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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川路为什么会成为先进文化的摇篮？（上） 中共四大纪念馆所在的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全长3.8公里。过去，这里不仅是著名的商业街，也是红色印记和海派风情交织辉映的文化街。而以四川北路为主轴、从今武进路至东江湾路方圆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即历史上所谓“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共四大遗址纪念碑，位于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源于上海租界的扩张。 1848年，美国牧师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向上海道台商请准许虹口为该国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1873年，美国领事熙华德（Seward）提议，“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原定起点划一直线到靶子场稍北处，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这条新的分界线即所谓“熙华德线”（Seward Line）。1893年，订立《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积扩充至10676亩。1899年，公共租界总面积扩至33503亩。伴随着租界扩张，北四川路自南向北不断延展。 至1920年代初，公共租界北区以北的北四川路周边，已形成一个由赫司克而路、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窦乐安路等10多条马路纵横交织的路网。赫司克而路即今天的中州路南段，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窦乐安路分别是如今的溧阳路、山阴路和多伦路。这里的道路、交通与租界相连相通，公共建筑、市政设施与租界相同或相近，甚至连许多道路街巷的名称，都用外国人名字命名。 这块华洋交错、亦中亦西的地方，就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尽管地处租界之外，但就热闹繁华的程度而言，这里丝毫不比租界差。 一是交通便利。1907年，外白渡桥重建，桥身改为钢桁架结构。第二年，1路有轨电车即由静安寺经外滩过外白渡桥再沿北四川路开往虹口公园。 二是房产火爆。随着北四川路越界向北延伸，一片片石库门、一条条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租界相比，越界筑路区的地价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是人口密集。随着市政道路、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北四川路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密度丝毫不亚于租界，人口来源和构成比其它地区更复杂。 四是商业繁荣。1896年，北四川路开设第一家洋服店。至1920年，北四川路已有茶食店40家、绸布店8家、五金店11家、南货店2家、水果店2家。 五是文化兴盛。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乍浦路创办中国第一座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至1930年代，上海的60余家影院，一半集中于北四川路一带。 “半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点，归结起来就是“半租界”。所谓“半租界”，就是这个地方既不完全归租界的工部局管，也不完全归华界的中国地方政府管。 1912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设立捕房。1927年，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上租赁新屋，将北四川路捕房更名为狄思威路捕房，所辖区域多为公共租界以北的界外筑路区。 叶圣陶一家于1927年搬进东横浜路（今横浜路）景云里。其子叶至善回忆当年情景：“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 越界筑路区不仅成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的薄弱环节，也成为中外各方势力角逐、“过招”的中间地带。
▲位于北四川路一带的奥迪安大戏院 北四川路为什么会成为先进文化的摇篮？（下） 在原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密集分布着50多处重要的旧址遗址。其中，既有中共四大、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党的重要机关办公场所。 回望这些历史事件，1925年1月在北四川路西侧淞沪铁路边一座石库门里召开的中共四大，尤其重要。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把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得成立一个支部”，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加快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这么重要的大会，为什么选择在北四川路周边召开？据会议亲历者、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当时对开会地点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半租界”特点，为大会的安全召开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许多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也把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当作乱世中的避难港湾。 1927年8月，茅盾从武汉回到上海，经好友叶圣陶帮助，住进叶家隔壁的景云里11号半，创作了轰动文坛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并第一次使用了笔名“茅盾”。 同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原本并未打算久留，短短5天后，便决定在三弟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租房寓居。直至逝世，鲁迅和家人一直定居在北四川路周边。 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进步文化策源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近代以来，北四川路及周边地区，集聚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教育机构，营造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打下基础。 二是街巷纵横、建筑密集的城市空间便利了革命活动的开展。北四川路周边的数十条马路、成百上千条弄堂，交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迷宫，进可攻，退可守，为革命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华洋交错、多头管理的社会环境保障了进步力量的安全。“半租界”的特殊环境，为中国共产党人、激进知识分子、进步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立足缝隙和生存空间。 四是舒适便利、优雅宜居的生活环境满足了物质精神的需求。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生活成本较低，不仅地价低廉，房租便宜，交通、饮食、购物都十分便捷，书店、影院、咖啡馆众多。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民族革命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过程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作为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成为必然。 END 文章来源： 文章来源：虹口区档案馆《往事》期刊（2018年贰号），作者：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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