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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众号的个人色彩逐渐下降，所以虽然对自己有那种论据深厚、逻辑清晰且情理兼备的期待，但还是允许自己多跟大家“聊聊天”。 之前半年一直有种只在量变没有质变的感觉，不过自五月开始慢慢在酝酿一种质变的感觉。回望上半年的一些言行，觉得确实有些把东西说得一套一套的倾向，而现在又有了些返璞归真的味道，大抵是可以确认自己又稍微上了个台阶。 套用playback这个词的本意来说，之前的“演出”（某种表现和自我呈现）就只是“回放”了以往的片段。只是说演得更为精炼、更为精彩。某种程度上也是借由回望自己有了些认识和提问，可以说浅浅往前迈了一步，又或者是说，更坚实地踩在自己立足的这片小天地里。 上周五在私董会里聊了聊自己的方向问题，虽然最后重新锚定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也许还要reframe一下自己的问题，大抵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如何找到对自己方向的确定感，又或是如何与不确定感共处。 我其实对自己的大方向一直没有太多犹豫。高中的时候就确定了自己要往理解心理、历史和社会的方向走，因为进入社会工作专业所以不止满足于认识世界，而想要进一步改变社会。 当然起初在大的路径上有过一些不确定。最早对社区营造感兴趣，往后发现大多数社区营造太把社区抽离开大的脉络中。后来反倒觉得个人要更加实在一些，也在心理咨询与团体方法之间花了不少功夫。再后来其实对行动研究有了很大程度的认可，是因为认为行动研究有种循环往复在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间游走的复杂性。也有一些时间多少有些被过于神秘化的论述给带走，但行动研究到底说来其实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这个故事可以无限地复杂下去，但我最近喜欢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 我原先因为社会工作而投身到了社会改变的事业中去，但有蛮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社工里边看不到我期待的那种可能性。所以我像无数社工前辈那样，到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去找寻，在这些学科的边缘找到了那些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部分。但真的认真探索过后，会发现这些个部分真的很边缘，它们在这三个学科里都式微得紧。反倒是回到社工的土壤上以后，看见开着许多我想见到的花草。 当然这和我国的土壤贫瘠有一定的关系，让我看到的更多是歪瓜裂枣。尤其是之前身处福州也是相关资源稀缺，让我看不见那些其实近在眼前的资源。 讲来走了些弯路也不总是白走的。再往回几年，印着诸如“反歧视、反排斥社会工作”、“批判社会工作”和“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理论》一书没有出版；香港理工大学强调培养开展“反思性实践、行动研究和终身学习”（reflective practice, action research, and lifelong learning）的“实践者—研究者—教育者”（Practitioner-Researcher-Educator）的社会工作博士（Doctor of Social Work，DSW）也还没有招生。即便早几年能看到这些资讯，也未必有现在这般读得真切。 我的志业是支持行动者的发展，这便涉及到：以何种方式支持行动者的发展，支持哪些行动者的发展，以及如何算是行动者的发展。 我心目中好的行动者应该能够：开展反思性的实践，体认自我与社会，不拘泥于所谓“规范”的做法，在调动和转化各式各样的资源、障碍乃至创伤的过程中，以创造性的手段，扎根于具体的情境，回应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脉络，灵活地回应变化和不确定的现实，与同行者一起建构新的可能性。 把这段论述转化为行动研究的问题，大抵是这样的： 是怎样的生命历程领着我选择如今的道路？ 当下社会的那些困境会令我想要去冲破？ 当下社会为什么会需要我选择的道路？ 我选择的道路和所谓“主流”的道路有什么不同？ 我能够向“主流”的道路学到什么？ 我可以借用什么方法来走好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该如何才能面对社会的变化？ 什么样的人是我的同行者？ 我要怎么向其他人介绍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要如何迎接他人的到来，成为我们的道路？ 道路这个隐喻对我有什么帮助，又有什么限制？ 除了道路还可不可以有其它的隐喻？ …… 回到“如何找到对自己方向的确定感”和“如何与不确定感共处”这两个问题。之所以会想要重新框定“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的问题，我还是觉得这里预设的那种方向清晰的感觉太有强迫性的。 在框定这个问题时提醒到我的是一种“全情投入”或是一种承诺（commitment），也就是提醒我更多地接受感召、承担责任。但我并不打算拿走那个目标清晰、道路明确的意象，这里实在有太多未言明的现代性幻想。方向其实是一个不断锚定和修正的过程性存在。 所以对我来说，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踏踏实实地探索反思实践的道路，也不断和同行者分享自己的所学所得，就是作为彬华同学应该扮演的角色hh 作者：陈彬华 在探索自我和世界的路上，我们永远是同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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