫遗迹为标志的河决瓠子处进行了重点考察。此前，我们也曾广泛查阅资料，发现地方史志有很多珍贵资料。地方史志编纂单位作为当地政府专业机构，对地方实际情况熟悉，地方史志具有一定的参考线索和佐证价值。 清咸丰《大名府志》记载：“瓠子河故道在开州，”“汉元光中河决瓠子，……帝亲临塞之，筑宫其上，曰宣房宫。”“宣房宫，在开州西南十七里瓠子堤上。汉武帝塞瓠子河，筑宫其上，一作宣防。”《濮阳县志》对此记载更为详尽，说汉武帝率众堵塞瓠子决口，功成以后在瓠子堤上建宣房宫，“遗址位于县城西南28华里处，在后寨（焦二寨）村北地。遗址西侧有瓠子堤遗迹，南面是黑龙潭”[12]415。 考察组在今濮阳西南沿古堤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对焦二寨、卢寨、前后马寨、土垒头、李陵平、马陵平、刘堤口、火厢头等村庄有关黄河的遗迹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于1997年8月编写成《河南故道文物重点考察报告》[13]（以下简称《考察报告》），形成统一意见。现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西汉瓠子堤决口：发生于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月，'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书·沟洫志》）。当年堵合未成，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才予堵合。汉武帝作《瓠子歌》称颂，并在瓠子口上筑宫，名宣房宫。此为汉代堵口的一件大事。经多方考证，瓠子口位置大致在今濮阳市西南刘堤口、宋堤口、火厢头一带，这里的大堤至今保存较完整，刘堤口村西还有潭坑一处，当地人称黄龙潭，有说即为当时决口遗留下的。”[13] 《考察报告》在“对现存黄河水利文物古迹保护的意见”中说：“西汉濮阳瓠子堤，即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瓠子决口之堤。瓠子决口，'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史记·河渠书》）； 前文已述，瓠子堤绵亘百里，从滑县境入濮阳，从卢寨、后寨北、土垒头南东去，经李陵平、刘堤口、宋堤口、火厢头而东北，迤逦数十里，有的地方还有大堤留存。《考察报告》说现存大堤“属汉瓠子堤的一部分。该段大堤基本相连，断面宽60米左右，背河高5—6米。临河侧1.5米左右”[13]。由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可知，西汉元光中的“河决瓠子”事件非常重大，以致水淹16郡百余个县，方圆千里一片洪泽，历经23年一直是黄水滔滔，虽曾勠力堵塞，但没有成功，直到汉武帝东巡归来，才下决心堵塞瓠子决口，10万人一齐上阵，可见决口之大，三五里的场面如何容得下10万之众？决口必然大得惊人。经国家黄河委员会专家考察组现场调查，认定西汉元光中“河决瓠子”就在今濮阳西南，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已知“刘堤口、宋堤口、火厢头一带，这里的大堤至今保存较完整”，“刘堤口至宋堤口今有故堤遗存，人称金堤，也叫汉堤。堤高6米，临背悬差3—4米。故堤形体高大，保护得比较好，村庄沿堤而建，蜿蜒数里”[13]。既然这些地方汉堤至今尚存，就不可能是当年瓠子决口之处，而真正元光中“河决于瓠子”的地方应在其西南焦二寨、后寨、土垒头地方。那里汉堤已毁，地势明显低洼，清末民初还有水“深不可测，虽大旱不竭”的湖塘，人们称之为黑龙潭，传为黄河决口所致。人们在耕种劳作之时，不断发现堵塞决口用的木桩（楗）、河工石、柴草、竹竿等。后寨村北至今还遗留一高大土堆，地方百姓称为“冢子圪垯”。考察组分析，这可能是堵决口时的圈堤遗迹。 当代知名学者对“河决瓠子”发生在濮阳境内也有共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著《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出版）一书“瓠子堵口”一节中说：“西汉开始，黄河的水灾日益严重……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向东南至今山东鄄城县南冲出了一条新河，流入巨野泽，然后夺泗水入淮。”[14]274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袁广阔教授在《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一文中说：“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瓠子（今濮阳西南），河患历20余年不息。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亲至瓠子，命从官督卒数万人筑塞决口，才使其复禹之故迹。”[15]135郑州大学李民教授在《试探汉代黄河的一次大决口及其治理》一文中说：“黄河的水患由来已久，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瓠子大决口。”他在瓠子后加注“今河南濮阳境内”[15]91。江苏师范大学姜明会在《再论汉武帝瓠子河决治理》一文中说：汉武帝元光三年“五月，黄河在濮阳境内的瓠子决口改道”[16]81。三位学者都坚持河决瓠子的地方在今濮阳县西南。 其他论述多多，于此不再一一述及。 西汉元光年间“河决瓠子”，汉武帝率众堵决口，司马迁也曾参与其中“伐薪负沙”，其地址就在今濮阳县境内西南焦二寨、土垒头一带，应无大错。这一事件在中国黄河史上的影响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研究黄河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至关重要。在黄河文化史上，汉武帝亲自率众在濮阳堵塞瓠子决口，彰显了深刻的社会历史价值，可以窥见西汉时期黄河下游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变化，对于研究探索集中社会力量治理灾害，促进水利发展，探讨黄河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与借鉴作用。 一是汉武帝排除干扰，倾国家财政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堵塞瓠子决口，显示了一代君王的博大胸怀。他“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可见其雄才大略。他继承了大禹治水时“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思路，为实现“尽力乎沟洫”的治水目的，使集体力量得到充分体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铁质工具在农耕生产中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在10万官兵庶民集中在濮阳堵塞瓠子决口的大会战中广泛运用，为工程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为堵塞瓠子河决，汉武帝除了动员官兵、百姓参与大会战之外，还使用了当时所有可资利用的各种物质资源，当时为了集中柴草，曾导致濮阳地方百姓一度几乎缺柴断炊，但民心思定，为了长治久安，黎民百姓拥护汉武帝堵塞决口的壮举。为堵塞决口，汉武帝还命令“斩淇园之竹木塞决河”，“塞瓠子决河，下淇园之竹以为楗”[5]161，就近取材，竹子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利用竹子堵塞瓠子决口，还涉及竹木砍伐、加工整理、制作竹楗等工艺环节与技术措施，这与近代水利工程已经近似，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汉武帝吸取了此前“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治河失败的教训，重新进行技术论证和工程设计，有计划地实施堵塞决口工程。他指挥堵塞了黄河南岸决口，还“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使堵塞瓠子决口成为当时一项集“堵塞决口和疏通河道”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开中国水利史上的先河。濮阳堵塞瓠子决口工程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意义重大。 三是在治河技术方面，堵塞瓠子决口时一定运用了工程测量、设计、施工、取材等多项关键技术措施，还使用了绳索串连钻孔河工石、竹笼装石块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方法。其中既有前代治河技术的继承，又有在濮阳因地制宜的创新。这是汉武帝率领众多官民在濮阳实施和取得的重大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 西汉元光中濮阳堵塞瓠子决口的成功，标志着传统科学技术对于黄河治理的有效作用，显示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中央集权体制对黄河治理的重要成就和广大将士、官民坚韧不拔、不懈奋战的精神与辉煌功业。汉武帝在濮阳成功堵塞瓠子决口的历史事实说明，强大的国家力量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和方法，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任何灾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注释： ①《开州琅琊王氏族谱》为传世手写本，现藏濮阳市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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