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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代铁路兴起以来，晚清的中外讨论就络绎不绝。支持的观点众多，如郑观应在《杞忧生-易言》中主张，铁路能够促进物资交流、商品交换，增加国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富民”；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5,11页）认为在洋药（也就是南京条约后被合法化的进口鸦片）、洋货倾销情况下，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不力，又不能禁绝“洋药”，只能通过增强本国出口以遏制白银进一步外流的失衡状况。本国出口的“土货”众多在深山阻塞之地，难以外销；同时土货竞争力之所以不足，就是因为没有工业化的改造和运价的劣势。如果用“机器、化学”来“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而且能增大输出量，通过降低成本、减税等措施鼓励使中国土货“旺销”，推动农工商的全面发展，认为“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
郑观应提出的逻辑很简单，就是通过交换刺激财富的富集，从而提高购买力，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更多生产的投资出现，以此实现经济的增长。这就能够解释重商主义的局限性了——经济的发展并非是财富的物理空间转移，而将推动新需求的生成，并将这种需求的增长体现在购买力对新生产力的要求上。
在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的反对意见中就能看出这种重商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欧洲各国的国土相连，所以能够得“他国之利”，也就是把其他部分的财富转移到自己境内了，所以这个“国”能实现财富增长；但是大清国的各省面积大小相当于欧陆之“国”，所以大清国的财富总量不会改变。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在需求恒定状态下，这种“经济能量守恒”原则才会成立。需求并非是恒定的，一旦当前收入与一定时段内的收入预期呈现出稳定上升状态，这就会造成需求的稳定增长。正是这种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如果这种增长的模型受到重商主义的限制，在短期内会保证一定行业的增长，但是各个行业之间的交叉成本在保守垄断状态下回逐步恶化优势产业的成本，最终导致而为了保证这个优势产业或者政府希望扶持项目而压低其他成本构成产业的价格，使得这些产业的供应商为了保住价格而自行销毁商品，压缩产业规模，导致这一产业的经济衰退。科尔伯的重商主义片面发展工商业，又不想损失农业利益，这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而英国的农业保护政策则是在土地贵族衰落后才为新上台的工业资产阶级所废止，在此之前就严重损害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只不过工业資産階级处于上升期，所以没有像法国的农业那样搞消极抵抗。
想要突出发展某一些行业，取得“攻势”，就必然要退出一些“阵地”，商业上保护政策与自由政策不能玩一刀切，这样有进有退，才不会内卷而自相矛盾的失败。英国自由主义的商业政策同样如此——之所以在工业上也自由，那是因为工业本身就有绝对优势，不需要保护就自身带有竞争“攻击性”，在农业上自由守一下也就没事了，所以说任何长效的商业政策都不可能全攻或全守，必然是攻守相济的组合拳。W.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铁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了三点： a.降低运费，“加深了市场”； b.出口的先决条件，促进国内资本的合理配置； c.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铁路行业的发展与维护，构成了今天几乎所有工业的技术鼻祖。
其实a这一点就是对郑观应逻辑的浓缩。“加深了市场”说白了就是需求总增长，市场的效度或者说密度、质量的增长，使得市场收益率提高。第二点出口，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需求总增长在国际领域的体现。这里的购买方需求的总增长，其动力并不在于出口国，而在于进口国的内在需求总增长；而推动进出口的需求总增长中核心力量就是进口国的内在财富增长，而重要的辅助力量就是出口国的市场通达度，这就是“加深了市场”对于外贸的意义。
因为买方能够获得更多的卖方供应窗口，增加购买的概率。平汉路在内的铁路作用也在于此。第三条是分工论的表现，分工本身并不是一种平行的分裂，而是形式-内容的量变、质变的迁衍，是一种立体的“分层现象”，而这种行业的分化、分工，母体行业与子体行业之间的关系，一般就是子业对于母业摄取生长的资源从而得到发展，而之前我们所说的那种成本构成关系，其实就是凯恩斯的边际递减效应，而这种原则就是废除《谷物法》，展开自由贸易的基础。 郑观应与张之洞的综合开发就是在这种理念浸淫下形成的。但是他们忘了，英国形成这种综合开发体系并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因素；而清不一样，清的展开已经有西方工业作为背景了，而这时清如果不采取部分保护措施来保护工业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时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按照之前的攻守兼济的组合拳经济理念，清只能是原料的优势化产业位，而受到打击的只能是私营手工业。所以说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条件都不同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自然要适应本国实际，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灵活运用，经济上死板的套用自由主义不仅无用，而且会贻害无穷。铁路为中心的综合开发体系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相配套的顶层设计、战略保障，而这从30年代国内外一致的口诛笔伐与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吸血管”的愤怒比喻中就可见一斑。 台湾的张瑞德在《平汉路与华北经济发展（1905-1937）》绪论中就指出，张之洞式的乐观局面在30年代几乎不复再见。Ramon.H.Myers的分配理论、陈晖和当时在南京、上海活动的钱亦石、徐正学等人都对铁路在Hua产生的经济后果做了极负面的评论。这证明不仅zg对于帝国主义利用铁路经济侵略持批判意见，就是在国统区活跃的知识分子，对于铁路背后的帝国主义盘剥也持一种激烈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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