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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作为罗斯文化的派生，与俄国历史有着斩不断的渊源。简而言之，就是不堪农奴制或者租税压迫的农人在掏出国境后，逐渐地放弃了农耕，而逐渐与把波洛伏齐人、库蛮人等等亚洲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相融合，而产生的“自由人”社群。 这些人脱离了既有的传统，在传统之外的空白中重新以没有束缚的方式生活，而生活的目的也很简单纯粹，纯粹到仅仅是为了“活着”——手无寸铁的流亡者，既没有任何在草原上活下去的技能，又不能回到“文明”的范畴内，因为自己出逃的目的就在于无法忍受“文明”带给自己的桎梏与压力。在这里一切都只能归零，无论以前打过多少粮食，家里有多少没来得及带出来的积蓄，这一切都变得苍白无力，因为传统的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了，一个自耕农是无法在游牧者横行的南方草原安心的耕作的，因为摆脱桎梏的另一面就是丧失安全，将一个人至于陌生、未知、劫掠与危险之中。可以说，哥萨克是最早一批感受到现代人压力与解脱中惶恐的人。 人性的丰富与冷酷都彰显其中——人的生存贯穿在一切叙述线中，无论是文明而压抑的传统，还是“解脱”狂欢后的荒芜，他们最后都要回归到“活着”这个朴素到简陋的命题上来。活着到底是追求一种“自由”，还是“获得”，无止无休的欲望使人永远找不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处境作为安详的原乡储藏灵魂——事实上人永远做不到，因为灵魂一旦安静了，那个能使它安静下来的空间绝对不是伊甸园，而是棺木。鲁迅说，让一个人永远活在桃花盛开的天堂，他是活不下去的。此非咄咄怪言，乃是人之本性。作为存在的人就像跳动的火苗一样，永远不可能一直动，或者一直停歇，而时而欢快、时而倦怠，潮汐一样的周而复始才是他们的宿命。所以他们的欢乐也就在这种变化之中存续，有时为了获得而奔命，有时为了自由而逃避。说不清哪一种状态才是人希望到达的原乡——因为正是这两种状态的转换给他们欢乐。
所以人的一种枷锁与其推诿给俗世琐事的任务多多，不如说是人自己喜于“疲于奔命”的旋转门，从中获得一种变化的快感，即便像马戏团里的猴子一样，从早上三颗栗子、晚上四颗变成早四颗、晚三颗他们就会高兴一样，这是存在本身的运动本性与相对静止的形式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原乡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新鲜、丰富构成的快乐依赖于不断地变换，纵使这种变换有害于他们的利益，也足以使他们对外物产生更大的关注与兴趣。人同样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所以为着维持自身的存续，他们也需要暂时的安歇，来恢复到足以使他们再次享受变动快感的程度上来。 人对理想状态的原乡的渴望与苦恼，注定是无解的——因为人渴望的是变的快感，而原乡是静谧的归宿，既想躺在床上又想叫床变成游乐场，就像在黑夜里要太阳一样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枷锁之一，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即便我们求得了一个脱离于旧世界的新环境，譬如贺知章找到唐玄宗要辞职当道士，李隆基赐了他“鉴湖一角”，又比如谢灵运大煞风景地跑到青山绿水中，搅得鸡飞狗跳而自己感觉良好的“访幽”，其实都还会厌。如无宗教式的寄托，人是待不了多长时日的。顶多像现在十一黄金周除去叽叽喳喳的游客一样，玩一玩，还是要回来的。待一天你会觉得黄山美，待一个月，即使给你饭吃，你也会不耐烦了，那些初见黄山时的惊为天工的美词就和你无关了，而是换做骂破石头等等的话了。这时候美景就成了监狱。 有人说那些大和尚、隐士不是也没有人陪，就自己可以待一辈子么？说理由的时候，总会和他们不是凡夫俗子挂上钩。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脑子空空如也就上山的么，显然不是。如果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凡夫俗子”之列，而凡夫俗子是肯定待不下去的。释道诸门，难道不是一个人么？每天的冥想，自然不是痴坐，而是思考悟道。这不就是他们和“道”的对话么？所以说，那些隐修的人，并不是孤身一人去深山老林的，恰恰相反，他们带着头脑中的师傅，去俗人不常去的地方，在这里和师傅清净地聊天，这个深山不是一个野生的监狱，而是一个没人打扰、方便师徒二人私聊的聊天框，像沙龙一样。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常人没有的怪癖或者社交恐惧症，只是他们想获得快感的方法和感官的享乐不太一样罢了。 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不是喜欢青山绿水，青山绿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水和石头、草木又不能吃。是青山绿水给他们在内心与神意之间一种全新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它是沟通混乱不清的俗世与清晰智慧的神意的渡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视觉的放松与感官的愉悦是次要的，形而上的联结，给阻塞心间疑惑带来茅塞顿开的舒畅与丰富感，才是修道中冥想的快感。养眼的目力的恩惠倒是无足紧要的，只像是神意对他们领会真谛后的奖赏一般。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游人而言，短驻几时是美事，而无法像僧侣一样久留仍不觉厌的原因。解决或者舒缓疲惫的方法不能仅仅求助于外物，根本的方法在于向内心的求索。 青山绿水是自我与高我沟通的媒介，而不是目的。倘若不明所以的人云亦云，去附庸风雅，实在是买椟还珠了。杯子即使是玉做的，喝下的也是水，而不是把杯子吞下去。山水是一种连接的催化剂，是对自己的原乡的发掘，而时时以充沛的电流接通自己的灯芯，使之葆有明亮的光晕，而不是仅仅为了简单的与不经思考就接受的社会的快感，就陷入“时尚”“时兴”的漩涡随波逐流——可以享受其中的快乐，但又要保有足够自知的清醒，使自身拥有“清醒的快感”。陶子给南山做了那么多广告，最后还是写了一句“心远地自偏”，这正是结庐在人境的有趣之处。 当一个人领悟了修隐的真谛时，他就不在乎修隐的场所了。王守仁也讲修行在世俗中就可做到，根本不必花大力气找名川峻岭，好风好水，那不是隐修，那是度假，谢灵运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坏的表率。因为既没必要，也不成功。自由的哥萨克人到了扎波罗热也还是人，他们的七情六欲、人的各种好恶秉性都仍然体现出来，自由就意味着不平衡的“活着”的状态，而这些自由带来的生活多元，必然导致不均衡的发展与贫富分化。这就是人的怪圈——想逃离一个怪圈，却仍然以既有的方式存在，那么怪圈就还会回归。与生俱来，无法抵抗。这是人的第二重枷锁——这仍然是无解的。 哥萨克虽然表现出一种野蛮与凶悍，而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逃避。他们从既有的范式中逃离，却又因自己无法改变自己而陷入新的怪圈，而这个怪圈恰恰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虽然他们不想这样做。为着生存与快感逃离一个传统的罗网，而在新的自由中又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快感而编织出新的罗网，这罗网其实与旧的并无多大差别。于是他们愤怒，愤怒其他亚洲游牧人抢饭碗，也愤怒自己逃脱了的罗网又一次降临在他们头上，而且是自投罗网；愤怒这种怪圈为什么世纪轮回，无法摆脱；愤怒人无力打败自己，也无法打败自己，因为人无法自我毁灭，这等于向枷锁认输；但他们却别无他法。凶悍与野蛮，只是无能为力的发泄，这不正是一种逃避么？ 哥萨克回到沙皇俄国，效命为沙俄四处征战的武卒，实际上就是他们自投罗网的戏剧的高潮与尾声。为什么说高潮即尾声呢？因为哥萨克最终活成了他们最讨厌的样子——逃离文明但压迫、束缚的俄国，去向野蛮但自由的顿巴斯、高加索和库班河草原，做“自由人”的初衷已经丧失了，无论他们的战功有多么辉煌、多么显著，他们作为哥萨克已经死了，而仅仅作为人而活着了——这场关于活着的突围已经失败了。哥萨克的没落不是从机关枪、坦克车等现代武器的问世开始的，而是从他们自愿被招安开始，他们就已经不是哥萨克了。他们的辉煌是高潮，而创造辉煌的条件就是他们作为哥萨克的社会性死亡。这就是以死换来的辉煌，就是以哥萨克的尾声庆祝的沙皇的辉煌。他们的投降是首先对自己作为人的宿命的投降，然后才是在精神上放弃“自由人”的标签，重回传统生活的对沙皇的投降。 哥萨克之所以悲壮，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同鞑靼人的厮杀，同恶劣生存环境中水土不服的殊死搏斗，而在于他们同自己做的不可能胜利的抵抗。看得见的罗网可以用远走他乡来实现，看不见的与生俱来的罗网却插翅难逃。这比为敌人的马刀杀死、被缺衣少食的饥荒饿死这种外在的毁灭更可怕，因为打家劫舍可以抢来粮食，改良骑术与锻炼武力可以打败敌人，而自己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而这也是没能与内心实现对话的哥萨克的悲哀。就像青山绿水，作为外物的刀与火永远不能解决人灵魂深处的困难与孤寂。这也是哥萨克注定失败的悲剧的原因。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欧人也喜欢《静静的顿河》。作品虽然没有描述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却凝聚了这个族群的生命与文化。 哥萨克作为文学形象之所以迷人，不在于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粗鲁与“豪迈”，而在于他们展现了人的命题最深沉的一层意义——无休止且无结果的轮回的抗争的悲剧。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米兰-昆德拉的众多作品，实际上都在写着同一个悲剧，而只是出场演员与剧场背景不同罢了。这与求诸宗教的客体崇拜到19世纪登峰造极的“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在二十世纪泡沫化在人文领域带来的精神危机深深契合。一战与二战仅仅是一种客观主义思潮的膨化外显，而真正的危机则在于心灵寄托阿喀琉斯式的失败，守护欧洲知识分子心灵满足与乐观主义的温泉关的陷落。哥萨克的死亡与西欧许许多多文化意义上英雄的堕落或死亡一样，都在震颤着20世纪欧洲文化的心脏，并且引发着一波比一波强烈的心跳，直到心肌梗死。诺亚方舟轰然沉沦，大逃亡的流浪，就像泰坦尼克号的丧钟一样，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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